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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我指着一个名字试探着问道，湿漉漉的鸡尾酒垫上全是我潦草的字迹。我的丈夫摇头表示反对。我咬着笔一边努力思考，一边拖着臃肿的孕肚试图在摇摇晃晃的吧凳上保持平衡。那是2010年的夏天，我和丈夫正在为我们即将出生的女儿起名字，她的预产期在12月。我们坐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间酒吧里冥思苦想，要是谁想出了某个名字，就把它写在酒垫上给对方看，感觉像是在玩一个奇怪的游戏：
给宝宝起名字
！但我们似乎差了点运气。我们俩的名字都不太常见——我叫娜塔莉亚，他叫拉尔金——所以我们希望给女儿起个好名字，免得她以后背上某个一辈子都甩不掉的烂绰号。拉尔金在酒垫上写下“埃莉诺”的时候，我立即表示反对。埃莉诺听起来太老气了，我简直无法想象，我的女儿怎么能叫这样的名字。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肚子越来越大，这个名字也渐渐走进了我的心里。我们开始替她想中间名了。我提出了“弗朗西斯”，拉尔金七年前去世的妈妈就叫这个名字。
和每一位现代的准妈妈一样，我上网搜了搜女儿的名字。在搜索框里敲下“埃莉诺·弗朗西斯”以后，我惊讶地发现，历史上有一位名叫埃莉诺·弗朗西斯·赫林的女性，她出生于1932年11月12日。赫林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JPL）的一位科学家，她主持的项目旨在追踪地球附近的小行星。和我们在《世界末日》之类的电影里看到的那些科学家一样，赫林的任务是监测那些离我们的地球家园太近的小行星。在NASA服务期间，她发现了不少小行星和彗星——一共有800多颗。我的女儿能和这样的女性分享同一个名字，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还搜到了一张赫林的黑白照片，她捧着一面天文学奖牌，嘴角噙着一抹羞涩的微笑，金色的卷发蓬松地堆在肩头。这位女性到底为NASA工作了多长时间？我十分好奇。难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NASA就有女性科学家了吗？遗憾的是，我可能永远无法解开这个谜题，因为赫林正好在前一年（2009年）过世了。2010年12月14日深夜，我们的女儿呱呱坠地，拉尔金和我给她起名叫作埃莉诺·弗朗西斯。从那以后，我时常想起那位和我女儿同名的女性，虽然我和她素昧平生。
对埃莉诺·弗朗西斯·赫林（朋友都叫她“格洛”）的痴迷引领我发现了另一群女性的故事，这些女孩曾为加州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她们有个有趣的绰号：“人力计算机”。20世纪四五十年代，JPL征募了这群女孩来完成所有关键的计算工作。是她们将早期的导弹送上天空，推动装载着沉重炸弹的火箭飞越太平洋，帮助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指引月球任务和行星际探索任务的方向，甚至直到今天，火星漫游车的导航系统也离不开她们奠定的基础。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20世纪50年代的这群女孩在桌前辛勤地工作。老照片已经十分脆弱，而且就连NASA的档案管理员也弄不清大多数女孩的名字，更别说她们的下落。看来她们的故事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很多人觉得，在NASA的早期历史上，女性只能承担无关紧要的文秘工作，但这群女孩却推翻了人们的固有印象。这些年轻的女工程师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我们拥有的技术也离不开她们的贡献。她们是NASA最早的一批计算机程序员。其中一位女孩迄今仍在NASA工作，她也是为美国航天项目服务时间最长的女性。她们的故事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美国历史上的那些关键时刻。
从女儿埃莉诺·弗朗西斯出生的那个寒夜开始，我常常想到这群女孩——尤其是在情绪紧张的时候。作为一名微生物学家，我曾在南非偏远的研究站里捣鼓坏掉的吸乳器，也曾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实验室昏暗的大堂里奔跑，还曾小心翼翼地取出闪烁着迷人光辉的原始数据。在这样的时刻，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群女性，她们也曾面临同样的挣扎，迎来同样的荣耀。女性、母亲和科学家的多重身份有时颇为尴尬，有时又格外精彩，她们如何面对这些挑战？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办法：我得亲自问问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