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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临的一切，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危机？其实也不能算。就像透过铁笼时所看到的，眼见移动互联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一切美好，对其展开的否定性描述，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觉得是一种无病呻吟。
批判进步是很容易的，因为在进步的过程中，一定会催生更多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有资格对进步的成就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 当我们试图说明移动互联以及其主要玩家所构建的权力场域存在着某种幻象、隐含着某种危机的时候，并不是指移动互联自身造成了这一切的“社会不义”。正如前文所描述的，移动互联时代中，对于进步的执念，那时代的铁笼和狂欢的盛宴，实际上承袭的是现代性前后三百多年来（乃至更早）不断演进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可能在移动时代拥有了全新的面貌和全新的动能。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起码看起来欣欣向荣（而即便内核中存在着风险，这种风险也是来自某种历史性的延续而非内生的新问题）的时代景象，仍然需要在本书中被以一种近乎批判性的笔调进行讨论呢？
大卫·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尝试点出一个类似的问题。正如他所描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确并不是一切的矛盾都能够被称为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有另外的很多不稳定因素可能正在酝酿着比资本主义大得多的危机。例如核战争、陨石、传染病等。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外部危机的存在，并不能够抹除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被反复讨论的必要性。资本主义内部渴望的永续、形成的压迫仍然是一个社会形态分析中无法忽视的困境
。同样的，我们也不可因为这世界上还有很多超越移动互联的不义，而对移动互联可能存在的风险听之任之，遑论许多看似外部性的威胁从本质上来看，和移动互联衍生出的社会后果密切相关。在移动互联运作的过程中，当特定的权力结构已经形成，社会结果已经产生的时候，移动互联场域内部的核心参与方，并不是全部无辜的，而它们在这种矛盾形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需要被讨论。更进一步，对某个对象进行讨论的合法性，亦不必建立在这个对象必是当下社会中一切问题和苦难的唯一源泉和唯一解释这样的前提之上。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新的对象所带来的欣喜也不可以成为忽视其风险的托词，尤其是当这种风险把自己融汇在欣喜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这样的态度在移动互联中尤为重要。移动互联本身可能带来种种令人雀跃的进步，然而这种雀跃却不能阻却对其潜在风险的探究，因为越是深挖，可能我们看到的，就越是可疑的问题而非确证的答案。
换句话说，对于移动互联进行讨论的必要性，需要从我们对于危机的看法中展开。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给出了一个针对危机的判定方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当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其继续生存时，感觉到其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才可以说出现了危机
。
可如今的问题在于，若是危机产生过程中，对于制造危机的主体和结构来说，其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抹除任何可能被描述为“危机”的表象，让人无法感知那种变化和威胁，那又当如何？
许多曾经的危机，到了当下仍未被解决，而新时代的组织架构和技术创新反而使得它们变得隐晦、模糊，更加像一种值得被欢呼着接纳的进步。而当这些进步能够让很多对过错的疑问住口的时候，当它成为某种笼罩在我们身边的铁幕，看着我们在其中狂欢并且迷失的时候，这种危机，看似并不惊心动魄，看似没有你死我活，但它们的的确确，代表着某种深思之下令人不寒而栗的力量。
对于这种潜行的危机，游荡者们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论。雅赛在写《重申自由主义——选择、契约、协议》一书时表达了一个信念，即探寻一套严密完整而又稳定的政治理论，对于理顺社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它并不能保证政府一定是好的，甚至不能保证政府一定是有限的政府，但是它有助于划定我们理应追求的那一类界限
。这个信念实际上适用于从现代性发起伊始，每一个对其进行探索的游荡者。道可道，非常道，他们只是想比原来看得更清楚而已，顺便再摸索出一条可能的进路，去认清（如果幸运的话，去摆脱）围绕着现代性的种种危机。
当下，面对着移动互联的新问题，游荡者的结论反而成了某种方法。从历史中投来的目光依然那样深邃，告诉我们奥德赛也可以成为伊利亚特。回顾现代主义以降那些游荡者的思考，往往能够给予我们理解当下世界时所需的见解和勇气。然而，这其中仍然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整体性的缺失。似马克思、波德莱尔、齐美尔等早期现代性学者一般（更不用说黑格尔了），采用一种全景式的视角，在每一个细枝末节上寻找时代的痕迹，再从最为宏大的世界观出发给出一种解释，在如今的时代却是越来越难。 过往百年，碎片化的程度在加深，这其中，打碎的并不仅仅是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看待世界的目光。
对于整体性视角的追求实际上曾经在很多的研究中出现过，不仅卢卡奇曾经再三强调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性视角的重要性。在离我们很近的尼尔·波兹曼进行媒介研究的时候，针对类似的现象也曾感叹过：
“20年前，‘电视到底是塑造文化还是仅仅反映文化’这个问题曾引起许多学者和社会批评家的广泛兴趣。随着电视逐渐成为我们的文化，这个问题已经被遗忘了。我们不再谈论电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东西，即它的内容
。”
实际上这一段论述更加能够映照出当下移动互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即移动互联本身似乎反而不再“是个问题”。那种宏大叙事逐渐变得窘迫，因为这个新奇的世界，发展得比对它的研究更快。人们越来越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对这种思索进行指导。而是将其分化为一个个孤立的课题。传媒、人工智能、网红效应、都市化、性别、去中心等，它们确实免除了含糊的总体性，但是却也注定很难通过单一的探索，描绘出能够映照时代全貌的图景了。更有甚者，“辩证的方法被取消了，随之总体对于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也被取消了；各部分不从整体来理解，相反，整体被当作不科学的东西被抛弃，或者退化成了不过是各部分的观念或总和”
。
如果说进步映照着科技、铁笼暗示着秩序、狂欢勾结着内容，那么对于思考本身的思考，便是在探求当下正在发生着的一切，与历史上可能已经发生过无数次的过往，有着怎样的牵连，并且我们应该如何以一种整合性的视角，去看待这全新的历史。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福山写道：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对社会规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催生出一门崭新的学科领域，即社会学，其宗旨就是描绘并弄清诸种变化。”
而在新的时代来临之时，类似这样的科学，又当如何演进，并在演进中与传统对接，则是我们必须去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