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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当红军，弟弟要同行。莫说我年纪小，当个通讯兵……”当年红军打下四川宣汉城时，一个小女孩一脸稚气，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第一次看见穿着军装、腰上别着盒子枪的女兵，十分羡慕。看到女兵们为群众领唱这些革命歌谣的场面，这个小女孩十分激动：女兵好威武，好漂亮，我要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该多好。
当年的这个小女孩就是王新兰。王新兰原名王心兰，参加革命后改为“新兰”。1924年6月，她出生在四川省宣汉县王家坝的一个知识分子家里。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王新兰6岁那年，父亲去世。在王新兰的印象中，父亲常年穿件青布长袍，举止儒雅。父亲看重读书，王新兰从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的叔叔王维舟是个地下党员，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宏文小学。5岁那年，父亲送王新兰到这里读书。在这里，王新兰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
当时，王维舟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川东游击军，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于是，军阀刘存厚把王维舟视为眼中钉，悬赏捉拿他。王维舟和王新兰的两个哥哥经常躲在一个阁楼上。5岁的王新兰已懂些事，慢慢有些觉察，先是发现她的哥哥时不时地往楼上钻，后来又发现只要哥哥上楼，叔叔也准在楼上。王新兰发现他们的行动有些神秘，神情都很庄重，她想他们一定在干什么大事情。
不久，刘存厚派一个连的士兵进驻王家坝，连长就住在王新兰家。国民党连长经常指挥他的手下四处活动，搜山，抓人，给地下党和游击军的联络造成很大困难。地下党看王新兰年纪小，不易被怀疑，就经常派她去送信。有些文章说王新兰9岁参加革命，其实，早在5岁那年王新兰就给共产党送信，已经开始革命活动了。后来谈及此事，王新兰笑了笑，说：“能活下来就不错了。9岁参加革命，江青还说是假的，她说什么——长征死了那么多人，一个八九岁的小丫头还能活下来吗？”
送信要穿过村后一片阴森森的密林，王新兰一边摸索前行一边提防蛇虫，常吓出一身冷汗。然而和这比起来，更惊险的是碰到敌人。一次她走到林边，迎头碰上驻在本村的国民党连长。王新兰急中生智先开口说道：“长官，摸到这里做啥子？”“烦得很，打只野鸭吃吃。”“刚才听见说今晚伙上有卤大肠。”她投其所好。果然，连长眼睛一亮：“真的？”“哪个骗你。”连长一脸高兴，正要走，又回头问：“你上哪儿去？”王新兰强作镇定地说：“猫儿跑了，我来找找。”等连长走远了，她踩了踩鞋窝里的密信，赶紧撒开小腿跑进了密林……回想起当时的险境，王新兰显出一丝孩子般的狡黠与得意：“那可是我第一次撒谎哟，也不晓得怎么那么像。”就是这封信促成了一次战斗的胜利，缴获了敌人十几支枪。小小王新兰，为游击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维舟离开那个阁楼后，王新兰的两个哥哥也跟着他走了。他们奔波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沉寂了几个月的川东大地又沸腾起来了。他们走过的地方，红红火火地建起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游击队。这时，王新兰心里明白，这些都和小阁楼上那些秘密活动有关。
1932年底，为配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加紧了对敌斗争，努力扩大游击根据地。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王维舟配合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军阀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
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庆祝大会上，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任命王维舟为军长。大会盛况空前，大街小巷被挤得水泄不通。几十年后，王新兰回忆起那天的盛况还十分高兴。她说：“那天，姐姐心国带着我，半夜就起了床。我们一人举着一面小旗，跟在队伍里，向会场走去。离宣汉城还有好几公里路，就听到了从那里传来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一进城，就被满眼的标语、红旗和此起彼落的口号声包围了。”
此前，王新兰还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人聚会，十分兴奋。她远远地看见，站在操场土台子上的叔叔王维舟第一次穿上了正规的军装，刮了脸，显得很精神。
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也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宣传委员会。看到姐姐戴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又高兴又羡慕，整天蹦蹦跳跳跟在姐姐后面，一会儿跟着学歌谣，一会儿帮着刷标语。
这时，王新兰也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队伍上的人说她太小不行。王新兰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王新兰为此闷闷不乐。姐姐知道她的心思，答应她到了12岁，一定帮她当上兵，因为红四军有一个12岁的宣传员。这时，王新兰认真地对姐姐说，那我就说是12岁。姐姐说，你长得那么小，说12岁哪个相信？王新兰照了照镜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此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宣、达一线的红军和地方机关撤至川陕苏区的中心地域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姐姐担心母亲和妹妹，专门从红四军赶回家，将母亲托付给村苏维埃主席，让她随苏维埃一起转移。母亲走后，家里只剩下王新兰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于是，王新兰一头扎进姐姐怀里哭了起来，说一定要跟着她去当红军。姐姐没有办法，只好带着王新兰一起来到了红四军军部。
姐姐把王新兰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她的妹妹要参军。徐立清笑着打量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剪裁合身的小旗袍，透着生气的短头发，白里透红的圆脸蛋，可爱极了。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孩子，你太小了——个头还没有步枪高，还是找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吧。”一听这话，王新兰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忽然，王新兰停下哭泣，大着嗓门说：“你别把我看小了，我什么都能干！”徐立清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道：“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这时，姐姐王心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你就收下我妹妹吧！你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地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听。
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仔细听王心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一旁的王心国又替妹妹求情说：“白匪（国民党军队）来了，和红军沾边的都得杀，留下来不是等着让白匪杀吗？就让她跟着红军走吧，我晓得她太小，没办法，能活下来就活，活不下来就……”王心国说着，眼泪流了出来，“她小是小，却懂事，不会给队伍添麻烦的。”
徐立清想了一阵子，击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王新兰破涕为笑，兴奋得跳了起来。这一年，王新兰9岁。直到晚年，王新兰还庆幸当年红军接收了她。
很快，王新兰被分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和姐姐住在一起。王新兰回忆说：“穿上专门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提心里多高兴了。”
后来，红四军成立宣传队，王新兰就成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简谱、吹笛子、吹箫、打洋鼓”，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经常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或舞蹈，给部队鼓劲。
一天，王新兰返回宿舍没有看见姐姐，就四处找，却在床板上发现了一个字迹清秀的纸条：“小妹，组织调我到省委工作，来不及和你告别，以后就靠你自己管理自己了。”拿着小纸条，王新兰哭了起来。
原来，中共川陕省委要在红四军里找一个文化程度高的人，去给省委书记周纯全当秘书，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王新兰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这个姐姐，也再也没有见到自己两个同样在红军队伍里的哥哥及姐夫。
1934年秋，红四军开到了四川北部的旺苍坝。一天，有人捎信给王新兰说，你的母亲就在附近，病得很厉害。王新兰心急火燎地赶了10多公里路，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见到了病危的母亲。一见面，母女俩哭成一团。母亲抚摸着女儿说：“心兰，陪妈几天吧。”王新兰只是哭，不说话——部队行踪不定，她来时领导交代过必须当天返回。王新兰无法开口把这话告诉已经垂危的母亲。
晚年，王新兰对子女回忆说：“离开妈妈、走出那间破房子的时候，我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怕在妈妈绝望的目光中再也迈不动脚步。”那时，王新兰心里清楚，这次相见，是她们母女的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