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芭芭拉·刘易斯等待了很多年。她充满爱意地抚摸着巨型导弹纯白的漆面,把自己的名字笨拙地签在导弹身上的空白处。这是1955年的4月,一小群人聚集在导弹周围,和这个耗费了他们10年心血的长达39英尺的大家伙说再见。导弹被拆开装进了一支卡车车队,它将被送到新墨西哥州南部的白沙导弹靶场(White Sands Proving Ground)做最后的测试,那里离美墨边境只有60英里。和导弹告别的时候,JPL的这群人以为他们终于摆脱了这玩意儿带来的一大堆麻烦。但他们错了。
一切始于20世纪40年代一个名叫“下士”的计划:这套导弹系统和JPL之前做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军方想要新武器:快得能逃脱敌方战斗机追击、可以携带1 000磅战斗部飞行上百英里的喷气式远程导弹。这是芭芭拉在JPL参与的第一个项目,看来他们很快就能圆满完成任务。1945年10月,他们的第一台原型机就在白沙靶场达到了40英里的射程,落地之前,这枚火箭几乎已经触到了太空的边缘——它是有史以来飞得最高的火箭。人们叫它WAC下士火箭,“WAC”的意思是“无高度控制”(Without Altitude Control),因为它没有导航系统,除此以外,这个缩写也有“妇女陆军兵团”(Women's Army Corps)的意思,因为它的个头比那些名字特别铁血的导弹小得多,实验室的人都叫它“小妹妹”。WAC下士火箭为JPL后来制造更大、更先进的下士型导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者的长度几乎达到了前者的两倍。
带有芭芭拉和同事签名的下士导弹(Corporal missile),1955年(供图:NASA/JPL-加州理工)
把“小妹妹”改造成能携带战斗部的导弹,这个任务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JPL仍在评估液态燃料火箭的潜力。与固态推进剂相比,液态推进剂能将最多的热能储藏在最少的分子里,而且点火和燃烧的速度都更快。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能力也让液态推进剂变得更加危险,JPL的部分成员曾对此深怀警惕。
弗兰克·马利纳(中)在白沙靶场给WAC下士火箭称重,1945年(供图:NASA/JPL-加州理工)
液态推进剂试验一直火药味十足。芭芭拉入职之前没几年,JPL的团队就曾把试验井后面的小山烧成了白地,除了干枯的灌木丛以外,实验室的很多设备也被付之一炬。问题来自一个谁也无法解释的现象。液态推进剂会增强发动机的抖动,这样的抖动起初并不明显,但它的力量会慢慢积聚,直到最后发动机因无法承受而炸开。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抖动似乎是随机发生的,于是爆炸也完全不可预测。
对于这方面的危险,芭芭拉所知甚少。这个19岁的女孩双颊丰满,皮肤柔软,看起来就像个孩子。但这副少女的躯壳里藏着一位决心融入JPL火箭文化的坚定女性。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她发现液氢、液氧和液氮混合物测试带来的爆炸响得吓人,周围的同事也总是吵吵嚷嚷;实验室里随时都有人在高声交谈,这样的环境固然令人振奋,但也难免有几分恼人。最讨厌的还是福特牌卡车喇叭改装的警报,每次听到它尖锐的声音,她总会吓得跳起来。
但对芭芭拉来说,每一声巨响都代表着一组新的数据。她一遍遍计算着苯胺和冒着红烟的硝酸产生的推力,这种烈性混合物会让火箭发动机的尾巴喷出一股猩红的火焰。芭芭拉和其他计算员并不知道,他们枯燥的日常工作正孕育着一些惊天动地的东西,未来某天,他们协助改进的液态推进剂将把人类送上月球。他们正在研发的是一种自燃推进剂(hypergolic propellant),这种燃料一接触氧化剂就会自行点火。如果不发生接触,这两种化合物都相当稳定,但只要在火箭燃烧室里混合在一起,它们就会立即点火。20年后,阿波罗计划(Project Apollo)的推进火箭里装填的就是自燃推进剂。
芭芭拉的任务是利用试验数据来计算导弹的飞行参数。计算一条弹道就需要花费一整天时间。每算完一组数据,她的笔记簿里就会增添一份令人骄傲的新成果,那是她亲手绘制的下士导弹飞行轨迹。芭芭拉和其他计算员的笔记簿里画满了各种各样的弹道,这些图案将帮助工程师调制出最理想配比的导弹推进剂。
1948年,JPL的团队正在埋头研制下士导弹,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继续改进下士的“小妹妹”,WAC下士火箭。芭芭拉发现,“小妹妹”的计算工作格外有趣,因为现在工程师把它改造成了二级火箭。小巧的美国火箭屁股下面多了一枚纳粹的V–2火箭,弹道导弹V–2最辉煌的战绩是征服了巴黎和伦敦。“二战”结束后,敌方的这款火箭和研发它的纳粹科学家一起被送到了美国。V–2的潜力令人思之颤抖:它能轰炸200英里外的一座城市。将V–2的力量与WAC下士无可匹敌的飞行高度结合起来,这个主意十分巧妙。工程师梦想着把这两款火箭的组合体送入外太空。V–2可以提供初期的强劲推力,然后分离坠向大地,WAC下士接着点火,飞往从未有人到达过的新高度。这个组合被JPL的工程师命名为“减震器WAC”(Bumper WAC)。
为了预测减震器WAC能飞多高,芭芭拉计算了两级火箭发动机各自的推力,然后将火箭的重量和长度代入方程,最终算出它们的发射速度。除此以外,她还需要考虑重力和阻力的影响。现在她的微积分终于派上了用场,因为每个变量都是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函数。这份工作并不轻松,长期的伏案计算让她的食指磨出了一层红白色的厚茧。握着铅笔的手经常出汗,在坐标纸上留下一丝丝褶皱。
芭芭拉用计算尺和弗莱登计算器来做验算。这两种设备她用得还不是很熟,因为进入JPL之前,她从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她喜欢计算器,但就连这么先进的设备也没法满足她的需求。比如说,计算器不能算对数,它描述的是一个数字需要连乘几次才能得到另一个数字,举个例子,2×2×2=8,这意味着2需要连乘3次才能得到8,用数学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log 2 8=3。
所以芭芭拉不得不求助于计算室里那一摞磨得边角残破的棕色封面工具书——《数学表格工程》系列。这套书体积太大,难以搬运或者携带,但芭芭拉和同事非常需要书中的珍贵数据。要算出减震器WAC的弹道,她需要将大气密度转化为以高度为变量的函数。随着海拔的增加,空气会变得越来越稀薄,要算出具体的值,计算员们离不开WPA编制的巨著,这套工具书计算室里的每个人都很熟悉。
JPL计算员绘制的减震器WAC弹道,1948年(供图:NASA/JPL-加州理工)
芭芭拉在坐标纸上熟练地画出了两个峰值。她预测V–2火箭的点火和坠落将分别带来轻微的上升和下降,最终将小妹妹送往更高的天空。根据她的计算,这枚二级火箭将创造历史,成为在太空中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芭芭拉和其他计算员、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不光算出了火箭的飞行高度,还预测了它的坠落点与发射场之间的水平距离。回收组应该能在64英里外找到烧尽的残骸。在工程师的指引下,计算员算出了再入大气层的过程很可能摧毁火箭。地球大气层将如何影响高速运动的抛射体,他们做出了最前沿的分析。这样的思考方式更适合设计太空任务,而不是研发武器。工程师们算出了再入大气层将产生多少热量,再过几年,这些看似没用的数据将会派上大用场。
就在他们折腾“小妹妹”的时候,1947年5月22日,下士导弹飞上了天空。这是完全由美国主导的第一次大型导弹试验,它搭载着唯一一款完全由美国设计制造的大推力发动机。指望一蹴而就无异于天方夜谭,JPL早就习惯了历经磨难才能修成正果。所以当他们听说这个庞然大物飞到了129 000英尺的高度并最终击中了60英里外的目标,每个人都惊讶极了。JPL工程师马丁·萨默菲尔德在收音机前惊得目瞪口呆,他把导弹试飞成功的消息转告给梅茜·罗伯茨的时候,她也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成功似乎来得太容易了一点。
最艰巨的任务完成了。现在他们只需要继续制造、测试下士导弹,最大限度地挖掘它的潜力,然后将量产的任务转交给私营承包商就行。芭芭拉签下名字的这枚下士导弹要做的是射程测试,想到自己辛苦工作完成的产品将在地球上空飞行,她不禁有些头晕目眩。她完全可以想象,自己的名字将飞向白沙靶场的天空。
对芭芭拉来说,白沙靶场离实验室虽然只有一天的车程,但感觉上却像是狂野的西部。这座靶场刚修好没几年,但它已经目睹了无数次的成功和失败。洁白的石膏沙丘为荒凉的沙漠地貌增添了一抹亮色,这些沙子像粉笔一样柔韧。群山环绕的图拉罗萨盆地为军方提供了最完美的秘密军事实验基地。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莫哈韦就成了JPL工程师的导弹测试场。加州的峡谷实验室不能闹出太大的动静,所以那些大家伙全都被拉到了这里。最开始的时候,工程师们只能蹲在小小的帐篷里,帆布墙壁根本挡不住外面的细沙。
但珍珠港事件之后,建设秘密测试场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盆地深处的军事基地急剧扩张,这片与世隔绝的125万英亩 的土地上修起了各种各样的设施。发射区是一大片水泥平地,场地旁边的控制中心仿佛一座碉堡,10英尺厚的水泥墙壁固若金汤,钢筋加强的尖顶就像金字塔。这座偏远的基地引来了不少军方的研究项目,沙漠中的远征很快得到了回报。仅仅一年后的1945年,这里就成了托立尼提(Trinity,人类历史上首次核试验)的试验场,有史以来飞得最高的火箭也是在这里升空的。随着大战的结束,导弹靶场的设施也得到了加强。乘坐火车来到白沙的工程师不用再住帐篷甚至拥挤的军营,独立的住所和游泳池正在欢迎他们的到来。
JPL的工程师都盼着去白沙。远离亲朋好友的视线,这座导弹靶场给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由,无论是实验方面的还是生活方面的。在这里,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干上一整天的活,然后打几场扑克牌,喝点酒,一直玩到深夜。他们还经常跨过边境线去墨西哥的华雷斯寻欢买醉。计算员很少去白沙。芭芭拉也不是很想去。亲眼看到凝聚着自己心血的导弹飞上天空固然震撼,但她在帕萨迪纳已经受够了男人们的吵吵嚷嚷。在白沙这样的地方,你不能指望谁会认真看待一个19岁的姑娘。
喧哗不仅限于白沙。JPL的工作环境十分宽松,对于一间军事研究所来说,这有点异乎寻常。这是草创时期留下的传统,那时候这片空旷的峡谷刚刚迎来那群不务正业的科学家和他们异想天开的实验。这样的历史,再加上加州无拘无束的氛围,JPL充满了其他军方下属机构里看不到的积极快活的空气。
JPL的着装要求反映了他们的休闲精神。第一次看到这些专业人士对领带和运动短袖衫嗤之以鼻的时候,芭芭拉惊讶极了。虽然男人们都不拘小节,但芭芭拉却不愿意穿得随随便便地跑来上班。每天早上她都会精心挑选连衣裙或者短裙,然后配上高跟鞋,无论天气多热,她都不会脱下长筒袜。芭芭拉喜欢打扮,但对待工作她也同样一丝不苟。她不打算在JPL招蜂引蝶,虽然她不是没有机会。女伴们总爱给她牵线搭桥。“噢,给他一个机会嘛。”要是有哪位年轻英俊的工程师朝芭芭拉这边多看一眼,她们总会低声怂恿。但芭芭拉总是摇头回答:“不用了,谢谢你们。”她秉持着校园女生对男性的谨慎,只要身边有男人,她就觉得不自在,无论他们有多迷人。
JPL的某些男人实在令人作呕,其中一位工程师似乎格外猥琐。所以当他提出要找一位计算员来协助工作的时候,梅茜·罗伯茨十分警惕。“你们不能去他的办公室,”她这样叮嘱手下的女孩,“真有事就让他上我们的办公室来。你们不能去其他任何地方见他。”芭芭拉十分好奇,为什么她们就不能去他的办公室呢?她问了另一个女孩,后者哈哈大笑,然后悄悄告诉她:“一会儿我带你去看。”快要下班的时候,两个女孩溜到那位工程师的办公室门外。确定他走了以后,她们跑到那间小屋门口,朝里面张望。芭芭拉大吃一惊。这个男人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漂亮姑娘的画报,她们摆着各种各样的姿势,而且都没穿衣服。芭芭拉从没见过这样的照片,她忍不住笑出了声。两个女孩咯咯笑着跑掉了,她们可不想被抓个正着。这个小实验无法帮助芭芭拉克服面对男人时的紧张,不过倒是成功说服了她听从梅茜的警告。
不过总的来说,女孩们和工程师的关系十分融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每天他们都得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作为一个团队,他们需要碰撞彼此的设想,花费大量时间讨论他们的设计将如何影响火箭的速度,从下士的尾翼形状和尺寸到发动机内部的燃烧过程。
芭芭拉觉得工程师天经地义就该是男人,JPL连一位女工程师都没有。但她也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女性专属的。计算员是个很受尊重的职位,申请这份工作的男人多得要命,只是他们都被拒绝了。梅茜只要看到男人的名字就会毫不犹豫地刷掉,她认为男人会毁掉自己一手建立的团队。她无法想象能有哪个男人愿意听她的指挥。梅茜相信,男人都觉得自己是老板,女人只配当下属——而不是反之。
梅茜之所以不肯雇佣男人,还有一个原因。她花费了大量心血来打造这支融洽的娘子军,她们不仅是同事,还是闺中密友。办公室里愉快的交谈不绝于耳,她们的紧密合作总能做出漂亮的成果。芭芭拉对现状十分满意,她热爱办公室里的女同事,丝毫不想改变。
对计算室里的姑娘们来说,梅茜是个谜。她已经50岁了,在一屋子20出头的年轻姑娘眼里,这个年纪的人简直就是老古董。她进入JPL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女孩们都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突然跑来干这个行当。她的丈夫是IRS的会计,这份工作相当不赖,她完全用不着上班。此外,女孩们也看不懂梅茜和一位计算员——维吉妮亚·普雷蒂曼——的紧张关系。维吉妮亚曾是梅茜的儿媳,但这段短命的婚姻只维持了不到一年,计算员们也不在乎那个男人。维吉妮亚和梅茜的关系常常剑拔弩张,尤其是在维吉妮亚开始约会某个工程师的时候。面对这样的挑衅,梅茜依然表现出了无可挑剔的礼节,从不流露一丝感情。芭芭拉有时候会斜眼偷瞟这位上司,琢磨那张平静的脸背后涌动着怎样的情绪。
梅茜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办公室。迟到的女孩把包放到办公桌上的时候总会小心地看她一眼,含糊地找个借口或者道歉。梅茜往往会挥挥手让她们不用解释,但她严肃的态度总让大家心存忌惮。沉默常常是她维持纪律最有力的工具。
面对手下的姑娘们,梅茜表现得十分强势,但有时候她也有几分心虚。穿梭在计算员的办公桌之间,越过她们的肩膀检查工作的时候,她偶尔会发现自己看不懂女孩们写下的方程。这些数学知识真的很难,而且常常超越了她的能力水平。如果芭芭拉需要帮助,她绝不会去找上司,她情愿求助于其他女孩。她们会一起解决问题,在密密麻麻的一排排数字和符号中寻找答案。要是发现了某个愚蠢的错误,她们会放声大笑,嘲弄对方的计算漏洞,解决难题带来的巨大满足感又让她们变得更加亲密。这些女孩不像是在工作,倒像是结成了一个秘密社团。
坐电车去实验室的路上,梅尔巴·尼德看起来和任何一个赶去上班的妇女没什么两样。谁也不会想到她整天干的都是什么活。某天午休闲聊的时候,一位计算员说,我们这里“就像大学姐妹会”,身在这样一个亲密的女性团体里,她觉得自己似乎从未真正离开校园。梅茜无意中听见了这句话,但她一点也不觉得高兴。“你们是职业女性。”她提醒大家。
南加州从不下雪,就连雨水都很罕见。1949年那个寒冷的1月,芭芭拉坐在帕萨迪纳的家里望向窗外的时候,脑子里转的正是这个念头。她在俄亥俄早就看够了雪,不过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她从没想过干燥的加州大地也会盖上一层白毯。几年前她就扔掉了冬天的外套,现在天这么冷,她简直不知道该怎么保暖。芭芭拉尽量把自己裹成了一个球,然后小心翼翼地开车去上班。山脚下的JPL遭遇了最猛烈的暴风雪,整个实验室都埋在1英尺厚的雪里。停车场和实验室之间有一座小小的人行桥,芭芭拉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拱桥上面乱成一团,到处都有人滑倒。芭芭拉的骨头都被冻透了,脚上也全都是水,但她终于走进了11号楼的计算室。
过去一年来,她在这里花费了那么多时间,这幢小楼已经成了她的第二个家。这个家不算舒适。最起码这里没有暖气,所以在这个星期二的上午,女孩们都不太愉快。11号楼只是一幢水泥地板的木结构小楼,夏天闷热,冬天冷得要命。不过这里的位置倒是很方便。路对面就是半嵌在山坡里的实验副楼。芭芭拉和其他女孩只需要穿过小路就能取到数据,她们把原始数字填在一个12英寸×18英寸的大表格里,然后回到办公桌前开始分析。
在这样的冬日里,谁也不想出去干活。实验室外面十分安静,只听得见沙沙的雪声。没有爆炸声,也没有惊得她跳起来的喇叭。但计算室里充满了嗡嗡的交谈声,谁也没在帕萨迪纳见过这样的天气。梅茜叫大家安静一点。虽然她的声音十分柔和,但她严厉的态度立即得到了女孩们的服从。不过就连梅茜也知道,今天和往常不一样。女孩们就像淘气的小学生,为冬天的第一场雪雀跃不已,谁也不想老老实实地坐在办公桌前。所有人都站在大窗户前面,搓着手沉醉于加州罕见的雪景。
对实验室来说,这个冬天格外艰难。他们本以为下士项目很快就能成功,但事实却证明第一次测试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实验室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作品一头扎进沙漠,箭身四处火舌乱窜。导弹装车的时候,所有人都兴奋又紧张,不知道这次又是什么结果。希望一天比一天渺茫,下士导弹也赢得了“野兔杀手”的绰号。看来它永远都不可能飞到足以杀死其他任何东西的高度。
减震器WAC在白沙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最后一轮测试尤其让人失望。把酒精泵入燃烧室的管道发生了泄漏,火箭的整个尾巴都被扯了下来,它支撑的箭身也轰然倒地。一长串失败的发射让实验室的假期变得分外灰暗。就连圣诞节派对也充斥着抱怨,这个季节本应洋溢的热闹气氛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军方正在寻找火箭测试的新场地。虽然工程师们深爱白沙肆无忌惮的夜晚和志同道合的氛围,但这个地方已经容不下他们的新玩意儿了。一枚偏航的V–2火箭从得州的埃尔帕索上空掠过,一直飞到了华雷斯,最后在地上轰出了一个方圆50英尺、深30英尺的大坑。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但其中的危险谁都看得见。白沙离人口聚集区太近。火箭应该在大洋上空飞行,而不是沙漠。
国防部正在研究几个备选地点。JPL的团队最支持的是大家都看好的一个地方,那里就在圣迭戈郊外,几乎可以算是他们的后院,开车沿着海岸线过去只要3个小时。战争部最终选定了加州的这个地点,大家都高兴极了——除了墨西哥总统以外。华雷斯那场意外留下的创伤仍未淡去,墨西哥政府绝不愿看到导弹飞向太平洋之前还要掠过下加利福尼亚的海滩。战争部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佛罗里达的可可比奇。
佛罗里达这个沉闷的小镇与世隔绝,但天气倒是晴朗灿烂。这地方也有一个缺陷:从可可比奇发射的火箭必须先经过巴哈马上空,然后才能进入开阔的大洋。幸运的是,英国政府没有提出抗议。等到多年以后,可可比奇的靶场变成太空海岸(Space Coast)的一部分,人们还会发现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优点:这座小镇离赤道很近,地球的自转速度能为起飞的火箭增添几分助力;地球自转在赤道上的线速度最快,这意味着从这里发射的火箭需要的推力更小。
佛罗里达的布里瓦德县偏远荒凉,一座座单车道矮桥组成了迷宫般的庞大网络,连接着无数柑橘果园,印第安河流域的柑橘和西柚是这里最负盛名的特产。沼泽湿地里乌云般成群结队的蚊子挡住了人类的脚步,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DDT问世,这里的人烟才开始密集起来。有了对付害虫的新武器,渔夫和农民纷纷搬了过来。听说要建导弹靶场,附近的居民反应不一。一方面来说,这必然带来新的工作和经济增长点,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外乡人和危险的导弹。有人想卖掉自己的土地和家园,从政府手里赚一大笔钱;也有人担心自己的家会被强制征收推倒,好给发射场腾出地方。
我们把目光转回加州,整个JPL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发射失败的次数越来越多,以后要做试验还得横穿整个美国。芭芭拉也深感失望,她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的工作陷入失败的泥潭。这份烦闷渗入了她的家庭生活,让她变得愈发严肃沉默。妈妈总是好心问她过得如何,但芭芭拉觉得自己和同事遇到的烦心事跟妈妈根本说不清楚。他们的工作内容需要保密,就算不用保密,那些技术细节也过于艰深,这又进一步隔绝了她和实验室大门之外的生活。另一方面来说,共同的经历让她和JPL的女同事们变得更加亲密。
妈妈的期盼有时候会让芭芭拉觉得窒息。这个单身姑娘一点也不着急定下来。家里盼着她早点找个丈夫,但她却看不到合适的人。下班回家的时候,芭芭拉的脚步总是无精打采。只要一进门,她还没来得及挂好帽子,妈妈就会开始唠叨:你每天工作这么长时间,这怎么结得了婚?姐妹们不断替她张罗相亲。就连去教堂她都躲不开善意的规劝和在所难免的尴尬相亲,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个特别适合她的儿子。只有在JPL,她才能暂时逃离这些沉甸甸的好意。谁也没指望她在实验室里找对象,事实上,办公室恋爱不是很受鼓励。工作给了她自由,这里评判成功的标准是她做的计算,而不是有多少人求婚。不过晚上躺在床上,她偶尔也会被孤独终老的恐惧淹没。
我应该害怕吗?
她扪心自问。
有生之年我能不能拥有一个自己
的家?
在那个1月的雪天里,芭芭拉觉得有些害怕。计算员们终于在屋里待不住了,她们开始跑到楼下捏雪天使、堆雪人,雪球划破了冷冽的空气。她们需要这样的释放,需要借助这样的轻松暂时摆脱算不完的弹道和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虽然随着冬季一天天过去,下一个发射日离她们越来越近。
接下来的几天里,融化的雪水在实验室外面留下了一摊摊泥水坑,天气也开始晴朗起来。和工程师讨论减震器WAC最近遇到的麻烦时,计算员柯拉莉·皮尔森发现了一个问题。之前她们计算弹道的时候一直假设火箭的推进剂箱是满载的,但在现场的发射试验中,火箭只灌装了部分推进剂。与之相比,满箱推进剂能将燃烧时间延长13秒。起初工程师觉得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只是几秒钟的偏差而已,虽然它的确会影响计算。不过乐于尝试的工程师最后还是同意在下次测试时把推进剂装满。此外,他们做了一些其他调整。他们在减震器WAC的喷嘴外面盖了一个浅圆盘,以便在火箭升空过程中保持气压稳定。
JPL在白沙靶场只剩下了最后几次发射的机会,他们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1949年2月24日,美国山地时间 凌晨1点15分,工程师和技工开始做准备。技工接通电路和引线,检查了O型圈,确认了天气,然后进入无线电静默。清晨7点15分,工程师已经做好了点火准备,但天公却不作美。云团开始聚集。奋战了一个通宵的团队只能再等7个小时,看天气会不会放晴。整个白天都在刮风,但他们还是决定冒险尝试。下午3点14分,指挥官开始倒数:“三、二、一,点火!导弹发射!”火箭稳稳地腾空而起。30秒后,V–2火箭分离,“小妹妹”轻盈地滑了出来,露出三片黑得发亮的尾翼。有了额外的推力,它飞得更快,现在它的时速达到了5 150英里。火箭冲破大气层,高速进入太空。最终它飞到了离地242英里的高度,成为有史以来飞得最高、速度最快的人造物体。消息传到JPL,实验室里立即一片欢腾。人人都在抢着拥抱柯拉莉。一下子成了所有人的关注焦点,女孩的脸红得就像火箭的整流罩。现在终于有点春天的样子了,芭芭拉想道。
火箭试验大获成功,现在JPL的团队必须面对更现实的问题:火箭最终的用途。JPL的人满脑子想着突破大气层边界冲出藩篱,但他们刚刚设计完成的火箭注定要装上战斗部。他们的目标不是探索,而是为军方提供助力。蜷缩在舒适的学院派氛围中,他们可以拒绝承认这个基本事实,但随着减震器WAC的成功,芭芭拉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一切真正意味着什么。这让她感到焦虑。
在实验室外面,芭芭拉一直小心地避免谈及自己的工作。实验室利用一套颜色编码系统来区分员工的密级权限。JPL工作证上的红色条带意味着该员工做的是保密工作。芭芭拉这样的员工证件上还有一条蓝色的带子,这代表他们的工作密级更高。芭芭拉每天下班前都会小心地锁上存放秘密计算结果的文件柜。
在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下,芭芭拉把工作和家庭生活分得很清楚。她不会跟母亲和姐妹讨论自己的工作,去教堂或者跟朋友外出的时候,女孩们也很少谈职业方面的事情。与社交生活相比,工作不过是个边缘话题。只有和计算员同事在一起的时候,她才能自由自在地发言。
红色的阴影笼罩了美国,对共产主义者渗透美国政府机构的恐惧愈演愈烈。1949年,苏联(USSR)在哈萨克斯坦一处偏远的发射场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闪电一号”,美国唯一拥核国家的地位遭到了挑战。苏联研发核武器的速度惊得美国人目瞪口呆。和大部分国人一样,看到有共产主义背景的美国科学家将信息泄露给苏联的消息,芭芭拉浑身的血都凉了。
整个国家越来越歇斯底里。间谍潜藏在美国实验室里的故事充斥报纸头条。面对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JPL开了一次又一次会,FBI开始对每个人的背景寻根究底。在此之前,芭芭拉从未留意过这方面的新闻。她爱听音乐广播,但从来不听新闻;她喜欢看电影,但很少看新闻片,也几乎不读报。谁也不会指望20岁的姑娘能头头是道地讨论政治,或者关心世界大事。但是现在,紧张的国际关系直接影响了她的生活。
红色恐怖不再仅仅是报纸上的头条,它正在摧毁和她朝夕相处的同事的生活。JPL是个知根知底的团队,作为实验室的创始人之一,钱学森跟大家都很熟。他是V–2火箭专家,“二战”期间他就已经开始研究这款武器了。1935年,钱学森从中国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和JPL的执行主任弗兰克·马利纳一样,他在加州理工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几乎立即就加入了自杀小队。虽然他生性安静,但这个胆大包天的团队深深吸引了他。他是JPL草创时期的元老之一,加入美国陆军之前,他曾为JPL的成功发挥关键的作用。
在军队里担任荣誉上校期间,钱学森曾是回形针行动的顾问,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抢在苏联人的前面抓住纳粹的重要科学家。美国渴望得到纳粹的火箭技术,德国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比盟军先进得多。作为一位业绩卓著、深受尊重的火箭科学家,钱学森很自然地成为军方讯问敌方科学家的最佳选择。纳粹的两大火箭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鲁道夫·赫曼(Rudolf Hermann)被俘后,钱学森是最早和他们谈话的人之一。钱学森和弗兰克一直在深入研究纳粹V–2火箭的技术,他们渴望揭开它最终的秘密,更盼着将V–2的技术和发明它的纳粹科学家带回美国。靠着这样的火箭,JPL能做出怎样的成就,钱学森对此满怀期待。
讽刺的是,就在V–2火箭即将为美国带来回报、芭芭拉和JPL的团队刚刚把二级火箭“减震器WAC”送上天空的时候,钱学森的世界开始崩塌。
在麦卡锡主义的风潮中,FBI指控钱学森参加过伪装成加州理工研究生院派对的共产主义者秘密集会。他们发现这位羞涩的年轻人有几个朋友是共产主义者,他的中国背景又加深了政府的忌惮,尤其是考虑到最近他重返加州理工任教,开始更加频繁地拜访JPL。1950年,政府终于撤销了针对钱学森的安全调查,但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能进入自己亲手创建的实验室了。
JPL的很多员工觉得这些指控实在荒谬。虽然全国各地的实验室里被指控的人越来越多,间谍似乎无处不在,但JPL的大部分人仍然相信钱学森是无辜的。这个话题太过伤感,谁也不愿意多提。钱学森才华横溢,人缘也很好,FBI提出的指控简直就是莫须有。
经历了5年的软禁,钱学森一家最终被遣送回了中国。就在这位科学家被贴上叛徒的标签驱逐出境的时候,他曾帮助过的纳粹战犯却在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资源。1950年,也就是钱学森被软禁的第一年,冯·布劳恩和他带领的德国科学家小组来到了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红石兵工厂(Redstone Arsenal),他们研发火箭的才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赏识。
回到祖国以后,钱学森为中国太空项目做出的贡献将为他赢得“中国火箭之父”的美誉。要是那场悲剧不曾发生,他能为美国的太空项目带来怎样的创新,这样的美梦太过诱人。美国政府直到1999年才发布了一份迟来的报告,他们继续指责钱学森是个间谍,虽然那些指控从未被证实。
JPL的创建人兼主任弗兰克是红色恐怖的另一位受害者。和钱学森不一样的是,弗兰克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公开参加共产主义者集会,但在1939年,他和这个团体断绝了关系。弗兰克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你很难定义他的政治面貌。他的自由主义习气和眼下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揪出共产主义科学家的偏执风潮愈演愈烈,再加上研发武器带来的道德困惑,两相夹攻之下,最终弗兰克永远地离开了JPL和火箭研究领域。看到实验室的心脏和灵魂就这样离开,计算员们都难过极了。但她们知道,弗兰克天性敏感,他无法再承受JPL带来的一切。告别火箭研究以后,他将重新拥抱自己的天赋,创造出融合科学与艺术激情的动态艺术。
1955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弗兰克的动态艺术展在巴黎的一间画廊开幕;同一年,钱学森被遣送回国,芭芭拉和朋友们在JPL制造的第100枚下士导弹洁白的金属外壳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过去10年来,JPL的团队一直在优化这款武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失败。看着签满名字的火箭被拆开装上卡车,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一阵轻松。下士火箭需要大量辅助设备:巨大的空气压缩机、气源、平台和发射架。吊车将这些笨重的设备一件件装上卡车。帮助火箭竖起进入发射位置的长梁上还涂着樱桃红的醒目油漆,仿佛在提醒大家它在苹果园里服务的卑微过往。两台油罐车分别装载着高爆液态燃料,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工程师还要殚精竭虑地研究它们的最佳配比。火箭主体装进了一个巨大的船运集装箱。卡车车队逶迤绵延16英里,就像一支赶赴战场的军队。
天边低垂的太阳在草坪上投下舞动的长影,目送卡车开出大门奔向沙漠,有的姑娘开始挥手。悲伤涌上芭芭拉的心头,感觉就像看着孩子离家远行。工程师和计算员们坐在椅子上喝着香槟,直到天空变得绯红。他们的庆祝快乐但安静。他们当然期待成功,但过去的无数次灾难教会了他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这枚下士导弹上曾经签满了芭芭拉和同事们的名字,但现在它成了散落在白沙周围的残骸碎片,1955年(供图:NASA/JPL-加州理工)
一周后,十几位技工和工程师将涂满签名的火箭送上了白沙的发射台,开始倒数。随着指挥官揿下按钮并高呼“导弹发射!”火箭开始点火。起初火箭还在慢慢上升,紧接着它突然一头栽进了沙漠,但没有爆炸。火焰吞没了箭体,浓重的黑烟腾空而起。把火扑灭以后,他们只找到了看不出本来面目的残缺碎片。虽然这已经是他们制造的第100枚下士导弹,但工程师们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现在他们的签名孤零零地散落在新墨西哥的沙漠中。
看来JPL注定要跟这款武器继续纠缠下去,哪怕实验室里的人已经开始畅想没有它的未来。创建者离开以后,团队仍要继续前进。恐怕最令弗兰克感到沮丧的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只能远远地看着JPL一点点实现探索太空的梦想。不断调整自己的技术去探索宇宙的极限,享受随之而来的激动战栗,他已经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但芭芭拉·刘易斯还有机会。不过在此之前,她还得先当一回选美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