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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夏天，石评梅完成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的学业，毕业后她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石评梅给自己的寓所起名为“梅窠”，她在这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梅窠”其实是京郊一座破旧古庙，多年的风雨侵蚀使它看起来更像个荒斋，多亏有一盆傲霜的红梅点缀着，才多少冲淡了一些冷寂。
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石评梅接到了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高君宇以“天辛”为化名写的一封信。刚刚拆开，一片透剔的香山红叶悄然飘落在床头。她拿起来对着窗口的阳光仔细一看，上面写着一句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
石评梅的心弦被拨动了。她刚刚从一次残酷的爱情中解脱出来。原来，她孤身在北京求学的时候，父亲曾经托他的学生吴念秋照顾她。当时吴念秋在北大上学，与高君宇同年级。吴念秋关心她的生活，与她一同读诗、写诗、评诗，赢得了她的爱。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石评梅突然发现，吴念秋已是一个有妻室儿子的人。这对她的打击太大，石评梅的心被撕碎了。在与吴念秋分手后，她决定一生独身。
刚从一段伤心的感情中脱身出来，又有一份感情来到时，石评梅犹豫了。在来信中，高君宇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处境：第一，他的父母包办，在乡下给他找了一个妻子；第二，他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而且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选择的是一条危险的政治道路；第三，他身患在当时看来难以治愈的肺病。
原来，高君宇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高配天就给他娶过一个名叫李寒心的农村媳妇。他们的这桩婚姻是封建礼教的恶果，给两人都造成了不幸。
李寒心1894年生于山西静乐县神峪沟村。相传她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曾任过刑部、户部主事官和云南巡抚的李銮宣的后裔，到她父亲李存祥时，李家已成为地地道道的农耕之家。但李存祥知书达理，很讲礼义。高配天鉴于他祖上的荣耀和“有其父必有其女”的想法，决定与李家结为亲家。因封建家长制思想十分浓厚，两位老人根本没有同孩子商量，更没有让他们见面，在高君宇还很小的时候就为他俩定了亲。李寒心比高君宇大两岁，她父亲受“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影响，没让她上过一天学，到大姑娘时还目不识丁。据说她在村里也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心上人，但当时封建礼教哪能容许他们自由恋爱。
高君宇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逐步接受新思想后，他懂得了追求婚姻自由，并立志要找一位志同道合、有理想有才华的革命伴侣。因此，他大胆地向父亲提出要退婚。高配天尽管很疼爱高君宇，但儿子要退婚，他还是认为大逆不道，并严厉地呵责：“要退掉这门亲事，除非我死去以后！”
1910年，高君宇只有14岁，李寒心也只有16岁，高配天却要把儿媳娶过门来。高君宇苦苦央求说：“我还是个孩子，刚读高等小学，有了媳妇会影响学业。”这样婚期推迟了一年又一年。到1914年，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高君宇放寒假回家，见到家里张灯结彩，唢呐阵阵，正要给他办喜事。在父亲的威逼下，高君宇勉强入了洞房，看到了第一次见面的媳妇，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哀怨的神情。她没有文化，国家大事、社会变革等大道理她更是一窍不通。高君宇对这个姑娘只有同情和怜悯，没有爱情可言。
高君宇返回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后，先在恩师石铭家里住了几天，就开学上课了。高君宇在太原读书以及去北京上大学后，多次给父亲去信，称为了两个人共同的幸福，请求同意离婚，并恳求“释放此可怜女子”。但是父亲每次在回信中都严词拒绝他的请求。
为了将李寒心从高家解放出来，高君宇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时期除了给父亲去信外，也曾给岳父李存祥写过13封信，请求同意与其女儿离婚。但当时人们不懂得什么是离婚，只认为女人被丈夫休掉是最丢人的事。为此，这个婚也一直没有离成。
尽管石评梅心里也很喜欢高君宇，她也不在乎他在信中提及的后面两点，但是鉴于自己惨痛的经历，她表示：“宁愿牺牲个人的幸福，而不愿侵犯别人的利益，更不愿拿别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最后她狠下心来，提笔在红叶背面写了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并回寄给高君宇。
高君宇接到石评梅退给他的红叶题字后，虽然心中有些黯然，但并未失去对她的希望，依然执着追求，痴心不改。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她，约她参加一些活动，结交一些工人朋友。石评梅很感激高君宇，但并不抛弃自己的独身主义。
1924年5月，高君宇受李大钊指派回山西建党时，为躲避追捕，秘密潜入家乡峰岭底村。他对李寒心说：“咱们离婚吧！离了婚对咱俩都有好处。”李寒心不解地问：“什么叫离婚？”高君宇说：“就是你不要做我的妻子，我也不要当你的丈夫，你可以自愿选择一个能够同你经常在一起生活的人。”李寒心说：“这不是要休掉我吗？以后可让我咋见人呢？”高君宇说：“这不是休，休妻只是男人的特权，只有男人赶走老婆，而女人是不能休男人的。这是男女不平等的做法。而离婚，男女都可以先提出来解除婚姻，是男女平等的做法。这些年把你关在我家够苦你了。以后我也不可能常回来。不能再苦你了。咱们商量一下，如果你同意，咱们就离了，我也不是硬要赶你走。”
不久，阎锡山追捕高君宇的形势稍有缓和后，高君宇在本家长工和太原工人的掩护下匆匆返回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召集贺昌等人秘密地建立了山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6月24日，他在太原给岳父李存祥又写了一封要求解除包办婚姻的信。
李存祥毕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接到这封信后他觉得高君宇说得句句在理，况且小两口也同意，于是认为女儿与高君宇的婚姻再勉强不得了。他不顾传统世俗偏见与乡人的议论，第二天就派人到峰岭底村给高家捎去话，说根据孩子们的意愿，同意他俩离婚。
随后，高君宇给石评梅寄了一封长达20页的挂号信，向她报告了自己与李寒心解除婚姻关系的经过，再次表达了自己对石评梅忠贞不渝的爱情。
石评梅接信后，内心更加苦恼。她在日记中写道：“接到君宇信，详叙到家后情形，洋洋洒洒，像一篇小说，他已得到她的谅解，而且粉碎了他的桎梏，不过他此后恐怕连礼教上爱的人也没有了，我终久是对不住他。”石评梅给高君宇写了回信，勉励他努力于自己的事业，对他的爱意仍没有接受：“我可以做你唯一的知己，做以事业为伴共度此生的同志。让我们保持冰雪友谊吧，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
随后，高君宇奉中央的指示，自太原经上海赴广州。途中他给石评梅再次写来长信，表明了革命者对待事业和爱情的态度。信中说：“从此我决心为我的事业奋斗，就这样漂零孤独度此一生。……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
为了表明自己对石评梅的忠贞爱情，高君宇到广州后特意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石评梅终于打开了心扉，把戒指戴在自己的手上。然而，她不知道，上天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