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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开展各兵种协同训练

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而萧克作为军训部长要在这个会议上阐述军事训练的方针问题。

会议开始前夕,周恩来就通知萧克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他要审议萧克的发言稿。

原来,军训部在编写条令的同时,他们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写部队训练大纲。军训部成立后,一直把部队训练作为主要的工作来抓。萧克曾指定陶汉章负责组织编制一个全军的训练大纲。

在此之前,解放军没有统一的训练大纲,各军区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建国后,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统一管理,军委指示萧克制定全军的训练大纲。

从1949年和1950年,解放军大部分在执行消灭蒋介石残部的战略追击任务。后来,解放军又赴朝参战,作战任务仍很紧张,没办法全面实施正规化训练。

军训部从解放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前线需要什么样的打法,后面的兵就怎么练。

当时,自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战争规模大了,武器装备也更加先进了。特别是炮、装、工、通、化、铁道等兵种,还有空军都参战了,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成为新的作战方式和课题。

战争和武器的发展,对部队的训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军训部在制定训练大纲时,就强调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重要性。

1950年的一天,萧克来到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在那里已经站满了很多人,有外交部的、总参的,还有总政治部的……

大家都有事情要向总理请示,萧克就排队等候。轮到萧克汇报的时候,已是凌晨了。周恩来站起来和蔼地对萧克说:“萧克同志,快过来坐!”

这个时候,周恩来招呼萧克坐下,又吩咐人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萧克刚坐下又马上站起来,他先把发言稿念了一遍,周恩来听得很认真,并不住地点头。

萧克读完,就把发言稿递给周恩来看。周恩来看得很仔细,他一段一段地看,一句一句地推敲,还用笔在上面修改。

这个发言稿阐述了军事训练的方针,这个稿子事先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任务、特点进行研究。

要点如下:

在解放军现有素质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作战,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萧克对周恩来说:“这是比较完整的表述,有些复杂,不大好记,我概括为两句简单的话,‘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

周恩来看了一会说:“行,就这样说吧。”

当萧克从总理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周恩来才觉得有些倦意,他从白天到黑夜已经整整干了20多个小时。

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很多事情都等待着周恩来去处理,他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而萧克等人,也常常加班加点,虽然很辛苦,但大家的心情却异常兴奋,也很充实。

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之后,萧克又根据在会上的总结讲话,正式写了《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建设问题与部队训练会议向军委的汇报》。

1951年4月19日,周恩来修改萧克递交的报告,他在报告上批示:“已改好,照发。”

当天下午,军委正式拟复:

军训部萧克部长,送来1950年12月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及全国部队训练会议的报告阅悉。

我们同意这一报告所提的各项原则,望由军训部将此报告印发给各军区,各兵团、各军、各特种兵部队及各军事学校研讨施行。会议中所决定的军事学校教育类、部队训练类、军事出版类,亦望由军训部印发全国部队及军事学校试行。

从此以后,解放军部队训练和学校教育都有了明确的方针和依据,这里有萧克的功劳,但也少不了周恩来和刘伯承的指点。

1952年12月,第一次全军参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开展正规训练,是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适应现代作战的关键!”

这次会议,确定了从1953年6月开始全军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训练方针,并拟订了一个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计划。

在正规训练中,军委直接抓在职军以上高级指挥员的军事教育,加强全军性演习,以使高级干部提高军事素养,达到能够熟练指挥现代兵种联合作战的目的。

为了提高指挥员的现代战争指挥能力,军委举办了“全军在职高级干部战役法短期集训班”,把各大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二期学员共200余人召集到北京。

集训的科目是“集团军反登陆防御作战”,主要学习和研究如何防止帝国主义对中国可能进行的登陆入侵的有关问题。

课堂设在中南海居仁堂,除了邀请苏联顾问授课外,朱德和叶剑英、刘伯承、张宗逊也都先后讲了课。指挥员每天学习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休息。

指挥员集训的第二阶段,是在山东半岛观摩由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指挥的“集团军反登陆战役演习”。

前来观摩演习的所有高级干部,包括苏联顾问,都和演习部队一样,住进海边的一个村子里,挤在农户家里。

历时近半个月的演习,从潍县海边开始,先是抗击“敌军”的登陆入侵,然后进行反攻,一直打到青岛的峻山湾,歼灭了入侵之“敌”。最后,由演习总导演刘伯承作了总结。

1952年,军训部在南口又进行了一次战术演习,为1953年的训练创造了条件。和平时期练兵,就是要搞好演习,因为这种近乎实战的演习,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能力,是一种综合训练和检验。

所以,开展正规化训练,必须下大力抓演习,在这点上,军训部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为各部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JNIyH+L+RyX27bdCFxz4D0LUGmb5azYEGO8A9MjN2yBKCmqQbJME45477cVEWv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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