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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回乡偶书》，90岁的常州籍新四军抗战老战士焦润坤老人在2014年秋省亲时深切体会到了诗中之意。几天里，他在儿子的陪同下，专程前往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参加在常州大剧院举行的“抗战精神颂”主题演唱会，到天府陵园瞻仰常州抗日英雄纪念碑，还抽空回到儿时居住过的青果巷，找寻年少时的记忆。
焦润坤在老乡的陪伴下，回到儿时居住的青果巷。走在小桥流水依旧的青果巷里，正素巷、石灰弄、蛤蜊河……这一个个地名，从焦润坤的记忆中冒出来。“小时候最喜欢在河里游泳，我的母亲在这边岸上一喊，我就‘扑通’一声扎进水里，游到了河对岸。”走进青果巷82号的院子时，老人感叹，“那时候走不进这种大户人家，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青果巷的大院。”
老人很有礼貌，每到居民家中都要打招呼，确定不打扰他人正常生活才会进去。走访的时候，胜利巷16号的居民姚先生刚好打开大门，与老人热情地拉起了家常。姚先生祖上是做纺织印染生意的，从他家前门穿过的，就是焦润坤儿时戏耍的蛤蜊河。
“家乡的那些地名，是这辈子都抹不去的记忆。”焦润坤忠告年轻人今天依然要牢记历史，“虽然你们没有亲历战争，但当下的幸福是每个人都经历着的。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不要忘记它的来之不易；要献出自己的力量，为更好的生活尽力。”
1924年10月24日，焦润坤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妹三个，我是老大，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听说还有两个姐姐，我没有见过。父亲身体又不好，我没读几年书就跟着父亲一起卖豆腐。打铁、撑船、磨豆腐，这是旧社会的三个苦行当，卖苦力的活儿，当年我家就是以卖豆腐为生。尽管日子有些苦，但是还算过得去。”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紧接着，日本大肆进攻南京，并对沪宁沿线多个城市狂轰滥炸，常州也未能幸免。这时，焦润坤不满13岁。母亲磨的江南豆腐嫩滑清香，焦润坤白天随家人在火车站等处提篮叫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然而这一切被日军疯狂的轰炸终结了。
焦润坤是那场灾难的亲历者。“有一天，我正提着篮子从茭蒲巷出来，沿街卖豆制品，空袭警报突然响了。”焦润坤回忆说，警报刚刚拉响时，老百姓并不在意，但一会儿敌机就出现在城市上空，扔下炸弹。“日寇的炸弹如雨点般落下，街上顿时血肉横飞。”这一天，焦润坤切身体会了什么叫“尸横遍野，惨叫连天”。
整场轰炸持续了约半个小时，焦润坤躲在双桂坊和西庙沟的十字路口的街边，逃过一劫。“等敌机离去，我看见满街都是死伤的平民百姓，惨不忍睹，到处是‘救救我啊，救救我啊’的哀号，真是造孽呀！”讲到这里，老人闭上了眼睛。回想当时的惨景，老人激动地挥着双手：“我是个受害者，同时也是日寇暴行的见证者。日军侵略的暴行抹不掉，我就是活的见证！”
2014年返乡时，焦润坤坚持去看看双桂坊和西庙沟的十字路口。他说，那里是自己死里逃生的地方。现在的十字路口，矗立着“福记大饭店”，老人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祝福自己的故乡天天有福。”
焦润坤说，日本人空袭常州城一个多月后，常州沦陷。幸免于难的常州老百姓，纷纷逃离家乡，躲避战乱。焦润坤也举家外逃，投亲靠友。“一家五口逃难，辗转奔波，逃到江北。到了那里，生活也没有着落，亲戚无力收留我们。无奈之下，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常州，父亲则带着我到上海找活路。我父亲有痨病，干不了活，我和他在上海走散了。”其后，焦润坤几经波折，被上海工华难童收容所暂时收养。“收容所条件艰苦。记得一次打扫卫生，地板上的铁皮补丁松了，揭开一看，里面全是臭虫，摁下去，满手都是血……不过，好歹有吃、有住了，也有人管我了。”从小过惯苦日子的焦润坤，倒也能随遇而安。
上海沦陷后，原本由上海各界人士在战争之初成立的难民收容所和慈幼院等相继关闭，大批孤儿又重回街头流浪。著名的奉化籍爱国实业家竺梅先、徐锦华夫妇目睹此情此景焦急不安，挺身而出。为了收容和养育这些难童，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支持下，竺梅先夫妇募集了5万元资金，于1938年在今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后琅泰清寺创办了一所灾童学校——国际灾童教养院。
1938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为了不让那些孩子落入日寇手中，一艘满载着500多个灾童和部分教职员工的“谋福”轮，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发驶向宁波。船上的500多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15岁。对于即将去往的那个教养院，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会有什么人，他们一无所知。焦润坤就是这艘船上的灾童之一。
“为了顺利将我们送出日占区，竺先生还专门找了几个欧美人士，假装合作伙伴作为掩护。”焦润坤说。直到站在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大门口，孩子们还不敢相信自己将生活在如此温暖的地方。
当时的教养院里，有4排教室、7个大寝室、1个大礼堂，还有图书室、厨房、食堂、医疗室、理发室、操场等教学、生活设施。“初到教养院，我感觉比家还要好！”说起待了4年的教养院，焦润坤还很激动。
一个月后，教养院又接收了从上海过来的100多名儿童。算起来，当时院里一共有600多个孩子，光吃饭的场面就壮观得很——一吹哨子，600多双筷子一起举起，“哗”一声，像下起雷阵雨。
教养院提供一日三餐，四菜一汤，每月吃两次肉。夏天，孩子们统一穿白衬衫、蓝工装裤，春秋季换发夹袄，冬季换发棉袄棉裤，全年穿布筋草鞋或蒲鞋，冬季加发一双布袜。教养院不但包吃住，还请来70多位教师。根据年龄与识字程度，孩子们被分为幼稚班、小学部和初中部，四个月一学期，一年三学期，每周休息一天，为的是多学知识，快些成材。由于没有正规的课本，教养院的课都是教师们自编的，语文课全是古文，数学三角、几何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为了麻痹日伪军，竺梅先夫妇还专门请了几名外教。”
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些简单的需求变成一种奢望，可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竺梅先夫妇，想尽办法为这些孩子创造了条件，要说呕心沥血也不为过。如果说吃穿用给了这些孩子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么竺梅先夫妇的全身心付出，还给了他们父母般的爱。竺梅先主外赚钱，为600多名孩子的衣食而奔波，而徐锦华主内，关心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徐锦华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亲切地叫他们“小囡”。焦润坤回忆，一到晚上，皓月当空，山野寂静，教养院的通铺通常热闹得像在看大戏，孩子们打打闹闹，不肯睡觉。每到这时候，穿着旗袍的徐锦华都会拎着马灯过来巡查。“哪个小囡还没睡啊？”远远地听到徐锦华的声音，孩子们就会钻进被窝，装出已经熟睡的样子。再晚一些，徐锦华还会再巡查一次。这时候孩子们大多闹够了也累了，都在酣睡了。有些孩子睡相差，脚和胳膊露在外面，她就轻轻地把被子掖好；容易尿床的，她也会扶起来把尿。
焦润坤在国际灾童教养院生活学习了4年多，教养院之于他是个人生启蒙的基地——“教养院是我爱国教育的启蒙基地、抗日教育的启蒙基地”。在这里，孩子们边学习边劳动，并接受体育锻炼。教养院还经常请一些著名人士来院宣传抗日。当年，孩子们还经常学唱《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可恨的是，日寇连孩子也不放过。”
1940年10月，日军的一场细菌战，再次把他们推向了生死边缘。当时，日军对宁波发动细菌袭击，慈溪、奉化等地瘟疫横行。国际灾童教养院驻地也遭到日寇细菌弹袭击，大面积爆发瘟疫，近百名孩子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发高烧，打摆子，浑身脓包。那个痛苦真是要命，脓包要用剪刀剪破，用盐水洗。每天早上起床，宿舍里都是哭声一片，因为脓包破裂，和被子黏在一起，撕心裂肺地疼，床单成了花床单，痛得比上刑还难受。”焦润坤回忆说，“我们90多个人被集中隔离，由于日寇封锁，缺医少药，只能自生自灭。三个月后，走出隔离区，曾经挤得满满当当的床铺空出了一大片，不少原来的小伙伴都已经死去。我侥幸活下来，几乎瘦成了皮包骨头，像具‘活骷髅’。”
“细菌弹投放多年后，我随部队路过慈溪，疫情仍未消除，水不能喝，地皮也不能碰，抬死人的活人都很难找。”焦润坤激动地说，“当年，日寇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但直至今天，日本还有一些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死去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真是丧心病狂，恬不知耻！对此，我们绝不答应，要坚决回击！”
宁波市区、奉化相继沦陷，教养院经费来源困难，竺梅先在夫人徐锦华的全力支持下，承担起教养院的全部费用，由上海大来银行竺氏私人名下的资金陆续支付。粮食供应紧缺，竺梅先不顾严寒酷暑，到处奔走，冒着伪军搜查和土匪抢劫的危险，把粮食运到奉化。
1942年5月，竺梅先由于长期辛劳，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53岁。焦润坤记得，当竺梅先的灵柩到达泰清寺时，沿途百姓和教养院师生列队迎候，无不痛哭流涕。竺梅先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教养院全体灾童，一再叮嘱夫人：“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
竺梅先去世后，所有的担子落到了徐锦华身上。形势越来越困难，经费、粮食无继，教养院陷入重重困境，教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了，但没有人离开。渐渐地，一日三顿减为两顿，以前每天供应的米饭也改成了玉米马铃薯蘸着盐巴吃。焦润坤回忆说：“竺先生去世后，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差了，各人下学后就到山上挖野菜。”
教养院艰难维持着，后来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派人威胁利诱，企图接管教养院，但徐锦华大义凛然，严词拒绝：“宁可解散，也决不让小囡去当汉奸的工具，绝不会把小囡送到日寇和卖国贼的手中！”徐锦华秉承竺梅先的遗志，维持教养院近一年，直到最后一批灾童毕业，安置好他们的工作，教养院才宣告结束。
“从教养院里出来的孩子，如今有在大陆的，也有在台湾的，还有在美国的。我们在后来的聚会中常常聊及往昔岁月。”晚年的焦润坤动情地说，“虽然彼此际遇不同，但是有一点，600多人里没出一个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