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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挂着8盏大红宫灯。这些宫灯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三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它们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成的杰作。
当时，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负责天安门下东西门以内开国大典会场的设计布置任务。他找到钟灵说，城楼上的设计布置方面如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找他，他有人、有物，要什么给什么，并说他那里有两位日本美术设计家肖野和森茂。
肖野那时40上下，森茂才30出头，两人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日本民族的血，但是日本民间保留着不少源于中国的文化，这使他们对中国并不陌生。
接受这一光荣任务后，两人激动得一夜没有休息好，他们感谢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发誓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可是怎么搞才能既体现民族风格又显示出浓重的节日气氛呢？
肖野和森茂两人首先想到了中国的宫灯。
在中国成语中有“张灯结彩”一词，其中的“灯”指的是大红灯笼。在中国民间习俗中，凡逢年过节，喜庆之日，必挂大红灯笼，以示喜庆。皇宫中的大红灯笼被称为“宫灯”。
所以，悬挂宫灯既符合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又能充分体现出开国大典浓重的喜庆气氛。
为提高工作效率，两位日本美术家的工作室，就开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乍看上去，这里显得忙碌而凌乱，各种数据、资料和图纸都汇聚、堆积在这里。
肖野和森茂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着，终于在一周后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连夜把这20幅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最后，周恩来看上其中的一张图案：在天安门城楼上的10根红色廊柱中间悬挂8只红色宫灯。
但他不同意在金水桥栏杆上扎彩色气球，认为这太杂，太乱，宫灯就可以突出喜庆气氛，也显得比较庄重、严肃。再者，若在大典进行中间气球因各种原因乒乓乱炸，岂不是大煞风景？
周恩来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末了，周恩来要求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楼上。
张致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下达的任务，这就是军令状。
然而，找谁去制作这8盏宫灯呢？
舞美队长苏凡这些天享受起了宣传部长的待遇，他坐着配给张致祥的小车，在整个城里满世界地跑。然而，一次次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人家一听说这么大的宫灯就惊惊咋咋的了，见都没见过，更甭提制作了。
时间飞快地流逝，眼看离这个期限只有10天时间了。
肖野见状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
一句话提醒了苏凡。他直奔故宫博物院。故宫的人一见这么大的尺寸直摇头。他马上请人去查清宫档案，看看有没有健在的老艺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档案室的工作人员还真找到了一位当年专门为皇宫扎宫灯的老艺人，他家就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按档案记载推算，此人已经七十出头了。
苏凡将设计图拿个老艺人看。
老艺人看看设计图，转转现场，平静地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没做过，让我做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们一定要答应。这8个大宫灯，只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做。如果在底下做，将来抬不上去。老人喘了一口气又说，我只要两个人，把我的徒弟找来就行。
随后老人叫苏凡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张致祥叫木工做了灯的圆托。肖野和森茂负责宫灯的装饰，他俩和大家一样，吃住在城楼上。
此后几天时间里，苏凡等人和老艺人师徒吃住在城楼上，整整干了三天，做成了8个巨大的宫灯。宫灯每个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
宣传部长张致祥关注着宫灯的制作进度，每天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看宫灯制作情况。周恩来要求开国大典前两天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的要求，眼看没法实现了。
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8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折腾了好一阵，还挂不起来。肖野建议把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这才挂好了宫灯。
经过无数人的共同努力，古老的天安门城楼又显露出她那庄严、典雅的恢宏气势，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准备与欢天喜地的人们一道，共同迎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