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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上古时期的时候，人们群居杂婚，难免出现近亲婚育的弊端。伏羲认识到了这种危害，于是他就“正姓氏，通媒妁，制嫁娶”。
他根据不同人群的自然崇拜给他们起了姓氏，并制订了一套同姓不婚的嫁娶礼仪制度，从而避免了血亲通婚，实现优生的繁衍。
姓氏作为“远禽兽，别婚姻”的符号，便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记，经过代代相传，延绵不断，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缘纽带。
相对于我国早期的母系而言，因地域分化、职业分化、官位分化，或者其他种种世俗业的分化而表现出来的氏，起初不过是在标明独特的地域、独特的职官或技能，标明某个获得氏称的个人不同凡响的事迹、经历、声望和地位，与“姓”的共同血缘并不相干。
但是，贵而有氏的这些英雄们的后代，则可能从此找到与祖姓有所不同的一脉血缘的新命名，继而以氏命姓，以氏代姓。
原始的以母系生殖为标志的血缘谱系，向父系以英雄业绩及其发生地为标志的血缘谱系的转化，是姓分化为氏，氏历久而成姓这一历史循环的第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最初的姓总是在标示出某种母系或父系的更古老血缘，那么“氏”，则是这一血缘中的杰出人物，以自身的某种世所公认的事迹或历史因缘，从此分别出血缘支系，让子孙在这一支系内单独标出其血缘谱系的一个个历史事件。
所谓以氏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是说大多数在历史上拥有过共同血缘的人，都因为有名无氏而无声无息地消失。只有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会因为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而得到一个“氏”号，从而得以在同姓的血缘之流传，他们通过标记出自己独特的子孙，而成为一个新的姓氏。
可以说，一个姓氏就是一部英雄史诗，人们总是会在一个独立的姓氏里，得到遥远而神圣的安身立命之据，得知某种不死的信念和值得记住的事迹。
无论何时何地，身在他乡的炎黄子孙总是会以自己的姓氏为据，回到与这个姓氏血脉相通的地方认祖归宗。
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
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
据后世的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
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
其实，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氏”就已经很普遍了，人们有姓也有氏。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
秦代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
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
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此后，我国的姓与氏开始趋于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人皇氏成为最早的帝王之一，也是从人皇氏开始，规定了夫妇之道。至伏羲氏时代，原始的畜牧业迅速发展，九州大地和睦相处，一片太平景象，但是最让伏羲伤脑筋的是在当时出生的婴儿中，经常会有畸形的怪异现象出现。
后来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伏羲惊讶地发现，这与当时存在的男女群婚、乱婚现象有关。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提升族人的生存力量，伏羲在华夏九州开始了“制嫁娶”，实行男女对偶婚的制度。
他先定姓氏，以防止乱婚和近婚，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跨越。同时也是从伏羲氏开始，有了嫁娶“以俪皮为礼”的风俗，使得嫁娶成为一件重大而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