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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移动互联的完整生态已经形成了整体性的趋势，我们便已不能再单纯地将其理解为经济基础了。因为所谓上层建筑，正如前文所说的，除去某些新的规定性原则以及意识形态之外，也涵盖了“实体”，甚至可以说，这种“实体”恰恰是上层建筑的集中体现，正如“国家”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等学者的语境中，必然是一种上层建筑一样。换句话说，在前文描述移动互联大型平台或者生态圈所拥有的巨大能量的时候，我们便不能够简单地将这些平台定义作经济基础的孤立部分，因为它们的扩张，本身就带有了规定性、意识形态，甚至带有了强制性的权力系统。
而移动互联最大的讽刺，也就在于，其实“上层建筑”早已经悄然形成了对我们的包围，而我们却将这一切仅仅视为“经济基础”。
在移动互联的语境下，很多时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已经不再明显了。如果说初期各自为政的单一领域突破就已经酝酿了移动互联成为新的历史切片的契机，那么只有大型平台所代表的生态结构被建立起来，我们才能说这一经济基础达到了完成的形态，而就在这个完整生态中，上层建筑也被同时构筑成型。因为在平台和生态的范畴下，我们已经能够直观得出某种确定性的规则，体验到被平台切割开来的空间内所蕴含的权力暗示。
然而，对于探索整个移动互联的规定性或者权力特征这一任务来说，当前阶段还不能太过心急，因为从经济基础通往上层建筑的路上，迷雾重重，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中介”，让我们无法一眼望穿。这些中介是由底层的技术和组织变革所引发的人类交互模式的某些转变，它们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中徘徊游移，不时便跳将出来呼唤别人的注意力，以阻止人们的进一步窥视。而面向它们的考察，将会从另一个角度开启对于上层建筑的理解，并且为从社会事实叙述到批判语境分析的过渡提供桥梁。这些中介，正如前面的经济基础一样，并不一定是移动互联所独有的，而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延续了网络社会乃至更早时代的某些特征。它们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规定性特征，亦决定了个体在这样一个新的整体性经济基础当中所面对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那中介所代表的规定性与变化，是一种被“阉割”过的产物，我们要了解这种中介，但更要超越它，因为这些特征在某些时刻好似一种挡箭牌，恰好能够补充进我们从“经济基础”向上进行剖析的逻辑空白，从而便生成了我们将这些特征草率视为全部新规定性以及上层建筑的风险，即将中介视为终点的风险。而在这种风险的迷雾背后，真正的上层建筑虎视眈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