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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别婚姻而产生的氏

那是在上古时期的时候,人们群居杂婚,难免出现近亲婚育的弊端。伏羲认识到了这种危害,于是他就“正姓氏,通媒妁,制嫁娶”。

他根据不同人群的自然崇拜给他们起了姓氏,并制订了一套同姓不婚的嫁娶礼仪制度,从而避免了血亲通婚,实现优生的繁衍。

姓氏作为“远禽兽,别婚姻”的符号,便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记,经过代代相传,延绵不断,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缘纽带。

相对于我国早期的母系而言,因地域分化、职业分化、官位分化,或者其他种种世俗业的分化而表现出来的氏,起初不过是在标明独特的地域、独特的职官或技能,标明某个获得氏称的个人不同凡响的事迹、经历、声望和地位,与“姓”的共同血缘并不相干。

但是,贵而有氏的这些英雄们的后代,则可能从此找到与祖姓有所不同的一脉血缘的新命名,继而以氏命姓,以氏代姓。

原始的以母系生殖为标志的血缘谱系,向父系以英雄业绩及其发生地为标志的血缘谱系的转化,是姓分化为氏,氏历久而成姓这一历史循环的第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最初的姓总是在标示出某种母系或父系的更古老血缘,那么“氏”,则是这一血缘中的杰出人物,以自身的某种世所公认的事迹或历史因缘,从此分别出血缘支系,让子孙在这一支系内单独标出其血缘谱系的一个个历史事件。

所谓以氏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是说大多数在历史上拥有过共同血缘的人,都因为有名无氏而无声无息地消失。只有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会因为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而得到一个“氏”号,从而得以在同姓的血缘之流传,他们通过标记出自己独特的子孙,而成为一个新的姓氏。

可以说,一个姓氏就是一部英雄史诗,人们总是会在一个独立的姓氏里,得到遥远而神圣的安身立命之据,得知某种不死的信念和值得记住的事迹。

无论何时何地,身在他乡的炎黄子孙总是会以自己的姓氏为据,回到与这个姓氏血脉相通的地方认祖归宗。

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

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

据后世的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

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

其实,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氏”就已经很普遍了,人们有姓也有氏。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

秦代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

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

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此后,我国的姓与氏开始趋于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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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人皇氏成为最早的帝王之一,也是从人皇氏开始,规定了夫妇之道。至伏羲氏时代,原始的畜牧业迅速发展,九州大地和睦相处,一片太平景象,但是最让伏羲伤脑筋的是在当时出生的婴儿中,经常会有畸形的怪异现象出现。

后来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伏羲惊讶地发现,这与当时存在的男女群婚、乱婚现象有关。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提升族人的生存力量,伏羲在华夏九州开始了“制嫁娶”,实行男女对偶婚的制度。

他先定姓氏,以防止乱婚和近婚,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跨越。同时也是从伏羲氏开始,有了嫁娶“以俪皮为礼”的风俗,使得嫁娶成为一件重大而有意义的事情。 J99MxFnJANSiMgzRPx5Qyofq27AAgqSXu2PWWNwp+JDXn5RHNkYSz64NDtO7Ezu3



姓和氏慢慢开始合而为一

秦代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

秦代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

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解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记载:

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

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

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由于“姓”取决于血缘,生而有姓,故终生不变,世代相承;“氏”则源出君主所赐,后天而来,可因封赏、地域的变化而一变再变。

加之,“氏”的来源中,还有以爵为“氏”,以族为“氏”,以技为“氏”,以谥为“氏”,以字为“氏”,以名为“氏”等多种形式,于是出现了一姓多“氏”的现象。

如周王室本为姬姓,在西周大分封中,分封同姓诸侯国达40国之多,姬姓即分去为40个新的“氏”。又如周初封舜帝后裔妫满于陈国,遂以陈为“氏”。妫满死后,赐号胡公,又以胡为“氏”。

因舜生于姚墟,故以姚为“氏”,妫满后裔中有一去食邑于田,又以田为“氏”。于是“妫、陈、胡、姚、田”被称为“舜裔五姓”。

鲁孝公后代展禽,因其先人字子展而得展氏,因受封于柳,而得柳氏,死后谥号惠,而得惠氏。公孙鞅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受封于商而称商鞅,因是卫国公族之孙,也称公孙鞅。再如晋国大夫士会一生中称谓有9个,分别是士会、随季、武子、士季、随会、随武子、范会、范武子,其中随、范为封邑,士为官职,季为排行,武为谥号,会为名字。

这种“姓”、“氏”并用共存的“姓氏双轨”制历经夏、商、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末期发生变化。到春秋末期,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礼乐崩毁,社会失序”,“姓氏双轨”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日益瓦解。

首先,从“胙土命氏,氏明贵贱”的角度来看,春秋末期周天子的权威下降,已无力分封和控制诸侯,不再具备“胙土命氏”的实力,诸侯僭越称位,自立王侯者时有所闻,亡国失氏者屡见不鲜。

到春秋末期,周初分封的百余个大小诸侯,仅剩下晋、齐、秦、郑、宋、卫、鲁、陈、蔡、许、曹、楚12大诸侯。进入战国时期,又形成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争霸的局面。长期的诸侯割据,兼并战乱,使一些世家大族因灭国或失掉封邑,流离失所,坠命亡氏,降为庶民。

而一些士人阶层和庶民百姓则乘势而起,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如商鞅、范雎、苏秦、张仪等,都是依仗着自己的才能功业,列土封侯,成为新的贵族阶层,产生了新的氏族。

尤其是春秋末期,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及商业贸易的发展,拥有大片土地私有权的地主阶级和新兴的商业人士,逐渐取代了由封建宗法产生的、世袭土地臣民的贵族阶层,成为社会的新贵。

如春秋时鲁国人猗顿,早年是“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常年不得温饱的一介平民,后弃农经商,“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间其息不可讲,贵似王公,驰名天下”,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商业巨子,遂以发家之地猗氏为“氏”。

再如越国大夫范蠡,辅佐越王色践,“十年生聚,十年教养”,来到吴国后,即挂印而去,经商于四海,成为天下巨富,后定居于帝尧之子丹朱故地陶邱,自称陶朱公,以陶朱为“氏”。

在“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宗法社会里,因经商致富而侧身氏族之列,说明了社会风气的一大变革,“氏明贵贱”的社会功能已失去了其现实意义。

秦始皇统一了全国之后,分封制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郡县制,使得天下没有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也没有了各自的分土。原先用来代表贵族身份的氏也失去了以往的光彩,只剩下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与先前用来区别婚姻的姓没有什么差别。

此外,在不断的社会变革中,一大批原来不配赐姓享氏的平民一跃而成为新贵族,他们自然不愿遵守原先的姓氏制度。如汉高祖刘邦身为布衣,根本无从考究族姓,故而以氏代姓,而后世不能改之。而后世莫能改焉。这就是姓、氏混言,以氏为姓,姓氏合一成为必然。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

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

由先秦时的姓氏相别、“姓氏双轨”,到秦汉以来的“姓氏合一”、姓氏通用,是姓氏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演变,秦汉以后,姓氏不别,混为一体,或言姓,或言氏,或兼称“姓氏”。

这种“姓氏合一”的结果,使原先用以明贵贱的“氏”完全融入原始的姓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姓的数量和内涵,形成姓氏的基本形态,姓氏体系基本定型,历朝历代虽有所发展、变化,但都基本上保持遵循了“姓氏合一”这一模式。

自此以后,姓氏不再有别,自帝王以至平民百姓,人人都享有姓氏的权利,每一个宗族都有自己固定的姓氏,子子孙孙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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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贵族大夫分别居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郭为外城,这“四郭”便成了姓氏。这类姓氏不少,以复姓为多,一般带有乡、闾、里、宫、门等字,如百里、西门、东闾、南宫等。

西周设置五官,司徒掌管教化,司马掌管军事,司空掌管工程,司士掌管爵禄,司寇掌管刑狱,这五官的后代有的便以其官名为姓氏。

汉代设治粟都尉,主管粮食,其后代便姓“粟”。以官职为姓氏的还有掌商业的贾正、掌宫中戒令的宫正、上官、钱、农、师、监、库、仓、籍、谏等。 J99MxFnJANSiMgzRPx5Qyofq27AAgqSXu2PWWNwp+JDXn5RHNkYSz64NDtO7Ez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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