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教养院解散时，焦润坤决定跟命运抗争。“走，打游击去！”焦润坤与32名同学一起，经慈溪到达上林湖集结，参加了新四军淞沪一支队。后来，焦润坤在一次养病期间与部队失散，又于1943年4月正式加入新四军淞沪四支队，该支队同年12月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
“那个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生活条件差，武器也远远落后于日本人，打仗就靠着勇敢和精神支持。”焦润坤回忆道，“但是因为团结，所以大家凝聚在一起，有着强大的战斗力，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也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忍，都毫不畏惧。抗日战争期间，我脑子里只想着把日寇赶走。”焦润坤坚信，“正义的一方一定能打败非正义的一方”。
1945年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的决战阶段，胜利在望。但是，盘踞在慈溪三七市（现属余姚市）一带的伪军宋庆云部所属的方惠部队却仰仗日寇鼻息，进行垂死挣扎，活动更为猖獗，他们在下湖头庙构筑工事，设立关卡，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们切齿痛恨，迫切要求新四军拔除这个据点。
4月15日，新四军浙东纵队三北自卫总队三中队奉命去消灭这股顽敌，中队长卓新民率领100多人开到三七市附近的稻香庵沿山一带村庄宿营。焦润坤说：“当时我21岁，是个毛头小伙，中队长比我大几岁，将近30岁的样子。他得知我来自国际灾童教养院，平日里对我很照顾，我也一直把他当大哥一样。”
白天敌人没有发现新四军的行动，照样出来抢粮，当即遭到迎头痛击。敌人狼狈逃窜，一头缩进下湖头庙“乌龟壳”里。到了第4天（18日）下午，卓新民召集班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要求部队直捣伪军老巢，彻底歼灭敌人，并作了战斗动员。焦润坤等战士请战情绪十分高涨，个个摩拳擦掌，立即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吃过夜饭，一声令下，部队向三七市下湖头庙挺进。
这天夜里，天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泥泞，难以行走，黑暗重重，伸手不见五指，给行军带来极大困难，但部队士气旺盛，动作敏捷，没用多长时间，前哨部队一个排已摸到敌人的竹篱笆，但多数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竹篱笆外的开阔地上，只能匍匐前进。为了夺取胜利，焦润坤和战友们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用斧头、钳子拆掉竹篱笆，扫除了敌人的外围障碍，并一鼓作气冲到庙门前，向庙里投掷手榴弹，有的战士还把手榴弹塞进敌人堡垒的枪眼洞里。但是，由于缺少打攻坚战的经验和条件，既无炮，又无爆破工具，这时敌人集中火力封锁，战士们无法冲进庙里。
焦润坤清晰地记得，部队进攻到庙门时，敌人火力凶猛，卓新民带头进攻，不幸腹部中弹，血流不止，但是他并没撤退。“我发现中队长不时按着腹部，我估摸他是受伤了，便拉着他，让他撤下。”焦润坤说，“但是卓新民坚持说‘别管我，拿下据点是关键’。这句话一直念叨到他牺牲。”
为了突破敌人的机枪封锁，让中队长撤下阵地，排长杨光明把剩下的手榴弹全部扔进庙里，大家齐声呐喊助威，干扰敌人的注意力。随后，焦润坤和另一名战士赶紧搀着卓新民撤下去。半个多小时后，他们才找到一家民办诊所，昏迷中卓新民还在念叨：“杨排长打下来没有，攻进去了没有？”卓新民终因失血过多而不幸牺牲。焦润坤遗憾地说：“平时跟他聊天的时候，得知他已经有个对象在处着了。他的伤不是致命的，以现在的医疗条件，中队长牺牲不了。”讲到这里，焦润坤长叹一口气，好久没有说话。这场战斗，共击伤、击毙伪军22人，焦润坤的战友共伤亡12人。
新四军浙东纵队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使敌人胆战心惊，敌人连夜逃窜到叶家车站。次日黎明，附近群众给新四军送来猪、鹅、酒及慰劳资金等，庆贺胜利。下湖头庙一仗，狠狠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从此，伪军再也不敢出来骚扰，日寇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次战斗以后，群众成群结队，大白天挑着粮食，送到四明山区。
卓新民牺牲后，当地群众十分悲痛。第二天，在稻香庵召开了追悼会，周围许多群众闻讯赶来参加，还为卓新民做了一具很好的棺材，安葬烈士遗体。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修建了卓新民烈士墓，以缅怀烈士。焦润坤说：“我一生都忘不了中队长，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唱一首《五月的鲜花》来怀念他。”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年，焦润坤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他来说，“这是双喜临门”！
焦润坤参加过抗日战争期间浙东纵队北撤时的澉浦突围战，也参加过解放战争中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当上了空军飞行大队二大队政委。他参加过大小战役60次，扛过步枪，开过战斗机，身上负过大大小小的伤，历任文化教员、排长、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立三等功两次，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
1949年的一天，焦润坤从上海出发，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南京军区报到。从上海到南京，途经家乡常州，他不由得停下脚步，寻找失散多年的父母。
接受采访时，焦润坤谈及当年找到母亲的经过：“我13岁离开常州的，到2014年离开故土就是77年，中间只是刚解放时回去寻找过母亲，当时只听人说母亲好像在迎春桥头的县学街口摆个豆腐摊，可是凭着记忆找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找到。当时军管会的同志看到我身穿军装，又佩戴手枪，帮我寻找到了母亲。”
堂屋里，焦润坤的母亲佝偻着，借着光仔细打量来人后，老人激动地叫出了焦润坤的乳名。母子阔别12载，一朝相见，焦润坤激动不已。“母亲老了，可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妹妹长大了，哽咽着叫我‘哥哥’。”焦润坤说着，眼眶泛泪，“当时母亲以为我在逃难时已不在世了，还在清明、中元节为失去我烧过许多次纸钱，以寄托哀思。当看到我已是一名解放军军官后，兴奋不已。那个时候，母亲还是每天辛勤劳作做豆腐卖，维持生计。自母亲那里还得知，在我离开常州的第二年，已回老家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弟弟是1948年在一艘被国民党的军舰撞沉的小货轮上，被淹死了。妹妹告诉我，母亲早认为我死了，一直把我供在牌位上，烧钱纸的时候口里还念叨着——你们兄弟俩分着用，不要抢……”
1949年渡江战役后，焦润坤在上海空军航空处留影
“国家解放了，我不再是个孤儿了，终于一家团圆，不用再漂泊离散。”随后，焦润坤将家人接去了上海，母亲发挥余热在上海做起了沟通说服工作，每次跟军人家属沟通，总爱讲讲儿子的故事、党的故事。因为母亲的人缘极好，大伙不再叫她“焦妈妈”，都改叫她“光荣妈妈”。1955年，焦润坤被授大尉军衔，1961年授少校军衔。
焦润坤的夫人黄强，原名黄琳，小他6岁，出生在辽宁营口，与丈夫有相似的童年经历，也是日军侵华的灾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年仅一岁的黄琳跟随任海关科员的父亲撤退到重庆，在那里长大。儿时的黄琳常拿着小马扎躲在防空洞内躲避日军轰炸，也常常目睹“人被炸得挂在树上”“树上挂着断手断脚”等惨不忍睹的场面，她母亲在逃难中病逝。1949年，黄琳忍受不了后妈的虐待，从家里逃出来，到上海参军，遇到担任指导员的焦润坤。
当年，黄琳说自己的名字显得太弱，焦润坤说，那你就叫黄强吧。两人从此结下良缘，相伴至今，3个孩子的名字“云鹏”“旭平”“海鹰”，以“空”“陆”“海”的含义，寄托着两人的军旅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