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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属地主义到属人主义转型一节末尾提到的小循环之外，通过进一步的梳理，一个更大的循环便也渐渐浮现出来： 移动互联发起的时空解耦，使得一个围绕个体的时代悄然成型，或者说，我们重构了以人为互动核心的社会实践过程；一切的需求和回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集中到个体手中。而以此为出发点，我们需要能够和机器保持一个高效的对话方式，作为机器给我们赋能，延展人类能力覆盖面的基础，因为我们对于经由移动互联技术去满足的需求总是那么的垂涎欲滴。而借助机器的赋能，人类提升了眼界、延长了四肢、加速了交往甚至扩展了欲望。人类作为空间中的存在者，不仅如前文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空间限制，有时竟还反向控制了空间。这种倒置的控制往往集中体现在我们能够通过移动互联，将公共领域进行某种私有化转型，使得现实空间本身亦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景象。随即，人们回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以人为中心”，达到了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的统一，它们被共同划归到当下的主体权力之内，完成赋能层面的大循环。
其实，如果对于移动互联的描述到这里停止，那么便不存在所谓“中介”了，因为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将移动互联的新的规定性，识别为移动互联经济基础给我们提供的全方位的“赋能”，即个人“能力”的空前延展。
然而，正如这一节开头所提示的，这种表面看上去的赋能，却可能仅仅是一个我们必须超越的过渡品，只有透过赋能看到其背后的东西，我们才能够对移动互联的上层建筑有一个真正的认知。要知道，人们在对一个庞杂的对象进行审视的时候，往往喜欢“找特征”，就像前文的论述中所做的那样。但从直白的现象归纳中，即便得出了某些特征，不消说也只能是表层的，如果停留在此，便是在用一个“一言以蔽之”的说辞来掩饰思想过程的贫乏。我们固然希望从经济基础走向上层建筑，但如果只将论述安放在二者之间的形式桥梁上，那便必然会形成某种粗糙的还原论。但是现在来看，问题的复杂性已经不允许观察者给出简单的还原了，因为我们急需向下继续前行的向导。一定程度上的还原有助于梳理，但是过强的还原则会回到独断论而忘记真正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超越作为过渡品的中介特征，甚至超越纯粹特征本身。而这种超越的尝试，将是接下来整本书所要执行的方案。
但在进一步考察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回过头看一下，前文所描述的赋能本身，是否包含着别的含义。
移动互联的生态中，我们当然被赋能了。当前一切的智能化设计，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习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将对话与能力向外延伸。而当这种对话与延伸的过程愈发成熟，被渐渐稳固下来成为我们经验世界的核心方式之一的时候，赋能就逐渐变成了一种“本能”，一种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自然反应。我们当然会对这样的对话以及赋能产生依赖性，因为随之而来的一整套工业设计早就让我们适应了移动互联所带来的种种便捷并不愿回到过去。原本社会互动中的很多元素无限被简化，留给我们的大多是已经存在的空白和选项（像上文提到的IOS系统指南一样）供我们去下达命令。人们无法否认的是，这种赋能本身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对于外部环境控制的边界，也形成了一种经由移动互联设备与世界进行交互的完整路径；然而，这种路径的存在自身，却有可能暗含着某种潜在的引导，因为我们并不能决定这种路径的源头和方向，只能在一条条路径上跳跃选择。于是，在赋能背后可能同时存在的，是一种原始能力的潜在消磨。想象力被圈定在既定的设计框架中，而另一些诸如对于深度内容的理解能力等也在极端提升的便捷性中被削弱。
再回想一下前文提到的二维码，它不仅仅作为一种机械“语言”而存在着。实际上，当下快速普及的二维码早已经成了移动互联深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更为深远的社会变革的重要代表。这个变革的标志之一就是某种“解释”能力的转移。 换句话说，在我们将交互过程赋予了移动端和二维码这样的语言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同一时刻赋予这些运作逻辑超出个体理解范畴之物以某种相对无条件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移动互联中众多新技术的社会性内核之一。
我们信任二维码吗？大多数情形下，人们在使用二维码时，实际上根本不涉及信任与否的问题，而这自然恰恰是二维码对我们成功驯服，强制人们信任的最佳证明。从一开始出现时的备受质疑到现在的广泛应用，二维码的技术本身其实并没有多少决定性的进步。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信任必然存在着一个逐渐深化的过渡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信任，拒绝执行这种过渡的话，是否有其他的选择呢？至少从目前的演进趋势来看，所剩的余地不多。因为在其背后支撑它的，是移动互联不断升级的链接范式本身。这种改变招呼着我们踏上移动互联飞驰的列车，沿途的风景倏然而逝，而我们正在把对于风景和前进路线的描绘与控制权交付给诸如二维码这样超出人类掌握能力的语言系统乃至规则系统。我们将其视为单纯的解释工具并相信它们的中立性和正确性，享受这种赋能工具为人们提供的一切便利。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赋能”从不仅仅止于二维码，甚至不止于交互工具。在移动互联时代，随着我们与外界环境互动的愈发频繁和技术以及组织模式的快速发展，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得不依靠这样或那样的工具，才能够实现与其他对象的有效交互。因为当下的我们所经验到的，并不仅仅是自身能力的延展，还有我们对于那日趋复杂的整个移动互联时代的“不了解”，这两者互为因果。即正是出于我们对周围环境解释能力的局限性，我们渴望工具的赋能，而工具的不断赋能，让我们欣然让渡更多的，对于当下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解释权和行动权。在移动互联的轨道上，我们走下一辆车便要再登上一辆车，双脚再难触碰到土地了。
于是，当思维进入到这个阶段，我们就能够逐渐发现，通往上层建筑的中介中，被我们抽象出来的新的时代特征，即全面的“赋能”，实际上被描述为某种全面的“代理”，才更为恰当。
当我们在承认赋能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可避免地将更多地投注在个体能力借助移动互联系统所获得的延展之上；而当我们将这种赋能理解为代理的时候，才更加能够觉察到，在能力扩展的同时，我们对于某种解释力的满不在乎和随意让渡。当我们从赋能的角度去看那飞驰的列车时，我们注意到的是从未有过的快速前进；而当我们从代理的角度来看它时，方能注意到这同时也是一个封闭的，隔绝着时间和空间的框架，我们甚至无法享受到疾驰所带来的阵阵清风。
赋能仅仅是时代的一个面向，并且是那个高喊着、跳跃着不断吸引着最多注意力的面向，它拼命表现着自己，试图让人忘记更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但我们必须要转换视角，必须要超越赋能。因为只有从“代理”的角度重新思考这种时代特征，我们才有机会，去构建一个通往最终上层建筑的完整桥梁，而不至于在“赋能”构建的中介幻象中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