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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线路是经过党内多次争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才逐步形成的。
总路线的根本思想是要打破常规，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955年夏天，毛泽东发动了批判“小脚女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大大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
10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说：
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
这年冬天，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方面。
毛泽东指出：
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都应该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还说：
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同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一次党中央召开的有在京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
其中主要思想就是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为此，就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打破常规，冲破平衡。否则，就会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
为了加快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首先主持制定了农业发展规划。这年11月中旬，他就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农业17条》。
以后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扩展为40条，形成《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经1月25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公开发表。
按照这个《纲要（草案）》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万亿斤，棉花总产量将达到1亿担。
毛泽东当时就说过，他抓《农业17条》，就是为了造成“乡下压城市”的形势：
要求大家考虑一下，形势已经到来了，本来可以快一点办好的事，不要慢慢来。一年能够办到的事，不要拖到两年去办。
周恩来、刘少奇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也都赞同毛泽东关于加快发展的战略。
12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
12月14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首先分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以来，神州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
社论指出：
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突破了原来计划的指标向前猛进，这就给予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使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对交通运输提出了严重的任务，铁路、公路、轮船如果没有相应的发展，大量的农产品就会运不出来，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会运不进去，这就会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重工业的加快发展，以便供给农业以生产资料，农业生产的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将在不久就会实现的这个远景，向重工业提出了提早供给拖拉机、汽车、汽油、电力、机器等等以便实现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革，推功农业生产更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伟大任务。
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轻工业的加快发展，以便供给农民以更多更好的生活资料。
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也对商业提出了要求，要求商业能够更多更好地推销农产品，并供给农民以数量更多、品种更多、质量更好的工业品和手工业品。
……
社论在指出了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商业等行业带来发展机遇，接着话锋一转，指出：
这样，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这样做法，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工业建设和文教建设方面，也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里一定会有困难，但这是应当办而且办得到的事情，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应当根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解决这些困难来提高发展速度，因此，这是稳步前进，而不是盲目冒进。
《人民日报》的这个社论，首次把党中央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向全国人民作了传达。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时，又把“多快好省”做为领导方法加以强调。毛泽东说：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我们在延安时，曾经组织过宪政促进会，现在没有了。现在有人说，中央是全国社会主义促进会。这次会也是一个促进会，省委、市委、各部门，也是促进会。如果不促进，就丧失了它的职能。
1957年我国取得了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人民群众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有利的客观形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而且也能搞得更快一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社论中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是第一次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好。
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人民日报》新年祝辞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8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赞成周谷城归纳得好。后来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提这8个字。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南宁和成都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多次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提法给予肯定。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观点，与此同时，中央还将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发给与会同志讨论。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虽然提出来了，但毛泽东认为，这还只是初步的东西，还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成都会议结束后，由刘少奇主持、胡乔木负责，对《报告草稿》进行了大的修改。修改后的初稿比原来的草稿增加将近两倍，在初稿的第二部分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至此，一个完整概念的“总路线”形成了。在毛泽东看来，通过建国后七八年的实践，终于摸索出了一条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