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每每听到这熟悉的歌词和旋律，王新兰的眼前就闪现出丈夫萧华创作《长征组歌》的情景。一唱起丈夫写的这首歌，当年三过草地雪山的王新兰总是心潮起伏——关于长征，她的记忆太深刻了。
关于长征，美国记者斯诺曾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出来的。”在长征胜利30年后的1965年，12首“三七句、四八开”的系列组诗横空出世，这就是《长征组诗》。其中10首被谱曲传唱，即《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组诗的作者就是王新兰的丈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
王新兰接受专访时留影（余玮 摄）
1965年7月19日，天津人民礼堂，萧华第一次审看《长征组歌》排演。当时，天气炎热，排演现场连电扇都没有。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萧华和王新兰却看得十分投入。排演完后，萧华和王新兰走上舞台。有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萧华坐下，萧华看了看演员们被汗水湿透的演出服，转头对文工团团长晨耕说：“你让演员们把演出服脱了，也都坐下吧。”
萧华说，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战斗员和指挥员，他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在推动着他写《长征组诗》。所以，他一定要写出来让战士们演唱，让所有人了解长征的故事，牢记长征精神。他对演员们说：“你们唱得不错，但是如果你们了解了长征就会唱得更好！”萧华随后说：“长征这段历史是十分感人的。我在写《长征组诗》的时候，泪水经常打湿手稿。我每每写到最艰苦的地方，就回想起那些与我一起长征的战友，他们有的已经牺牲了。”说到这里萧华哽咽了，王新兰和演员们也都掉下了眼泪。
晚年，王新兰回忆说：1934年，时年18岁的萧华跟随红军主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他亲身经历了一场场生死考验。他忘不了当年长征路上的每一个场景，忘不了和自己一起战斗生活过的战友。回忆长征，萧华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情要诉。
1964年2月，萧华染上了严重的肝炎，待在北京公务繁多，不利于治病康复，周恩来总理指示萧华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并特别关照要王新兰一同前往，以便陪同照看。这一年4月，萧华和王新兰来到杭州西子湖畔。此时，全军各部队正准备红军长征30周年庆祝活动，不少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过长征的萧华约稿，这成了萧华创作《长征组诗》的直接动因。
其实，讴歌长征，萧华早有想法。自从走完了长征路，长征便成为萧华生命的一部分。那场震惊世界的远征，那场使红军从濒于灭亡中再生的大迁徙，那场红军向难以承载的生存极限挑战的英雄壮举，萧华视之为中国共产党最珍贵的精神遗产，认为值得大书特书。
早在1958年夏，萧华得到一本描绘长征的画册，如获至宝。当时，他与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说，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表现长征。他还对王新兰说，如果有一个整块的时间，那一定要写一写长征。遗憾的是，繁忙的工作一直使他无暇拿起笔来。到杭州治病疗养，萧华终于有了创作的机会。
创作首先遇到的是艺术表现形式问题。萧华考虑到身体状况欠佳，不便写长篇大论，于是采用诗歌的形式。萧华长于诗词，在杭州又集中阅读了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家之作。中国古诗词凝练含蓄，韵律优美，极富表现力和形式美。经过思考，他很快确定了用组诗的形式表现作品的内容。考虑到舞台演出的通俗性，他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采取了“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诗词用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共12行68个字，一诗一韵。这种形式，既有统一的格律，便于记忆朗诵、谱曲歌唱，又较旧格律自由，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
创作的真正难度在于对作品内容的整体把握。萧华虽亲历长征，但他当年只有18岁，先是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过草地前是红二师政委，只熟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于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知之不多。因此，要把红军三大主力艰苦卓绝的长征准确地概括到一组诗歌中，是十分困难的。为此，他阅读了有关长征的大量资料和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反复阅读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著作，用其中关于长征的精辟论述，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同时，他认真研读了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诗词。
掌握丰富的史料后，萧华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长征中12个“节点”，安排了组诗的整体结构，即：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
于是，萧华忘记了自己病人的身份，进入忘我的创作境界，屋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王新兰也无法劝丈夫休息，夜深人静时，她会悄悄地在丈夫身边站一会儿，她看到的是一页页被泪水打湿的稿纸。王新兰说，为了不影响萧华的康复，在创作前，她与萧华曾有许多“约法”和“规定”，但是萧华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什么也不顾了，甚至通宵达旦，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
长征途中没流过一滴泪的萧华，将感情的闸门向逝去的历史打开了。王新兰说，他写得很辛苦，人瘦了几公斤——那真的是“呕心沥血”。
写就后，萧华用毛泽东的七律诗《长征》中的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将组诗呈送给周恩来总理和在京的多位老帅传阅。老帅们都说，用12首诗来概括长征全过程，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组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工农红军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周恩来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尤其对“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特别赞赏，说这是“神来之笔”。当时正在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间恰巧缺长征的内容，周恩来说，这下好了，先把《飞越大渡河》放进去，于是“组诗”开始变为“组歌”。
曲谱初稿成形后，萧华在杭州的病房里接见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位曲作者，让他们一首一首地为他哼唱，并提出修改意见。
其实，当初为组歌谱曲的除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人外，总政文工团时乐蒙也写了一稿，他这个版本气势宏大，技巧很高。周恩来反复听了两个版本后，觉得各有千秋。考虑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版本好唱好记，便于传唱，基本倾向于这个版本。王新兰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周总理审查战友文工团的“组歌”时，她和萧华带着5个孩子也去了，周总理问萧家5兄妹：“两个《长征组歌》，你们都听过吗？”他们回答说，听过。周总理又问：“你们说，两个组歌，哪个好？”4个大一点儿的孩子不好意思说，13岁的萧霞却脱口而出：“北京军区的好。”周总理又问：“好在什么地方？”萧霞说：“好听好唱。”周总理笑着说：“看来咱们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旁的王新兰笑了。
战友文工团排练期间，周恩来亲自去作动员，要他们去部队参观学习，了解情况，不但要形似——穿上军服，穿上草鞋，打上绑腿——更要神似。
王新兰依稀记得，当年在天津审看排演时，萧华含着眼泪讲了很多，几次都哽咽着讲不下去了。那天，萧华对全体演员说：“是30年来一直撞击我心灵的东西让我写出这组诗来。这组诗是有剧情的，必须带着真情实感来唱，才能更好地表现它。”
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萧华和他的组诗：“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只有有激情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王新兰也认为，《长征组歌》是一部饱蘸着血泪和激情的经典之作。
“总理在病重期间，我们都很想去看他，但萧华刚从狱中出来，我们无法进去。总理生前，曾先后17次观看组歌演出，他能唱出组歌的全部内容。总理在弥留之际，最后唱的一句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说到这里，王新兰声泪俱下，哽咽难言。
据悉，“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征组歌》有8年没有正式演出。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指示复排《长征组歌》。同年10月，复排后的《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反响的热烈程度远远超乎演员们的想象。很多观众看完演出后都不坐车了，而是手挽着手一路哼唱着《长征组歌》回家。
1965年冬，萧华、王新兰全家在上海
《长征组歌》这部脍炙人口的音乐史诗，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穿透20世纪的回音壁，响彻新世纪的天空。而由组歌述说、重现的长征画面，令人们感慨万千，定格为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