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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围剿”的革命队伍中，除了毛泽东、朱德这样的军事指挥家，还有像徐特立这样的教育家，他们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默默地为反“围剿”做着自己的贡献。
1930年，徐特立胜利地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祖国。他在上海隐蔽一个时期之后，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化装成商人，假道香港、潮汕、大浦，机警地穿过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重重封锁线，于当年12月30日到达赣南革命根据地。
当天苏区广大军民正在欢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活捉敌酋张辉瓒的伟大胜利。而在这里指挥这个震惊全国的战役者，是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时的学生、现已成为党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以及在南昌起义炮火中结识的战友、现已成为我军卓越的指挥者朱德。
在宁都小布赤坎，有一幢两层楼的民房，这便是红一军团的总部。在这里，徐特立见到毛泽东、朱德，见到了同是老教育家的董必武……新朋故旧喜相逢，说不出的亲切和激动。从此，他就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左权等住在这幢简朴的民房里，共同开创开天辟地的伟业。
当时，红军俘虏了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毛泽东和朱德就请徐特立去负责教育俘虏的工作。
徐特立深入俘虏兵之中，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便帮助他们认清个人和家庭受苦的社会根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强迫穷人打穷人的滔天罪行，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打仗的革命意义，使绝大多数的俘虏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在开始做俘虏兵教育工作的时候，由于人数多，徐老和工作人员缺乏经验，出了一些问题。
如开饭时，既不登记，任凭他们吃多吃少，也不规定数量；在途中转移时，请老百姓分散给俘虏煮饭，饭送来有先有后，结果吃食不匀，先吃者饱胀，后吃者挨饿，常常发生矛盾。一个俘虏兵建议：应该等老百姓把饭煮好后，同时拿出来，同时开餐，就可以克服这种吃食不匀的现象。
徐特立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很好，立即采纳他的建议，并让他去做这个工作。后来这个俘虏兵参加了红军，在长期战争中锻炼成了一个很好的干部。在接着进行的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徐特立主动要求参加战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打响的前两天，他随同朱德到山上察看地形，发现前面已经出现敌军，他拍着朱德的肩膀轻声地问：“老总，前边看到敌人了，为什么还不打？”
朱德回答说：“还远着，不能打！”又说，“远了我们一打，打垮他一部分，其他部分就跑了。要等到距离相当近才打，打垮这一部分，接连又打垮另一部分。但也不能等到太近了才打，那会使自己施展不开，还容易让敌人合围自己。所以远了不打，近了不打。小了一个团不值得打，打了解决不了问题；大了又打不下。所以小了不打，大了也不打……”
朱德的丰富作战经验，徐特立十分钦佩。在这次战争中，他跟随部队从赣江边上一直打到福建建宁。
1931年7月，继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又纠集3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们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杀气腾腾地闯入中央根据地。
毛泽东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并采用“敌进我也进”的打法，把敌人引进赣南根据地，然后待机破敌。
在盛夏三伏的酷热季节里，红军和白军平行地走着，只隔一天的路程。徐特立当时不了解毛泽东的作战意图，一边行军一边问：“泽东同志，敌人和我们平行着走，我们为什么不打？”
毛泽东风趣地说：“他们要打时不打，我们要打时才打。”接着，他向老师举了很多战例，讲解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方针。通过战争实践和毛泽东的帮助，徐特立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逐渐有了了解和研究。
这段经历对徐特立影响很大，直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他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时，还能生动地讲述关于游击战争的课程。
在反“围剿”时，徐特立除在红军中配合形势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外，还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于戎马倥偬之中开始他毕生喜爱的教育工作。
不过，现在进行的教育工作与过去有着本质的不同，而是一种为工农兵服务的新型的人民教育工作。为了使广大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干部认清形势，了解敌情，提高斗志，红军总部在驻地举办了部队骨干训练班，通常又称随营学校。
这种随营学校是我军建军以来，指战员系统地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开始。学员有来自各军各部的干部和红军总部的通讯员、警卫员、勤务员等。
教学条件简陋异常，不仅无教室黑板，而且没有纸笔墨砚，教员上课以木炭代粉笔，以白墙壁代黑板，学员就用木棍作笔，沙盘作纸。
学习条件虽然极其简陋，但教员却闻名中外。政治教员毛泽东，军事教员朱德，语言教员徐特立，历史教员董必武，地理教员左权。
后来，这种随营学校逐步发展成为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军事院校，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
这时，徐特立还经常配合形势，为地方搞宣传，作报告，开展民运工作。他把自己过去在苏联学习时的所见所闻，同国内的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鼓励大家以苏联的工人、农民为榜样，为巩固和扩大苏区，壮大和发展红军，实现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努力奋斗。
1931年3月8日，各界劳动妇女在宁都黄陂三堂村召开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大会，徐特立在会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地向大家介绍了苏联妇女的生活和斗争。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党的前委决定让一些老同志不再随军行动，留在地方开展工作。
一天，毛泽东找徐特立谈话，提出为着革命需要，要发展苏区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毛泽东请他起草一个苏区的教育方案。
他遂深入到兴国和雩都等地，进行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个扫盲教育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扫盲办法。毛泽东赞成这个方案，并作了修改和补充。
徐特立还深入各区乡，指导和帮助组织识字委员会、分会和识字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学文化。参加识字小组的都不识字，就派一人去分会学习，学会了一些字以后，又回小组教其他的人。识字委员会主要是为分会培训教师。他还亲自在兴国办了一个90人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
1931年11月7日，来自全国的工农兵代表，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徐特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和瞿秋白一道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瞿秋白任部长，徐特立任副部长。但瞿秋白从1931年夏到1934年初一直在上海，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活动，苏区的教育工作，实际上由徐特立负责。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赣南地区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文化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当时，瑞金全县只有一所中学和两所小学，全部学生只有两三百人，大部分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农村中，90%以上的居民都是文盲。
1931年春，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当地又错误地处置了一部分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给方兴未艾的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困难。徐特立迎难而上，决心把他过去那种“历尽艰辛”的办学精神，在这里焕发出新的生机。
徐特立凭借他多年的经验，深知要普及人民教育，首先就要培训出一批人民教师。于是，他选定瑞金县城北一栋背靠池塘的两层旧民房作校舍，创办了师资训练班。
不久，这个师资班发展为列宁师范学校。他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努力，把农村中能识几个字的人都动员起来接受训练。因此第一期学员200余人，文化程度尚可。但以后几批都是从翻身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其中还有文盲，须从扫盲做起，教学更加困难。
这个师资训练班的全部教学工作由他一人承担，一切教材课本由他一人动手编写，一切课程由他一人讲授，一切问题由他一人负责处理。
他与学生同甘共苦，自己种菜、煮饭、摇铃、扫地，参加熬硝盐等。地方党委很重视他的事业和工作，特意派一个同志前来专管生活问题，以减轻他的负担。
徐特立学问渊博，知识丰富，文理各科均能讲授。但因年岁较大，湖南土音较重，且缺了门牙说话不大关风，上音乐课，教唱歌实在有点吃力，往往弄得满头大汗。
一次，他遇上昔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在红军学校、《红色中华报》工作的李伯钊同志，便对她说：“伯钊，我们列宁师范没有唱歌教员，你在这方面有专长，能兼任几个小时的课吗？”
李伯钊为徐老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出于对革命老前辈的尊重，满口答应了他的要求，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每周到列宁师范上两次课，帮助完成教学任务。列宁师范学校前后共培养了600多名教师，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区各乡创办列宁小学。
当时瑞金全县有140多个乡，每乡都有一所列宁小学。在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广泛发展列宁小学的同时，徐老还大力开展社会教育，成立扫盲协会、识字委员会，举办成人识字训练班、夜校等，普遍开展业余文化教育。
在徐特立的积极倡导和指导下，苏区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由列宁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教员担任扫盲任务。他发动广大群众互教互学，掀起了一个“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群众运动。这样，就挖掘了各种潜力，使扫盲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
徐特立很重视文化学习中的教材问题。他亲自组织和指导教材编写委员会，根据政治斗争和形势的发展，编写、审查、翻印和出版了大量的教材和识字课本。这些教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程度，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
从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个片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富人贵，穷人贱，穷人吃苦几千年。富人懒，穷人勤，穷人辛苦不堪闻。富人饱，穷人饥，穷人生活好惨凄。富人少，穷人多，及早觉悟学苏俄。苏俄穷人解放了，丰衣足食无折磨。
教材编出后，徐特立均一一过目，提出中肯的意见。他很重视教材的系统性，从易到难，由浅入深，密切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反对内容空洞的概念化和口号化。
在党和徐特立的直接领导下，苏区还办起了各种专科学校，除红军大学、列宁师范学校外，还先后创办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通讯学校、商业学校、卫生学校、农业学校，为党培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革命干部和专业人才。
瞿秋白、徐特立还亲自兼任了苏维埃大学的正、副校长。徐特立在工作中，一贯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在教育部长的6年任期里，徐特立仅发出一个对各县颁布教育制度的指示，其他各种工作，均采取书信的方式进行。
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徐特立很重视教育为反“围剿”斗争服务。他要求各校师生深入农村阶级斗争，协助政府进行战争动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参加“扩红”和“查田”等运动。
各校师生还经常自编自演各种节目，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学校领导还给优胜者颁发奖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作出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