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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异化的论述，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学者那里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出发点和描述方式，但往往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无论异化是来自生产价值脱离了劳动者的双手，或是来自意识形态压迫所导致的对于人类本性的偏离，还是来自人类所创造之物扭转枪口威胁人类，都隐含了一个潜在的要素——失控，都在尝试描述出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己原本生命的统一性，以及达成这种统一性所必要的，对外物的掌控能力的过程，和人类出于自由意志去追求的东西反过头来压制人类自由意志的悲剧。可以说，从黑格尔对于现代性知性思维和自我意识的论述开始
，异化就不仅是一个哲学上或者是形而上的抽象问题，而同时是一个实在的社会过程问题。人们研究对象、寻找规律、建立组织、塑造秩序，却最终消散在其中，留给自己的，只有失控。
而现在，在虚拟场景的空间渗透以及当下主义的时间渗透当中，异化却从某种意义上隐去真身，进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迂回而来。
从异化的直观表象上看，异化不再体现为失去对事物的掌控，失去自主能力
；而恰恰是因为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掌控”太强，“自主选择”太多。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人们失去的，不再是对外部环境的控制力，而变成了对外部环境的解释力。
这反而更像是黑格尔语境中异化，超出了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后来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衍生出的异化的狭义理解。我们能够控制的太多了，却忘记了我们为何控制；曾经是在行为中，人们被异化，而今，人们在洞察行为的逻辑中被异化。
科斯塔在《守夜人的钟声》一书中转引了布劳内尔的一段描述：
“人类从四脚着地到两只脚行走这一过程所发生的态度转变，引起了一场感觉数据的洪流，而人脑必须对这些数据做出反应。我们的新能力让我们能够在1.6千米外看到和嗅到敌人，并且采取行动，如跑、藏、从后面进攻——新能力最为擅长
。”
换句话说，当我们接收到更多信息的时候（尤其是突然增多的时候），我们的大脑需要给出某种“措施”来应对这样的外部挑战，对外部环境给出反应，也给出我们自己的解释，这样的过程逼迫着我们升级自己的思维能力，一定程度上可能也确实促进了大脑和文明的发展。当前的移动互联时代，正是另一场“数据洪流”，它甚至超越了直立行走所能带给我们的眼界拓展，而将我们直接扔进符号和信息的碎片之海中。然而，相对于之前的个体，需要不断升级自身的处理能力，如今的我们，却可以利用无数技术和服务的代理，去达到相同的目的。人类生物学的进化已经停滞了许多年，但是技术作为我们身体的延展，却替我们继续了整个物种的“进化”。如今，这种代理所表现出的赋能，永远是在移动互联的辅助下，以个体为中心的。这让我们生成了一种错觉，即面对这样的一场信息升级革命，我们能够以自我为出发点，从容不迫，很好地面对一切潜在的挑战并获得一切潜在的好处。
那些随手即可召唤的远程场景，我心之外别无他物的虚拟空间，排列好任我们选择的内容，以精美辞藻和图片讨好我们的广告，与现实物流等交织的快捷服务，都在告诉每一个人，面对唾手可得的商品和服务，以“我”为中心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全新世界中，如鱼得水，来去自如。在面对外界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从未有过如此的权力感，塑造自己的虚拟空间，并且将公共领域最大限度的私有化。我们享受着翩然而来的场景们，在以我们为中心的宇宙中各司其职，以一种居高临下、“我便是上帝”的视角去审视那些围绕着我们、迎合着我们、讨好着我们的移动互联产物。
然而，这种丰盛，这种选择，正如前文所说，可能终究都是虚幻的。它们是有条件的代理而非纯粹的赋能，更进一步，即便是这种代理，在表面上增强我们执行能力的同时，也暗含着一个“控制”的隐藏逻辑。 在通往上层建筑的代理中，我们获得的权力，是对于符号的持续借用和复制，而不是对存在本身的切实改造和掌握。并不是说围绕着我们的场景和符号，因我们可以使用，就代表我们可以真正拥有，甚至真正理解。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移动互联整体场域赋予我们的“控制错觉”。
心理学上的控制错觉，指人们倾向于从一个有序、有逻辑的角度去理解外部环境，并且一方面高估自身对于局面的控制能力，一方面更加相信这种所谓的控制带来之结果的合法性。正如那些能够自由选择彩票号码的人相对于被指定号码的人来说，预估的自身中奖率和愿意接受的售价都会提高数倍。当前，被不断赋能的人们实际上就在经验着一个系统性的控制错觉，即在移动互联时代中，个体的权力将会空前强大，主体的边界将会空间广阔。而这种错觉更在很多情况下，是被故意引导和塑造的，这是移动互联世界中心照不宣的谋划，瞄准的就是人类最为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即寻求对于环境或者说局面的控制，进而很大程度上塑造个体的安全感。
但我们却必须注意到控制错觉的两个副产品：一个是高估自身对于外部环境的掌控能力很可能直接导致人们对于潜在的风险视而不见。而另一个，则是当我们习惯了这种控制错觉之后，可能会在更广泛的层面，模糊了“控制”本身的外延与内涵，在无所谓控制的场景下为所获得的控制沾沾自喜，而在另外一些需要我们真正掌握的情形下，却盲目地自以为一切都在控制中。
长期以来，自我存在的一个前提，就是作为人类，要每时每刻了解自己当下的行为及其原因。然而，当下“可为”之事，可去之处的不断增加，却使得我们对其原因慢慢视而不见，那些对场景虚假的控制，令人逐渐让渡了对于场景的理解能力。当然，这样的过程并不能完全归责于移动互联虚拟场景的欺瞒抑或是现代人的懒惰无知。毕竟，对于现代人来说，技术进步和产业细分使得我们无论如何聪明都只能成为有限领域的专家，而其他抽象体系对我们而言都是晦涩难懂的。
我们需要这种代理，就像曾经我们对于专家、技术体系、机构、媒体的信任一样。移动互联让我们能够将公共领域为自己所用，像手持电视遥控器一样选择为我们服务的客体；能够掌握发布信息的权力，反抗那些线性的叙事，逃离讲述者的单向控制，以自己的视角展现我们的自主性。只是我们也许来不及询问这种掌控力的获得是否也是一种设计和规训的结果，也不会去驻足思考，当我们没有能力捕捉和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也许留给我们的，便只能是等待别人将无尽的信息及内涵打磨成一个个简单顺耳的故事。
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大卫·哈维在绪论里谈及了我们对于商品解释的缺失，人们每日在超市中购物，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却并不会过问，自己买到的商品从何而来、怎样被生产出、是谁生产又是被谁定价，那些定价的背后代表着什么，或者说我们用来购买商品的货币本身代表着什么。我们只是遵从着商品社会的交易规则，在游戏的框架下不断前进。正如他写道：
“我们不需要对世界的运作方式有多少认知，也可以很好地生活在满是表面信号、符号和表象的拜物世界里
。”
曾经，对哈贝马斯来说，社会合理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和科层化，也意味着自我反思能力和民主地协调社会之能力的提高
。然而，在我们空前“合理”的充满进步的当下，这种反思反而是在手忙脚乱地控制一切中最容易被丢弃的东西。
当然，我们现在经历的，显然并不是什么苦难，但是对于这种状态的忽视却也可以转化为对当前社会中寻求自我意识的忽视。从前的工具理性之中，起码还存有对于工具的应用，然而当下的某些代理却是彻底的智慧的自杀。这种代理，不仅是工具理性的延展，更是对于其背后更为根本的解释力的不屑一顾。 而放弃解释，就是放弃自我，因为我们一切的经验和精神，所有的感性、知性和理性，最后的结果或者目的都不过是为了给自身的生活世界以解释。心甘情愿放弃它们，必然会为不幸铺平道路。如果难以想象未来，起码可以回头看看法西斯的上台和垮掉一代的出现。
殷鉴不远，但人们永远不会记得自己的愚昧。
仍总有人在为进步的领航者而歌唱，并用充满崇拜的目光看着似乎也处在领航地位的自己，这是一种新时代的合法性。
可所谓合法性，乃是一种社会共识，它和真理终究是不一样的。吉登斯曾指出，如果说哪个主题能把几乎所有研究过现代社会中自我问题的学者都联系起来，那么这个主题便是，身处多元和庞大社会世界时，个体会体验到的无力感
。然而移动互联却在通过代理讲述一个新的故事，即无力感是属于历史的。的确，古代人不需要身处多元也能清晰地看到面对家法、传统、君臣、道义、命运的无奈甚至某些带有悲剧色彩的矛盾，这种无力感伴随着人类整个发展过程，从未离其左右。而现在不一样了，今天的我们，信奉另一个神话，庞大的社会之所以被构建出来，难道不就是为了为我所用吗？难道不就是在证明着我们终有能力，将这纷繁的外部世界尽数掌控吗？
当极端的无力被翻转的时候，反而变成了极端的权力，这种权力，无论真假，都在我们手中。而我们所放弃的，只不过是对于那些包围着我们的符号，对于我们手中凭空出现的巨大权力的解释权而已，除了快感外，一切都成了不可理解之物，但这似乎也并无不妥。
当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被让渡的时候，祭祀掌握了最高权力；
当对社会生活的解释被让渡的时候，政府掌握了最高权力；
当对生产关系的解释被让渡的时候，资本掌握了最高权力；
现在我们对围绕我们的消费社会的整体，都让渡了解释权；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一个全新的大玩家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