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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在高君宇的陪同下，毅然离粤北上，经香港到上海，取道日本，12月4日到达天津。
此后孙中山因肝癌病重滞留天津20多天，在此期间高君宇受周恩来委托特意看望了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转给了她。后来，邓颖超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这段往事时说：“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
不久，高君宇随孙中山到了北京。一路劳顿，高君宇肺病复发，咯血不止，到北京后即被迫住进一家德国医院治疗。石评梅得悉后，经常去探视。每次探视高君宇，她都会带来一束心爱的红梅。有一次，高君宇睡着了，石评梅就给他写了张纸条：“当梅香唤醒你的时候，我曾在你的梦中来过。”
当病情稍有好转时，高君宇就要求出院，德国主治大夫可棣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嘱咐他：“出院后一定要静养6个月，不然是很危险的。”
出院后，为了安全，党组织安排他住在德国医院附近的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并派专人进行护理。在这里，高君宇与前来探望的赵世炎等人交谈，共同筹划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有关事宜。在促成会筹备工作的紧张时刻，他明知自己身体上的“数架机器不堪耐用”，但还是忘我地投入工作。
1925年农历正月初五，北京下了新年的第一场大雪。高君宇和石评梅又一次来到了南郊陶然亭。
雪后的陶然亭一片银白，四周寂静，天地间仿佛就这一对恋人。石评梅织着毛衣，高君宇给她拿着线团，和她边走边聊，心中升起久未有过的惬意。那天的太阳仿佛也要帮助这对爱侣，加倍地放着热，高君宇心中满是欢乐和力量。他不怕前途多舛，只求上苍让他拥有健康，好让他帮助石评梅打开心结，最终赢得她的心。
在陶然亭一片背依树林、面临芦荡湖水的空旷雪地上，高君宇向石评梅说起在广州给孙中山当秘书时和各军阀斗争的旧事，忽然一阵激动：“评梅，你看北京这块地方，全被军阀权贵们糟蹋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只有陶然亭这块荒僻地还算干净了！”他指着亭子旁边的一块空地对石评梅说：“评梅，以后，如果我死了，你就把我葬在这儿吧！……”本来高兴的石评梅一下子伤感起来，不知拿什么话来安慰高君宇。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被推举为代表，带病出席。3月2日，他腹痛难耐，并伴有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但他仍然坚持开会。
到了4日，高君宇实在支持不住了。高君宇的弟弟高全德把高君宇送到协和医院，大夫马上进行了诊断。初步诊断结果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开刀。于是，高君宇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名字。
石评梅闻讯后立即坐车赶往协和医院，她找医生问明病情，医生只是叹息道：“太晚了，太晚了。不过我们正尽力抢救。”的确，到医院治疗太晚了，高君宇因为急性阑尾炎发作，并发腹腔脓肿和败血症。
3月6日（据1991年协和医院新发现的“高君宇病历”及医疗报告，不是有关史书及《永远的丰碑》中所说的3月5日）0时25分，年仅29岁的高君宇永远地离开了正要携手的爱人，留下了未完成的事业。
从高君宇的遗物中，石评梅找到了当初那片寄情的红叶，上面字迹依然，只是中间已经枯干了，裂了条缝。捧着这片红叶，石评梅心如刀割：“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他呢，是永远不能再来了！”
高君宇去世以后，《向导》《中国青年》《北京大学日刊》等纷纷发表悼念文章，哀悼这位中国青年革命运动的健将。3月29日，中共北京区委在北京大学的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赵世炎、邓颖超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等人送了花圈，沉痛追悼高君宇。
在追悼会上，邓颖超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和迫切的愿望，希望能见石评梅一面。但是，那天石评梅因为悲痛过度而几次晕厥，未能参加追悼会。不过，在追悼会现场，石评梅撰写的挽联和挽词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挽联是：“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
高君宇对陶然亭情有独钟。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他曾和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人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前途，也和石评梅经常在此漫步。党组织征求石评梅的意见，石评梅依高君宇生前的愿望，将墓地选在陶然亭葫芦小岛北部锦秋墩的北坡下。组织上考虑为了避免北洋军阀政府的干涉，决定丧事完全以石评梅和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的名义安排。
石评梅写下高君宇曾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作为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她后来还写道：“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并在墓的四周种了百余株松柏，经她精心浇灌，这些树木茁壮成长。
石评梅后来写了大量的诗文，其中《墓畔哀歌》表达了她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的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石评梅在高君宇的墓前
陶然亭畔高君宇墓前，这位憔悴女子在每周末风雨无阻前来悼祭，用她的泪水浇灌高君宇墓前的花草。
她太悲伤了，也太劳累了，她不仅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女子部主任，还代国文课、体育课，晚上又要熬夜写文章，每个星期天又必去陶然亭……她娇弱的身体终于抵挡不住疾病的侵袭。她患了急性脑膜炎，被送进协和医院抢救。
1928年9月30日，年仅27岁的石评梅因病医治无效而离开了这个她爱恨交加的世界。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
“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这是石评梅生前的心愿。朋友们便将她葬在了高君宇的旁边，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个字，让这对苦命的鸳鸯终于得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相亲相爱。后人称之为“高石之墓”。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几度到陶然亭湖畔的“高石之墓”前凭吊。高君宇当年欣然当起了传书的“鸿雁”，促成了他们这对革命伴侣的结合，他们无法忘怀“红娘”高君宇。
一次，周恩来到这里凭吊这位只活了29个春秋的我党忠诚战士和他的女友石评梅，大家围过来向总理问候致敬。周恩来指挥大家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用高亢的歌声悼念这对亲密恋人。
20世纪50年代初，陶然亭公园建园时，“高石之墓”曾被迁到南郊人民公墓。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他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同年8月，“高石之墓”迁回陶然亭公园。
邓颖超也曾撰文表达对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缅怀：“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石之墓”遭到破坏，当时已身染重病的周恩来闻讯后十分痛心，立即委托邓颖超妥善照管。1973年，在邓颖超的关照下，两块汉白玉石的“高石墓碑”被移至首都博物馆保存，高君宇的遗骨火化后安放在北京市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石评梅的遗骨也得到妥善迁移。直到1984年，“高石墓碑”才得以重新屹立在陶然亭湖畔。在许多青年的心目中，那是纯洁爱情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