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正在把一个鲜活的东西扔到“博物馆”。

在扔进去之前，我们将其肢解。就像博物馆学所必备的理解方式一样，把活动的、整体的东西敲打成了碎片，并用种类、年代、语言、学科等逻辑予以分类。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便小心翼翼将它们陈列在暗黄色的射灯下，等待来来往往的人们参观乃至膜拜。

那个鲜活的东西叫作移动互联，我们将其粉碎并分门别类地供奉起来，自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看得明明白白。

那些被供奉的，我们授予了它们封号。“数据为王”“体验为王”“场景为王”“内容为王”“生态为王”“用户为王”等，这些主张不断被人提出来，都试图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只要把握了这个概念，就能够把握住移动互联的时代脉搏，就能在这发展浪潮中勇立潮头。移动互联就在这声声迷狂的呐喊中被体验成了无数个分支，供人们埋头深挖和吹捧压榨；在它们背后，是名为广告、大数据、社交媒体、用户黏性、产品运营、人工智能的一个个孤立命题。移动互联的整体性，反而成了某种先验的概念，被理所当然地引入这些单一的论述当中。

这其中，存在着一种视角的偏颇。因为“整体性”被当作不必要甚至不科学的东西被丢弃，只有那些“可操作的”，才成了需要被理解的内容。我们决不用再问自己，移动互联这四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放眼望去，似乎总是大型平台、网络效应、黏性系统这些“凸显”的对象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用户和钞票，而绝非移动互联概念本身。移动互联在我们的叙事中被隐匿了起来，人们踩着它，在那些“凸显”命题中高歌猛进，恨不得把移动互联这个范畴远远抛下来，以证明自己走在时代的前列。

然而，整体性并不是什么能够被轻易忘却的东西。缺乏了对整体性，即移动互联背后特有的一整套符号系统与权力系统的梳理和认知，从任何一个孤立的角度出发，都难以把握移动互联时代市场运作规则的全貌。进而，很多针对移动互联产品与技术的研究，便只能暧昧地流于表面，在一些情形中的确能够对产品设计有所帮助，然而另一些情形中，却可能隐含着更多的偏执和风险。单一命题的视角下，仅从各自角度出发，很容易便会将移动互联大背景下那一个个突出的创新产品与技术，识别为某种“时代的馈赠”。然而，很多时候，恰恰是要从全景的视角出发，才能够发现在进步的宏大叙事下，可能潜藏的疯狂；才能够感知，一个号称全面赋能的时代，对于其中个体的整体性压制。

移动互联时代的风险，实际上与整个现代性风险一样，是某种系统性风险，而并非单纯是直观的。对于大数据、自媒体、人工智能、平台扩张这类命题进行研究的时候，自然会涉及针对这些命题本身的反思。然而这种从单维度出发的反思，却始终是有限的。因为任何一个被大力发展的创新科技，之所以吸引那么多的目光，恰恰是由于从这个对象出发，我们总是能够看到，这些对象产生的实在收益远远大于潜在风险。对于这种风险的探索，那些开发者们的思考甚至还要先于后来的批判者。我们无法倒因为果，对于它们所存之问题的反思，正如当初无法阻止它们的诞生一般，在随后的日子中，也再难阻止它们的成长。

可实际上，那些元素却从不独自行动。相反，移动互联领域中的组织、机制、内容、数据、群体在不断交织、扎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技术、超越性与规定性的界限被反复破除。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其中的进步以及风险便也就在这拉扯中开始相互渗透，难分彼此。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便每一个单一维度的风险都能够被其内部的收益“吃干抹净”，进而超越，但是当一切风险能够通过移动互联的整体场域被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保证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种类风险的积累，不会产生某种质变或者永久性的影响；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某些新的规定性在这种潮流一般的动力下被冲上岸边，卷走在海边嬉戏的人们。当以结构主义的视角审视其整体性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那被聚合出的整体，拥有着各个部分单纯相加所无法呈现出的某些特征。

于是，在被孤立的叙事中，移动互联的场域会被识别为技术驱动的或者产品驱动的，因为那些是贴在我们脸上的、无比直观的进步；然而当一个整体性的叙事被采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那从各个独立命题中渐渐被集合出来的控制系统，如“克拉肯”一般伸着巨大的触须，缓缓探出水面。也就能够发现移动互联的话语结构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与原有的世界别无二致，它是符号驱动的，也是权力驱动的。

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移动互联的面纱才算是真正被揭开一角。而这样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对任何移动互联孤立课题的研究，也都将是有帮助的。它能够为那些分支提供一种逆向指导，当符号与权力的叙事方式被引入的时候，某些投向移动互联产品和技术的视角，也必将随之改变。

于是，构建一个整体性的视角，去为移动互联提供认知的理论框架，便成了本书的第一个目标。而与这个目标必然伴生的，随之而来的第二个目标，则是基于这种对整体性运作规则的认知，给出针对当下的反思。即怀揣着批判的心理预设来审视移动互联，或者说以一个动态的视角去寻找其潜在的风险，而绝不将移动互联为我们塑造的一切看作“理所当然”或者是某种稳定的结构。在这个论述视角中，总是要抱有这样的问题，即尽管移动互联的庞大力量仿佛在一瞬之间为我们打造了一个文明的金字塔供人朝圣，但是否有可能，我们对它的观望只是经由着一个凸透镜而被投射的。

真实的金字塔大头朝下杵在沙漠中，摇摇欲坠。

移动互联的风险，可以被拆解为一个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视角。一方面，反思将会被用来了解当前大型互联网玩家是如何通过对于秩序和符号的操纵，来获取移动互联时代最高权力的；而另一方面，反思也会促使本书去讨论个体在这其中又经历和体验着何种或显性或隐性的控制，需要如何寻找一种批判性的回归。

为什么这种对于移动互联，尤其是移动互联领域内大型玩家（本书中主要选取了平台型组织）与个体二元对立的反思视角是必要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现代国家的雏形出现时，与国家一同被人们觉察的，是构建国家的一整套意识形态以及一整套权力架构。于是，我们能够听到《官僚主义》《致命的自负》这样给资本主义体制的呐喊助威；也能够看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新自由主义简史》这样透析资本主义异化与剥削本质的主张；抑或跟随《政治正义论》《我们的敌人：国家》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思考；还有可能在《自动钢琴》《1984》这样的政治寓言中不寒而栗。但无论如何，现代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兴起后的数百年时间中，国家、政府、政治体制，一直都因为其能够在特定的权力场域中制定规则、行使暴力，进而营造某种“秩序”而成为被不断反思的对象。人们紧张兮兮地看着它，暗想着这种营造秩序的能力，如果不加以制衡，便必然渐渐将自身喂养成一个能够被称为“利维坦”的丑陋怪兽，进而形成对于个体权利的普遍超越甚至侵蚀。

而还有一条故事线，在另一个领域被默默叙述着。

“二战”之后，随着广播电视的快速发展，以及消费主义的盛行，文化媒体，渐渐被推向台前，成了一个新的批判对象。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开始，再到鲍德里亚的《冷记忆》《消费社会》，进而到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文化与技术的勾结，消费一切与娱乐一切的风险被不断挖掘。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媒体由于控制着符号以及内容的创生和传播，同样被置于一个必须要被反思的逻辑结构下。媒体对符号的操纵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和怀疑自身意志的独立性，坐在电视和电脑前的人们，散发着和显像管一样的机械的味道，在传统权力模式的基础上，文化霸权的控制本质慢慢浮出水面。这种反思相较于前一种甚至更令人激动不已，毕竟媒体本身成长的过程中，就早已经嵌入了自我批判的基因，只不过它们中的某些序列，可能已经被慢慢侵蚀改变。

就这样，政府因其控制规则而被反思；媒体因其控制符号而被批判。

然而，当下的移动互联的大型玩家们，在某种意义上，却正在同时操纵着这两者。

当移动互联的场域已经成形，并且在这个宏观场域中，因为平台一类的大玩家对于虚拟空间的跑马圈地而形成众多封闭的子场域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权力组织形态跃然而出。在移动互联平台的内部，平台近乎于独裁者一般界定着标准，也创造着互动的规则；而平台作为某种“连接方”天然所具有的媒介性又使得其对于符号的掌控前所未有的强大与多样化。于是，当下的平台型组织，在自己构建的框架内，成了兼具政府特征以及媒体特征的新型实体，左手握着秩序，右手捏着符号，俯视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面对这种实体，我们切不能因为它基于移动互联新时代的产品与技术为我们提供的赋能，便不对其采取曾经我们面对政府以及媒体时的批判精神，去剖析其特征，去反思其价值。

这便是本书的第二个目标，亦是核心目标所在。

以对于移动互联场域中大玩家的反思作为目标，一个贯穿全书的关注点，是人类在移动互联场域中，对于某种“解释权”的让渡。即在我们被移动互联不断赋能，进而提升自身对世界的“控制力”的同时，移动互联的种种设计却也渐渐剥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进行解释和批判的能力与权利。这里存在着一个新时代的异化，它不是源自我们掌控力的“弱”，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掌控力的“强”；我们被异化的根本原因，是在表面不断增强的控制权的背后，对于面向这个世界时，我们对应有之解释权的满不在乎。这种满不在乎和其背后隐没的某种“无能为力”，恰恰是平台对于秩序和符号深度掌控的重要结果之一。

在对这个现象进行论述的过程中，本书给出“符号定价霸权”这一概念作为描述解释权让渡模式的核心逻辑，以及探讨更为本质的符号斗争模式的构境背景。并以这一概念为一条隐含的主线，展开对移动互联场域的分析。本书针对符号采用了一个极为宽泛的定义，它被视为连接绝对客观和绝对主观的一切意义和价值媒介，成为广义文化概念的底层基础，和智慧生物与世界打交道的理念透镜。符号不仅仅是信号，而是人之所以能够凭借理性构建起一个庞大思想王国和现实社会的砖瓦与水泥；失去符号，则一切视觉的，听觉的和触觉的，物质的，抽象的和情感的，便都只能成为空洞的存在，拥有其客观规定性，但是失去了除却质料外的所有精神形式，进而对人类来说，不再有意义，也不再有价值。而在这种符号定义下，移动互联时代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符号空前丰裕的时代，甚至移动互联世界的构建模式，注定了它只能在符号上花最大的力气。它切断了我们与现实世界的大量连接纽带，代理着我们的感知，进而就承载了我们经由这些感知构建意义世界的任务。 而对于符号的创造、解释、传播、内化，则成了这个时代中每一个权力主体试图掌控的过程，只因控制了这个过程，就在一定意义上，控制了世界。

这一过程并不是先天的，而是一个通过不断斗争而形成的不稳定的结构，因为每一个参与者都希望获得更大的控制权，每一个参与者都不希望对其他人构建的世界只能俯首帖耳。于是战争必会发生。这是符号的战争，它试图决出的，并不仅仅是符号标识着的意义，其关键的落脚点，在于那有待被决定的符号之间的相对位置，谁输谁赢、孰高孰低。这样的相对位置，即是符号的“价值”，即是符号定价。

这样的背景下，后续的论述中试图表达的是，移动互联中的大型平台实际上拥有着当下时代中针对符号定价的最大权力，因为它们同时控制着规则秩序以及符号内容，进而使得它们在符号定价的战争中，相较于其他参与者，有着难以比拟的巨大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将会不断支持平台自身权力的循环积累和资本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将会因为对于符号价值的“强制判定”而逐渐消磨个体身处移动互联场域中的反抗能力。人们的异化遂不再体现在对于周围事物掌控力的下降上，而体现在对于周围事物解释权的让渡上。这种让渡，以及与之伴生的符号定价的霸权，构建了一个新的时代性的枷锁，放大了古已有之的对自由意志的威胁，进而必须被把握并反思。

在本书的绪论中，提出了适合这一讨论目的的研究方法，即承认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每一个时代的人，面对时代变迁时，都会体验到某种类似的流变与不确定性。如从前现代转向现代、从现代转向后现代、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等。而那些对于此前时代转型进行过深入剖析的学者们为我们留下的思想财富，能够很好地被应用到当下对于移动互联场域内社会-权力变迁的讨论中（书中主要选取了现代性转型的相关理论以作为方向性的启发和指导）。同时，绪论中聚焦了本书在不同章节中均会涉及的几大主题，如对于进步主义的反思、对于“铁笼”的感知和突破，以及对于狂欢之边界的探索，它们作为问题，将会保证本书对于移动互联场域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统一的目标框架中，即在整体性的视角下，对以平台为核心的移动互联隐性符号权力体系进行反思。

正文分为三编，分别对应上、中、下三本书，共九章，尝试从宏观到微观去探查移动互联场域中符号定价霸权的运作模式，并将在最后尝试触达符号本体论和目的论的领域。

本书为第一编，包括了：“新天使”“大玩家”“六朝事”三个章节，从相对宏观的角度，去梳理移动互联的时代特征。即移动互联的整体场域是以何种形态呈现的，其中最为强大的玩家是如何成长的，而这些玩家又为何能够经由组织规则、符号定价乃至意识形态，形成一整套属于自己的权力体系。大致的论述将会沿着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方向展开。试图从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变革出发，寻找移动互联特有的规定性原则。总的来看，第一章将从普遍的对象出发，推及第二章特殊的对象；第二章将从特殊的对象出发，推及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第三章将从特殊逻辑出发，推回普遍的逻辑。

第一章“新天使”中，以本雅明对于历史进步主义“新天使”的隐喻开始，辨析了当我们看待移动互联时代时，应该给出的基本理论视角。基于这种理论视角，本章出发去探索移动互联时代的本质，或者说移动互联时代特有的规定性原则。这种规定性原则是移动互联上层建筑的核心，而寻找这种上层建筑，必须从对移动互联的经济基础之分析出发，沿着这条主线慢慢推进分析的框架。这个框架中，本章试图指出我们看待移动互联和研究移动互联时，常常存在的四个问题：

1．看待移动互联时代需要秉承一个整体性视角，即一方面需要将其看作一个全新的系统，承认其背后的权力结构与特征，同时也强调不能将移动互联与原有的网络社会乃至整个现代性社会进行理论割裂。而研究移动互联的第一个问题或者说视角的偏误，就在于“只在移动互联中谈移动互联”。

2．移动互联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构建完成并且能够支撑我们对于上层建筑的探索了。然而实际上在有些情形中，经济基础里早就隐含了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形式（如大型互联网平台）。缺少对这一现象的识别，移动互联的经济基础便天然带有了一丝“客观”的价值中立感。于是，研究移动互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移动互联上层建筑包围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却仅仅将其看作经济基础。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展开。

3．在我们从移动互联的经济基础向前推进，去摸索移动互联时代特征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将移动互联的特征视为某种“以人为核心的技术赋能”，并将其当作这个时代新的规定性原则。然而，这不过是一个幻象，走到这一步，我们甚至都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上层建筑领域，而只是停留在了夹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介”当中。所以，研究移动互联中存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许多分析中，欲悬“中介”为终点。

4．移动互联给我们以看似赋能的时代特征，其实却只能被称为是一种“代理”。因为它潜藏着一种我们对自己所经历、所经验的世界的“不理解”。移动互联是极端碎片化和丰裕的，这导致了我们在触摸移动互联的时候，必须要经由某种代理，以维系我们对这个庞大世界的把握能力，这甚至用不着什么刻意的逼迫，而本就是我们内心自然生成的拒绝。只有将赋能视为代理，我们才能够在面对这种时代特征的时候留有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这里的批判当然不是扣帽子，而是康德意义上对于对象应有之样态的憧憬和考察），并继续前行，去考察移动互联时代特有的“异化”，且进一步以此为背景，接着寻找当下时代新的规定性原则和上层建筑。尽管从本质上看，代理同样只是停留在“中介”的层面，但是只有从代理的思维出发，我们才能够走出中介的限制。所以，研究移动互联的第四个问题，也是我们将中介视为终点并停止探索的原因，是我们把移动互联存在的对人类社会过程的代理，视为某种单纯而令人欣喜的赋能。

第二章“大玩家”中，视角便从移动互联的整体时代背景逐渐缩小，转向了移动互联的大型平台。因为大型平台已经成了人们社会实践被代理的过程中，那最大的代理人。它们在这一片蓝海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俨然成了这海洋本身。对于平台的探究将为我们进一步寻找整个移动互联时代的规定性原则提供一个实证的出发点，再通过对平台运作过程的抽象逻辑的分析，打开对整个移动互联运作逻辑进行分析的窗口。引导这一部分分析的核心思路是：当我们在谈平台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

1．首先需要被明确的是在当下移动互联场域中，当我们谈及平台时，这一概念所应该具有的内涵和外延。而通过对它们的梳理，我们需要锚定平台和其他代理人不同的独有特征，即对于连接关系的拆解、重构和深度掌控。同时，也要明白在移动互联语境下，我们说的平台之范畴，是指“身处于移动互联时代的”平台以及具有平台性质的企业，而非仅仅是移动互联技术催生的平台。

2．从对平台的意涵与特征的分析出发，需要被考察的是平台的特征和这个社会之间的牵连。即当我们将平台放置在整个移动互联的大背景中的时候，平台都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平台在市场中，实际上是作为交换空间提供者、互动机制制定者、主体价值赋能者、市场标准整合者、信任体系构建者出现的。对这些角色的分析将会完善我们对于平台的整体认知。

3．但是单从一个结构性的视角审视平台，我们便难以对平台给出一个辩证的解读。换句话说，围绕一个给定的成熟平台，去审视其静态的结构特征，并不能够完整把握平台作为一个生长主体，从潜在展开到现实的过程。我们要从一个动态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平台的开端、发展、成熟；并且在这种对于全过程的理解中，进一步看清平台所具有的权力的普遍性和历史性。

4．以平台静态角色和动态发展为双轴，我们便能够走到对于平台的抽象理解中去了。这一部分需要证明的是，平台在移动互联的整体场域内，构建了一个以社会过程为边界的“子场域”（参考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这个场域中有自己的行动规则，各类参与方根据自身的位置和目的，在其中依照规则争夺资源。这是一个充满了权力斗争过程的场域。平台对于连接关系的重建，便也由此成了一个权力关系的重建。

5．但我们依旧不可将叙述限定在传统的场域逻辑当中，而是要超越纯粹的场域概念，看到在平台的权力场域中，平台并不仅仅是一个中立的场域构建者，它同样也是一个下场竞技的玩家。而平台兼具“裁判”“选手”乃至“制定规则者”的多重身份，就使得平台在面对场域内外的权力斗争的时候，能够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权力的普遍性背后，是平台主体意识和权力意识的必然性，才可以开启下一个阶段的讨论，即以平台权力意识为主要形态的整个移动互联的“权力逻辑”究竟是怎样的？

第三章“六朝事”中，视角从平台走回整个移动互联的框架，但是论述的对象，却仍旧从平台的角度出发。这一章从解释权的让渡开始，探寻移动互联的大型平台，是如何同现代性中时常能够见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逻辑一样，将自身逐渐构建成为一种秩序的。它延续着现代性逻辑所宣扬的理性和自由，但实际上却潜移默化地将组织、秩序、规则、知识变成了某种形而上的价值性理念甚至某种强制系统，并在这种转化中让平台中的个体产生了对于平台本身的盲信。这种盲信，和平台具备的文化霸权与文化工业的渗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新时代的铁笼。

在这里，平台一步步攫取解释权的关键点，在其对于符号的控制上。本章尝试说明当下世界中，存在着一个“符号之镜”，而每一个行动者，都在符号之镜中，进行着一场名为符号定价的游戏。从最粗浅的意义上来讲，游戏的目的，就在于让自己所掌控的符号，能够沿着符号序列的链条不断向上攀升，并最终让符号相对位置所代表的价值，转化成一种实在的权力。这种符号定价带来的权力，能够影响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直至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看待这整个世界的视角。而平台自身，则是最精通这个游戏的玩家，它通晓着游戏过程中的每一个策略和技巧，并借由这个游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时代的顶级权力主体。

而这一切，都是在移动互联时代精心构建的赋能下悄然进行的。人们放弃的解释权成了一种忘我的奉献，它被小心翼翼地收拢，并塑造成世界的幻象。在这个幻象中，移动互联大型平台渐渐竖起了上层建筑的大旗，猎猎作响的旗子后面，是被悉心打造的一整套精密的权力逻辑和钩心斗角。上层建筑的组织形态表征以及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内核在这里得以汇聚，而新时代的规定性原则，就潜藏在这表征和内核中间，潜藏在大型平台对于符号定价霸权的控制过程之中。它披着进步和理性的外衣伴随我们左右。而在正气凛然和欢呼雀跃之下，透过整个现代性帷幕延伸过来的冰冷的利刃，隐而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