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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一个比较政治学课程，在第一讲，我想有必要首先谈谈政治比较的维度。
前面在序言中我说到过，比较政治学的本质并不是非要拿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进行比较，而是以一个比较的视野来看待政治，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看待。哪怕你只研究一个国家，也往往是在用一把隐藏的尺子来进行分析判断，而这个尺子本身就是比较分析的结果。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政治比较的尺度是在衡量什么？比较政治学到底在比较什么？这一讲，我想带领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艘轮船在大海上航行，需要一个坐标系才能说清楚它的位置，同样，要说清楚一个国家在政治地图上的位置，也需要一个坐标系。
但是，建立一个政治比较的坐标系却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一个政治坐标系应该衡量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有人说我们应该比较哪个国家更强大，有人说应该比较谁更自由，有人说应该比较谁更清廉，有人说应该比较谁的治理绩效更好……结果就是众说纷纭，相持不下。
我们知道，当我们说经济发展的时候，什么叫“经济发展”，含义是比较清晰的，最常见的指标就是GDP或者人均GDP，有些人比较重视平等，那就再加上一个基尼指数。总之，指标清晰明了，而且容易量化，你GDP增长2%，我GDP增长8%，谁好谁坏，一目了然。但是，什么叫“政治发展”，却并非如此一目了然，甚至引起了各种理论混战。在这里，我只能谈论我学习比较政治学多年的心得，但未必是比较政治学的共识。事实上，翻遍比较政治学的教科书，也很难找到这种共识。
在展开我的看法之前，我们不妨从“联合国幸福指数”两端的两个国家说起：一个是北欧的丹麦，一个是非洲的布隆迪。显然，丹麦是这个指数中的“优等生”，长期停留在“联合国幸福指数”的前三名；而布隆迪则是其中的差生，一直在这个指数排名的底部徘徊。
丹麦这个北欧国家大家都知道，它经济发达，社会平等，环境优美，不但发展中国家羡慕它，连发达国家也嫉妒它。发达国家的反对党批评执政党时，就会经常说：你看看人家丹麦！比如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就经常以丹麦为榜样，批评共和党政府的种种政策。可以说，丹麦就是国际政治界中“别人家的孩子”，是那个让人自惭形秽的存在。
相比之下，布隆迪就是一个存在感特别低的国家了，能在地图上指出它的位置的人都不多。这个国家2017年的人均GDP只有32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50%的儿童会在小学毕业前辍学，更糟的是，这个国家从1962年独立以来，就一直冲突不断，图西族和胡图族一直在打来打去。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卢旺达1994年的大屠杀，知道这是图西族和胡图族的冲突，导致近100万人丧生。但是就在卢旺达的隔壁，布隆迪，图西族和胡图族其实也一直打得如火如荼，1972年就发生过图西族针对胡图族的屠杀，1993年又发生过胡图族针对图西族的屠杀，2015年又发生一次大规模政治冲突，几十万人逃到周边国家避难。这些冲突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人间惨剧，只不过因为卢旺达的屠杀更加耸人听闻，布隆迪的冲突反而被“抢了头条”了。
现在，我们来观察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特点，或许这两个极端的对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去分析好的和不好的政治体系差异在哪儿。虽然由个案很难直接推导规律，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在幸福指数上排名靠前的国家，大多数在政治体系方面靠近丹麦，而那些人民幸福感不强的国家，大多数在政治体系上更靠近布隆迪。只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地分析说明。
丹麦的政治体系具有什么特点？首先，我想很少有人会质疑一点：丹麦是个民主问责的国家。事实上，丹麦从1848年开始，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后来虽然有过民主倒退，但从1915年至今，除了“二战”期间，丹麦的民主制度几乎没有中断过。在今天的丹麦，可以说政府非常尊重民意——丹麦民众要求政府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政府就制定了更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承诺2030年减排二氧化碳70%；民众要求增加产假时间，政府就延长了产假时间；民众不满右翼的医疗改革，2019年就把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重新选上台，而新上台的左翼政府撤回了一些医疗改革措施。
相比之下，自1962年独立以来，布隆迪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处于威权体制之下。只有两个阶段勉强尝试过民主转型，一个是1993年左右，另一个是2004年内战结束以后，但转型都是很快失败，重归威权政体或者陷入战乱。2005年，在布隆迪内战结束的大选中，恩库伦齐扎总统通过选举上台，他的父亲是胡图族，母亲是图西族，所以，很多人把他的上台视为一次政治和解和民主转型的机会，但是，恩总统像很多政治强人一样，不但打压反对派，而且到2015年该下台的时候，一意孤行继续参选，结果是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族群冲突再起，上千人丧生，40万人逃亡。 [1] 2018年，执政党干脆把这位恩总统命名为“永恒的最高引路人”。 [2]
所以，丹麦和布隆迪政治体制的第一个显著区别，是它们的政体性质不同。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差异仅仅是民主与否吗？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不少国家也和丹麦一样，拥有竞争式民主政体，但是其治理绩效却远远不如丹麦。哪怕以布隆迪自身而言，当它1993年试图尝试民主化时，发生的不是丹麦式的治理提升，而是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血腥内战。当时，一个胡图族政治家通过选举上台，但是，他很快就被图西族的军人暗杀了，愤怒的胡图族发起了一场报复性屠杀，长达10年的内战由此爆发。所以，民主化的契机并没有改变布隆迪的命运。当然，布隆迪在威权时期同样发生过屠杀——1972年左右布隆迪已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部族屠杀，只不过那次主要是图西族屠杀胡图族。所以，这个国家的情况似乎是，威权也好，民主也好，什么政体都救不了它，它陷在一个灾难的旋涡里打转，出不来了。
问题出在哪儿？这就将我们带到了丹麦和布隆迪政治体系的第二个重大差异：国家能力。我们发现，在布隆迪这样的国家，无论政府以哪种政体形式存在，它都没有能力控制冲突、发展经济和提供公共服务。什么叫国家能力？在后面的课程里，我们会再回到这个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但是在这里，我不妨指出一个最简单的指标：征税能力。简单来说，如果政府没有钱，那它就什么都干不成，教育、水电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养老，包括给儿童打疫苗等。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征税能力，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有能力征税。比如2000年左右的津巴布韦，政府的征税能力也很差，为什么？因为它60%的经济活动是地下经济，政府根本没有准确地收集经济信息的能力。
有一些“自由放任主义者”相信政府越小越好，但是，如果政府越小越好，那么布隆迪的治理应该比丹麦成功很多，但是事实却是刚好相反。据统计，2017年，丹麦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例是45.3%，而布隆迪的同一个数据是12.6%——这是它2014年的数据，也是我能找到的最近的数据。
也就是说，布隆迪的政府其实比丹麦的政府要小得多，但是，小政府并没有给布隆迪带来秩序和发展。
其实，征税能力低，不仅仅是布隆迪的问题，很多落后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中非共和国，税收占GDP的7%，尼日利亚也是7%，苏丹是5%。相比之下，其他北欧国家则和丹麦类似，瑞典，44%，芬兰，43%，都是穷国弱国望尘莫及的数字。
所以，从丹麦和布隆迪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出发，我们能看到它们政治体系的重大差异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政体是否民主，一个是国家能力是否强大。因此，或许可以把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这两个指标作为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将民主问责作为比较的横轴，将国家能力作为比较的纵轴，大致以此来确立各国政治发展的位置。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在布隆迪这样的国家，无论民主、威权好像都没用，我们只用国家能力这一个指标来衡量政治发展不就行了，何必还增加一个横轴？这个看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国家能力越强大，一个国家的政治就越发展，那么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系应该是秦朝中国了。大家都知道，秦制是非常厉害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里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成年男子就得分家，为什么？怕你形成对抗国家的社会团体，而且还可以多收税。“不告奸者腰斩”，邻居犯罪你不告发连你一起斩。“大事毕……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安葬完始皇帝，怕工匠泄露墓葬信息，把他们全都关在里面，相当于活埋。也就是说，别说征45%的税了，就是征你的命你也没办法。所以秦朝2000万人口，可以强征50万人去修长城、70万人去修阿房宫，这样的国家，国家能力的确很强大，但是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吗？恐怕除了秦始皇本人，没有人愿意。
所以，衡量政治发展，应该是两个尺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用一个比喻，或许可以说，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没有良好的发动机，一辆车根本跑不起来，方向再正确也没有用，它只能在原地打转，但是光有很厉害的发动机，一路狂奔，越跑越快，根本不听民众指路，最后也很有可能开到悬崖底下去。
有了这样一个坐标系，定位每个国家在政治地图中的位置，就相对容易了。比如丹麦，它很民主，同时国家能力也很强，处于第一象限。有些国家，它的国家能力可能很强，但是问责维度不够发达，比如俄罗斯；有些可能已经很民主，但是国家能力比较弱，比如印度；还有些最不幸的，既不民主也缺乏国家能力，像布隆迪。正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处于不同象限，所以我们用“模式”来描述政治差异，而不是像形容经济发展一样，用“发达”“欠发达”来描述，因为“发达”“欠发达”这样的语言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线性的发展逻辑，但是政治发展不是线性的，它朝着不同方向开放。
说清楚了政治比较的维度，就比较容易解释这个课程的结构设计了。这里我稍做解释，帮助大家理解这个课程的结构层次。
首先，我会用一个知识板块去谈论宏观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如果说后面四个板块是在勾画大海上的不同船只如何运行，第一个板块则是试图描画大海本身。大海本身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进程。尽管我们谈论比较政治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但是国家从来不是一个一个相互隔绝的玻璃瓶子，尤其是在当代世界，各国通过高度全球化的进程编织在同一个网络中，在同一片海浪中颠簸，因此，在谈论每一个国家之前，我们必须先谈论这些国家所共同置身的这个网络。
接下来的两个板块，则围绕政治比较的两个核心维度展开：政治转型以及国家能力。在政治转型这个板块，我想带领着大家去俯瞰一下当代世界的转型图景。为什么30年前，也就是冷战结束之际，很多人还在欢庆“自由式民主”的胜利，而30年后的今天，却有很多人在哀叹民主的倒退？民主真的倒退了吗？在什么意义上倒退了？源于“西方世界”的自由式民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遇到了什么困境？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实现民主稳固，而另一些国家则刚上船就翻船了？
在国家能力这个板块，我则想引领大家去理解国家能力及其源头。什么是国家？为什么比较政治学会有一个研究“潮流”的轮回，在当代重新聚焦于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政府能力极其强大，而另一些国家政府却连基本治安都无法维系？从历史上来看，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是否只有一条通往强大国家能力的道路？不同国家的经验有何不同？是否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构建国家能力，然后再去建设民主，如何认识这种顺序论的说法？
在这两个板块之后，还有两个板块，分别是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为什么在讨论了政治发展的两个核心维度之后，还要去讨论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很简单，回到我在序言中非常强调的一点：政治在社会中——脱离政治的经济、社会、文化土壤，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政治。因此，我想通过“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这两个板块的知识，来推进大家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解。毕竟，特定政治模式的出现和变迁有其土壤，也有其后果，对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分析，就是试图理解政治变迁的土壤与后果。
可以说，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从宏观开始领略，然后慢慢聚焦到微观，也就是从森林开始，慢慢聚焦到树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在分析多么具体的问题，在你脑海的深处，始终有一种比例感，有一片隐隐约约的森林，它提醒着你，你所见到的只是现象，而现象未必是真相。可能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智慧的本质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1] Jason Burke, “Burundi votes in referendum over president's 2034 power grab,” The Guardian , May 17, 2018.
[2] BBC News, “Pierre Nkurunziza: Burundi's leader to get $530,000 and luxury villa,” BBC , Jan. 22,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