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尝试

无知的正义感是多余的东西。在尝试之前，需要摒弃何不食肉糜的天真与偏见。作为移动互联时代的受益者，我们没有资格否定移动互联中的每一个鲜活个体，是如何在这片海洋中徜徉或挣扎的，也就不会妄图给出一个独断论的批判框架去否定移动互联的一切技术进步。即我们必须承认，当下的移动互联场域中，少有哪一种技术出现之后就必须被封印或者销毁的，这些技术和它们背后的社会过程实在地嵌套在人类文明之中，虽有时寒光闪闪，但未必就是那“朗基努斯之枪”。本书的价值观主线，将是避免对移动互联的技术本身尽然横加指责，但是对于移动互联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和符号定价霸权持一种反思的警惕性。尝试的根本任务，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看那可能的枪柄正被握在谁的手中，又将刺向哪里。于是，批判尽管存在，但是并不会存在于每一个叙述的段落之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试图给出一种全然的拒绝，而是为了提出一个质疑。正如很多时候，批判的目的也不在于直接谋求改变，而仅仅在于提供先行的认识。当人们能够对围绕自身的现象之本质加深认知时，批判的目的就已经部分地达到了。

在这样的过程中，那些从现代性产生以来不断思考着这个世界正在如何变化的先行者们，给出了最好的指引。在施密特的《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中，他提到了梳理和审视社会的两个视角：结构主义，认为应该去发现和理解现实构造的合理性，并从中寻求安身的根据和立命的法则；批判理论，坚持从暂时性的角度去看待现存的事物，并以必然灭亡的理解去看待其不合理的方面 。实际上这两个视角当然是应该同时存在的，就像孔德并不矛盾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一样。在探寻结构的合理性的同时，也相信当下的社会现状并不百分百是一种善，也并不百分百是一种必然；也便由此相信，那种种在移动互联时代若隐若现的社会控制系统和权力架构，同样并非注定是无法逃脱的。

在这样的过程中，或者说针对移动互联社会以及权力结构给出具体辩证分析之前，不能够被绕开的，是对移动互联特有的创新技术以及组织特征进行一定基本的描述。移动互联毕竟存在着某些我们必须在当下正视并且给出判断的新特征，而这些特征大多建立在移动互联本身的技术与实践规则之上。正如本雅明、克拉考尔等人在针对现代性进行研究之时，也都会以当时的建筑、街道、体育、电影院、诗词、歌剧等作为其辨析的重要养料一样 。时代的“经济基础”，总能够为寻找时代的“上层建筑”提供支撑。

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本书中加入了大量对于移动互联整体面貌以及移动互联场域中，内容和框架、个体与群体的基本描述，以求能够为对移动互联场域本身的分析提供一个不至于太过空泛的地基。同时，如前文所说的，不仅仅近距离透视社会的研究方法可以被沿袭，前人对于社会变迁的思考同样能够成为我们进行分析的准绳。在对于当下移动互联内部结构的解析中，实际上映入眼帘的，是历史的回声。本雅明的隐喻、卢克斯权力的三种面相、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齐泽克的犬儒主义、德波的景观社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等思想光芒，在各个章节中闪耀，引导着本书核心的理论方向。

而在他们的指引之下，本书也尝试给出一个自己的、统一的理论架构，用来圈定对于移动互联时代的大多数辩证分析。这个架构的出发点，正如在前言中提到的，是处于移动互联权力斗争过程中心点的关键媒介，即符号。移动互联特有的社会组织形态令符号在当下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与可能性，所有人都被它吸引，所有人都试图将它捕获。

本书在符号霸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定价”以及“符号定价霸权”两个核心概念，并尝试将符号霸权与符号定价霸权进行一个理论割裂，构建一个针对符号霸权的“动态”视角，并将这种视角投放到对于移动互联场域内，权力斗争的分析之中。

对于符号定价霸权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于符号霸权的梳理上的。本书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作为符号霸权的初始理论结构，以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作为符号霸权在现实社会运作中的核心逻辑，以鲍德里亚对于符号霸权的批判作为进一步分析符号与权力之关系的路径。而符号定价霸权的动态理论结构，也主要建立在对鲍德里亚构建的符号霸权理论的扬弃之上，这一部分在第三章“六朝事”中，从符号到符号定价一节被集中论述。

所谓符号霸权，指的是人们创造了符号作为连接绝对主观和绝对客观的桥梁，然而符号却借助着这种中介的角色渐渐脱离掌控，成了主观和客观的双向代理者，成了沟通主观与客观的唯一工具。进而，一切的存在都被符号所影响，成了符号加工下的存在，这种符号对于主客观世界的同时进攻便是符号的霸权。鲍德里亚同时根据其对于消费主义的研究制定了一个“符号链条”的想象模型，以补齐符号霸权具象的另一部分。就如同消费品牌的鄙视链一样，总有一些符号相对于另外一些符号，拥有更大的价值。而一个又一个符号之间的指涉关系，便成了某种具备强制力的规则，去引导人类的行为。

所谓符号定价的霸权，则是尝试从一个动态的视角去审视符号以及符号序列。即强调，那被符号霸权所营造的符号序列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符号序列的内核，是一个充满了对抗性、相对性，不断争抢符号序列上更加有利的相对位置的“社会过程”。而价值，抛开价格代表的表层意义之外，实际上描述的是一切存在之间的比较关系；符号序列的相对位置，便是这种比较关系的一个集中表现。进而，沿着符号序列向上攀爬，去锚定自身位置的过程，就是符号定价的过程。任何个人、机构、群体都可以成为争夺相对位置的主体，从而也成为“符号定价”的主体；任何客体，只要它存在于符号霸权的影响下，便也能够成为符号定价的客体，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人类自己。

而在前言说过的，在这里不妨再以类似的形式重申一遍。为何符号定价霸权能够成为本书的核心理论框架？因为在移动互联时代，我们对于符号的创造、传播、解释、内化的过程空前发达。而移动互联时代的大玩家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去控制符号，进而获取符号定价的霸权。它将符号霸权从形而上拉回到社会现实中，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即符号是能够被掌控的、符号是能够被玩弄的、符号是能够被定价的。这种符号定价可能仅仅是一个新时代的神话，然而却并不影响它能够创造出一个实存的后果，即在符号定价上能够获取最大权力的主体，在当下时代的社会竞争中，同样能够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移动互联场域中，任何一种或显性或隐性的控制，以及作为身处其中的个体对于移动互联大玩家所产生的任何一种“盲信”，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移动互联场域内，符号定价之战的某种过程以及某种结果。换句话说，如果当下的移动互联场域大玩家是必须被反思或者从一个批判性的角度去审视的，那么审视的关键点，可以落在这种符号定价的霸权上，因为当下一切对于个体的“侵占”或者“僭越”，都难以逃脱符号定价的大框架。

而这一过程的最高目的，就在于剥开移动互联的“神话”，这也正是在提出符号定价霸权这一理论之后，未来尝试将其视为叙述框架，对移动互联中的内容、数据、设计、个体、群体、阶级进行研究的必然路径。

过去，当我们看待神话的时候，如果将其视为对于现实的一种真实解释，那么神话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科学的对立面；而当我们将神话视为一种统合社会的工具的时候，神话的真实性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相信”存在，无论事实是否如此，神话的统合价值就在，整个社会围绕着神话构建的逻辑和规则，汇聚在了一起，成为实际的能量。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马尔库塞才会说，“文明的进程使神话不再有效（这几乎是进步的意义），但它也可以使合理的思想重归于神话的地位” 。而现在的神话，其中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本就是从真实、从科学中孕育出来的。“美国梦”“一夜暴富”“不作恶”“打倒银行”，就是现代的神话。现代的神话，当然也有着统合社会能量的工具性价值，然而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神话一样，它可以被赞叹，甚至被敬仰，但却绝不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即便它看似从真实中冉冉升起。

可我们今天看待神话的视角，和历史上被神话所诱惑的人们，终归是不一样的。

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消费者作为无意识的被动接受者的消极判断出发，能够看到两种可能。在这种略带精英主义的视角下，我们可以假定个体天然就是“愚蠢”的，任由文化工业中无数的骗局或者神话将自己来回摆弄；同时，也可以假定是笼罩在个体头上的文化工业，让个体变得“愚蠢”，被神话洗脑，慢慢放弃抵抗。而无论是哪一个方向，其看似“愚蠢”的社会行为都应该是必然存在的（任何人只要在网络上随便转几天，都能够直观感受到，他甚至不需要去看特朗普的推特）。

但是，“愚蠢”的行为作为一种结果，是否能够反推出来这个行为的主体本身，同样是“愚蠢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语境下，并没有过多考虑一个中国成语所尝试描述的情形，即“大智若愚”。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在我们深受文化工业影响下的行为反而是某种“大智”，而仅仅是想点明主观认知和行为之间并不一定是必然联系的。而这种不必然的联系，恰恰是符号定价理论下，本书的论述所希望关注的。

我们愿意相信，自己在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都是理智、聪明并且独立的个体，然而当外部世界的运作已经如此复杂的时候，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所获得的信息是多么完整，自己进行的算计是多么客观，都不可避免地在更加复杂的设计中茫然，而在这种茫然出现的一刹那，我们又会发现实际上这个社会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种解释和方案，供我们任意取用。在欣然接受它们的赋能的大多数时候，尽管我们并没有运用自己的理性，我们也说服自己这是对于他人理性的合理借用；尽管我们没有理解规则，我们也愿意相信这种规则和背后秩序的正义内涵；尽管我们没有自我的方向，我们也坚信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再没有什么能够束缚住自己灵魂的自由，进而在个性以及独立的幻觉中，迎接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一切惊喜。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并非全然无知，每个人都会在某刻惊觉，并且沾沾自喜地告诉自己，众人皆醉我独醒，就算我是在消费社会的陷阱中，我也是主动跳入的，与那些迷失了自己的同类截然不同。然而，若是追问一句，如不跳入其中，你是否愿意？愿意的话，你又将走向何方？

大概他就继续睡下了。

这并不是一种愚蠢，而是这个社会中不同角色下个体在互动时必然面对的不平等，以及即便看破一切，却依然难以逃离的无奈，这一整套无法逃离的符号规则系统和定价逻辑，比之发现全世界的人都是蠢笨的，更加耸人。

在人们对资本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批判中，曾经描述过类似的场景。对于齐泽克来说，当代的人们并非不知道消费主义的陷阱或者说资本运作的伎俩，所谓物与物的关系覆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并没有成为必然的现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便人们明白这一切，却仍然按照它的逻辑和要求去做 。“美国记者史密斯在《俄国人》中也指出，‘生活在勃烈日涅夫时代的人们并非头脑简单的受骗者，他们知道苏联体制的弊端和虚伪，但受制于权威体制的暴力或利益的诱惑，照样曲意迎合。当代集权主义并不惧怕犬儒式嘲讽，因为它知道在启蒙之后，它已经不再享有无批判的权威了，只要人们仍然在行动上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只要人们还假装对它认真对待，对它的讽刺和批判对它来说不过是无害的玩笑’” 。

这是一种新形式的颓废，以及意识与行为的割裂。无论是为了获取好处还是为了明哲保身，人们都在洞察了某些真相之后，选择拒绝跳出原本的幻想，进而跟随着已经成形的符号序列和玩法，成为规则的一部分。这才是一个时代所能够施加在个体身上的最大的牢笼。移动互联的世界中，这种真相进一步被各种创新的技术以及娱乐化的内容所掩盖。它的光芒太盛，我们获得的越来越多的欣喜就给了我们越来越多的理由，去执行新时代的犬儒主义。久而久之，当问题真正来临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自缚手脚，不再具备洞悉、呐喊、反抗的任何能力了。

借用《瓦尔登湖》结束时的一句话：

“使我视而不见的光亮，对于我们就是黑暗。” x4bFrychPY/oCoZ4Js0ExJnPpSxso4tC4rCnIXfK3CWpuAJPz0UA7SY756HN1H4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