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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化之所以成为一个无可阻挡甚至无法逃离的趋势并打造了某种统一的“经济基础”，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移动端上各个产品、平台、社群、用户已经集体塑造出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 这并不基于某种循环论证的逻辑，即“生态成为趋势是因为趋势已经足以构建出生态”，而是指当移动互联生态或者统一性逐渐成型的历史过程发生后，所衍生出的力量不仅能够阻止这种生态进行任何形式的倒流，并且能够通过生态体系内逐渐增强的协同效应，使趋势本身不断地再生产，甚至将自己的能量投射到移动互联场域之外。 正如前文所说的，有机的经济基础描述的是一个过程，其衍生出的结果就是使一个整体生态成为可能。
这是作为整体趋势的重要反身性之一，并不仅在移动互联中如此，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历史转型阶段中，都会产生。正如工业革命后的进步带来的无所适从在波德莱尔笔下有一个非常好的描述。那就是一个18世纪晚期身处于都市的人，“急匆匆地穿过林荫大道，纵身跳过泥泞，要在这一团混乱的车流中避开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的死神”
。而所谓与进步如影随形的“进步的反身性”，则是那个遭受着车流往来冲击，并且期望在那混乱并且致命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存下去的人，他自己，亦成了这种混乱的一部分。他左躲右闪的行为在维护自身存续的同时，给这个不稳定的系统中增加了新的变量，变成了下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包括驾驶马车的人）所需要留神的恼人的“新问题”，成为他者眼中“进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让人如何逃离？哪怕每个人都不认为自己身处其中，但从别人的视角上看，每个人，的的确确，就是它的一部分。这个它，可以是当年的现代性，也可以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生态。 无论接受与否，人们都必须随时代之流，游进这一领域中，然后静待同样的故事反复重演，一遍一遍改造着每一个参与者。
以这个判断为大前提，回过头来看，移动互联生态的成型轨迹便并不新奇了，各自为政的拓展终于在某一个节点碰撞，进而一发不可收拾，无人再可后退。如果说一开始人们被技术创新推着走，后来被产业联动推着走，那现在，则是被时代潮流推着走了。
这是一个结果性的、统一的经济基础。
十几年前腾讯最开始布局移动端的时候，通过与移动梦网的合作，打破了移动端与PC端的壁垒，使得用户能够在手机上接收到电脑发出的信息。然而就整体移动生态来说，腾讯塑造的产品架构，仍然是移动场域中的孤岛，能够自给自足，但却难以将自身的优势扩展到社交之外的领域，也难以和移动端的多数其他产品产生交集和互动。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年的移动互联网中，本身也没有很多能够入网并需要连接的产品。那些已有的软件，就像诺基亚的贪吃蛇一样，永远都只被圈定在自己的屏幕中辗转腾挪，无论如何努力都走不出去。而时至今日，任何一个身处于移动互联中的个体，都能够清晰地识别出这个历史切片所构建出的深度连接、全面整合的庞大体系了，试图脱离开来，形成单一的区域反而成了难以实现的目标。
随着移动端产品的不断创新，尤其是IOS、安卓等被广泛接受的操作系统和应用商店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为移动生态的搭建助力。这并不仅是个体产品的成功，更是整个移动端的产品集合。不需要事前的协商或者合谋，孤立的商业努力不断寻求能够与自身进行交织和支持的其他模块，然后便欢喜地利用移动互联创造的环境开始慢慢结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难以被撕扯开的巨大实体，即移动互联本身。用户所需要的信息、所要维护的社交关系、所要购买的商品，甚至是与实体场景的互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足够多样化的工具满足同样足够多样化的需求。
世界就这样被密集地呈现着，即便在很多意义上，它已不是从前的那个世界。
这种统一性，固然体现在移动互联不断深化的有机交互上，但它更加体现在使得这种交互成为可能的底层标准上。这种标准，就类似于新时代的货币，包含着广泛的承认、价值乃至权力。这一特征在较为基础的红外信号标准、SIM卡标准、USB标准等身上还体现得不甚明显；但涉及因其战略地位的特殊性而处在风口浪尖的5G通信标准、操作系统标准等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能够轻易忽视这样的底层架构了，正如5G系统已经被上升到了某种国家级战略的层面一样。
当下，Windows、IOS、安卓等操作系统，成了架构在众多移动互联产品下的深层支撑，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标准化的协同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垄断”的同时，开放也才成为可能。透过底层的统一设计去支撑开放性以及生态搭建的布局，在很多过往场景中都曾经出现过，它往往决定着一个市场中谁能够处在生态圈的中心，谁又能够借助那些连接关系，将开放转化为权力、将生态转化为领土。正如操作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独特市场位置，往往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通常直接演变为生态与生态之间的对抗
。
当有机的结合终于被稳固下来，形成了完整的规则系统和标准，进而使得这种有机过程能够被不断复制和扩展的时候，一个全景化的移动互联“经济基础”也就渐渐清晰了。当然，在此过程中，除去前文所说的纯粹的技术和产业交互之外，大型社会事件
、监管政策的引导、资本力量的推动也是当下移动互联生态逐渐完善的重要引擎。
以资本力量为例，相较硬件研发的高要求、高投入，以软件为核心的企业更容易因为其较低的门槛以及可能的较高收益率而受到资本的追捧；而由于缺乏传统企业一样的实体资产用以抵押，多数早期互联网企业也都需要依靠风险投资来支撑其最开始阶段的发展。回到传统PC端互联网软件爆发的原点，即20世纪最后10年，当时的华尔街就瞄准了互联网软件的灵活性和投机性，斥巨资扶持了一大批创新科技企业。1999年新上市的科技企业其平均年龄只有4年（而20年之后，2018年新上市的科技企业则平均已经成立了12年），这种风潮迅速催生了大量的互联网创新产品。虽然它也直接导致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及其破裂，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在资本推动下疯狂生长的软件们，为互联网原初生态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不断成熟，在移动互联到来之际，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资本的力量，而与以往不同的，这一次的资本战争，并不仅仅由投行以及金融精英们把控，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在互联网浸淫多年的“本土”投资者的身影。相对于华尔街或者其他国家的银行业投资者，那些原本就执掌着巨型互联网企业的从业者们，对于移动互联的规则了解得更为透彻，布局更为深远。他们不仅投资与自身业务相关的新兴企业，也投资其他的业务领域来同自身的业务结构打通，协同扩张；他们不仅对本国市场的投资标的有着浓厚兴趣，也利用自身拥有的巨大用户数量进行海外的收购，实现跨越式的本地化发展；他们不仅迫切地将移动互联企业纳入自身的版图，也在尝试投资媒体、智能硬件乃至家居、汽车等领域，以求提前站稳下一个潜在的智能风口；他们不仅对面向消费者的各类产品青眼相加，面对B端的时候，同样独具慧眼，不断拓展对商户、对金融机构乃至对政府的服务能力。对于那些移动端最重量级的玩家来说，通过投资将自身的产品与服务平台化、生态化，已经成了不可忽视的战略举措之一。无论是阿里巴巴、腾讯，还是谷歌、Facebook，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尝试牵引更多的上下游参与方，合力塑造更加庞大的生态系统，更加稳定的权力结构。进而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基础”下，那最为核心的主体，整个移动互联大生态中的一个个内聚的子生态。
在很多情况下，移动互联大玩家们手中的生态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着自身的存在，反而吟诵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逻辑缓缓笼罩而来。然而，一旦那些能够实现生态性聚合的大型集团开始动用自身的全部力量开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时，民众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无处不在的包围了。正如阿里巴巴的“双11”营销活动中，除了在旗下淘宝、天猫、闲鱼等线上应用里通过折扣以及多层级的营销手段进行造势，在线下的盒马鲜生、口碑、饿了么甚至大润发等消费场景中，阿里巴巴同样投入大量资源配合“双11”的整体推广。此外，联合如新浪微博、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听书等外部媒体或者各大商户进行跨界内容传播等在内的生态圈“外围”支持，更是让“双11”成了那几天中任何一个消费者都难以逃离的全民性狂欢。这是一个极盛现化性舞台中的荒诞剧目，几百万的员工，几千万的商户，几亿的消费者，数不清的资源和时间投入进去，为的便是集中几天，让人多买几件衣服，多吃几顿大餐，多换几部手机。
移动互联中的大型平台，在过去几年的运作中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成熟，并且构建出了一个能够不断相互支持的复杂关系网。任何消费者，只要被这个网络中的某一个分支“捕获”，就会如落入蛛网的飞虫一样，难以避免地越陷越深，并最终如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般，成为对大型平台愈发依赖的忠诚用户。
这样的包围，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成为了当前移动互联生态化的顶级表现形式。它们所拥有的力量，也是任何一个移动互联企业梦寐以求的。当然，我们需要牢记，早在这些大型企业成功，甚至是尝试构建自身生态之前，移动互联各类产品本身，就已经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合谋，成了那不可分割的整体，即更为宏大的移动端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