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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
高君宇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时代，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的清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重灾难，也亲历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少年时代，受父亲高配天（同盟会会员）的影响，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种子，接受了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1909年，高君宇与哥哥高俊德一起考入静乐县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高君宇怀着“立意深造”的热望，于1912年春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同学中，他的年龄最小。但他勤学好问，成绩优异，尤以国文见长，“所作诗文，多有奇气”，常被先生推荐“贴堂”，同学们争相传抄，视为范文。他被学校列为品学兼优学生，以“十八学士登瀛洲”而享誉省城。
高君宇和石评梅崇高而圣洁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每一位到访陶然亭的游客（余玮 摄）
当时，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是山西新思潮的中心。高君宇在这里阅览了孙中山、章太炎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915年后，《申报》《青年杂志》等报刊，更是他每日必读的报刊。他经常和进步同学讨论国事，“举动甚轩昂，言谈亦卓荦不凡”，深受师友的赞赏。他还认真阅读了世界著名作家海涅、歌德、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并把海涅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抄录下来激励自己。
1915年1月18日，由曹汝霖安排，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怀仁堂晋见袁世凯，向他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逐条说明主旨及日本的立场，并要求“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这一“条约”理所当然遭到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孰料窃国大盗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竟于5月9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一令全国人民痛心疾首的消息传到太原，顿时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园里掀起了轩然大波。高君宇得知消息后义愤填膺，他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必须发动群众起而斗争。于是，他和同学们商量，要印发传单，并组织集会游行、街头演讲，以各种方式声援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反袁斗争。
1916年春，高君宇从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面对民族的孱弱、祖国的危难、人民的苦难，他深感唯有提升自己、拥有真知灼见，才能找到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真理。一番思考后，他决定报考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之后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学习。
1917年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俄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高君宇十分关注社会政治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很快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怀抱，成为思想上激进的青年领袖。
1918年上半年，为了参与扼杀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不久，这一消息被中国留日学生获悉，他们反对这一旨在干涉苏俄政权、并借此想控制中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满怀爱国热情在日本举行集会，之后决定组织救国会。当这一爱国行动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后，留日学生于是罢课归国，以示抗议。
当留日学生代表李达、黄日葵等抵达北京时，对这一事件颇为关注的高君宇、邓中夏等北大学生赶往前门车站迎接。接着，他们和李达、黄日葵等共同商讨行动计划。之后，高君宇等人按照行动计划开始四处奔波，积极串联，很快组织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等校的2000多名学生，于5月21日在新华门附近的总统府前请愿——后来被称为五四运动的预演，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请愿的学生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被老奸巨猾的北洋政府愚弄了，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使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有组织起来的必要。
实践证明，请愿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于是，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等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学生救国会（最初名为“学生爱国会”）。他们决定先组织起来，再筹划抵抗运动。在他们的积极串联下，该会很快成为一个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当这一团体遭到北洋政府的干涉后，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便于和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联系，他们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了《国民》杂志社，之后出版了具有反帝爱国色彩的《国民》杂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断予以揭露和抨击。而高君宇在筹办和编辑《国民》杂志时“起过很大作用”。
当年，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一批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或家中，共同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探求中国的出路等问题。
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战后协约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在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但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讨论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而日本代表牧野在会议上提出租借胶州湾和享有德国人在山东的所有权利的要求，中国代表据理力争。为了迫使中国代表就范，日本驻华公使还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施加压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气焰，面对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北京大学学生于2月5日在法科礼堂召开大会，筹议抵抗。会后，被推为干事之一的高君宇奔走呼号，联络北京各校学生，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要求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
5月1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犹如晴天霹雳，激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当天下午，高君宇等《国民》杂志社各校会员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气氛悲壮严肃。会后，高君宇立即联络各校学生，并将李大钊当天发表的《五一节杂感》中明确提出的“直接行动”思想传播开来。
学生们被组织起来了。在高君宇等学界爱国精英的发动和组织下，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和高师、工专、法政等校学生代表齐聚北大法科礼堂，开会商讨反帝爱国行动。会上，高君宇痛心疾首，声泪俱下，力主采取“直接行动”，进行反帝爱国斗争。大会决定翌日在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并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决不签字。会议于夜11时结束，高君宇等彻夜未眠，为次日游行示威进行筹备。
5月4日，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作为骨干分子的高君宇带头，勇敢地冲破北洋政府教育部代表和警察的阻拦，奔赴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群众沿途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走到东城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宅院前时，高君宇率一部分爱国学生攀墙冲进曹宅，痛打正在曹家的曾参与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并撕毁墙上挂着的日本天皇像，火烧赵家楼曹宅，演出了五四运动中壮丽的一幕。反动军警闻讯赶来，逮捕了32名学生和市民，高君宇立即协助李大钊为营救被捕人员而奔走。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作为北大代表，参加了学联领导工作，为唤醒民众、扩大斗争而积极奔走。
其间，他曾赴天津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并写信向太原学生介绍北京的斗争情况，还把进步书刊寄回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高君宇的热情指导下，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联合山西大学、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农业、法政等专门学校成立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爱国学生2000余人，于5月7日在太原海子边中山公园举行了集会，并开展示威游行，一致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辱”，有力地声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为了进一步推动山西学生运动，当年6月，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高君宇等回太原进行指导，发动山西学生参加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山西学生爱国斗争的烈火更加迅猛地燃烧起来。
当时，高君宇还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新潮社等进步学生社团，办刊物，作讲演，组织爱国学生和发动民众斗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这场斗争中，高君宇因奔波不息而积劳成疾，曾两次吐血，但“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被誉为“五四运动之健将”。
1920年3月，高君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与邓中夏等18人秘密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其他会员一起筹办了附属研究会的图书馆，命名为“亢慕义斋”（共产主义的译音）。这时，他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为很快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在此期间，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开展建党工作。高君宇和李大钊等人曾和维经斯基座谈。
这一年8月，日本亚细亚学生会旅行团抵京。经李大钊介绍，该团与北京学联代表于8月20日在北大第二院（1920年，北大学制改革，红楼改为北大第一院，北大第二院在其附近）举行茶话会。作为北京学联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出席了茶话会，并借此机会鼓励日本青年“和军阀官僚奋斗，以破除世界之黑暗”。他还批评说：“贵国讲民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总觉得是假的。朝鲜受辱已达极点，固为军阀派之罪恶，但贵国青年何以无所表示……如是而欲求改造，是无希望的。”他热切希望日本学生组织起来共同反对日本的军阀、财阀和官僚。
同年10月，高君宇由徐彦之、孟寿椿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李大钊等也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1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号召革命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实际活动。高君宇和邓中夏等根据小组指示深入工人中，大力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
这年11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等在北大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成立大会的有40多人，高君宇被选为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