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幕初显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以及后来的卢卡奇、布洛赫，尝试思考自身时代问题和特征的学者，通常不会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进行纯粹的逻辑推演，而是会从实践出发，即从社会的实际变化出发，预先承认社会组织形式和存续方式的巨大调整一定会产生某些认识论以及控制论层面的结构性转变。进而提出一个前提性的问题：这个时代所表现出的特征和上一个时代究竟有什么分别？并以此给新时代的命名提供某些原始的灵感。

区别当然存在，因为我们能够清晰地感知这种区别所带来的结果，甚至说我们就是结果的一部分。而对于变化的考察，也便是一种对于时代转型之契机的考察，便是为时代特征的梳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基础。这一节接下来的论述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当然，在这里的讨论，并不会指明整个当下移动互联社会的全部推动要素，而是在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已经基本成型的背景下，探究其实现进一步扩张并走向移动化的某些动因，以及这种动因所带来的与过往时代社会特征的分别。

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点”去标志移动互联这一新的历史切片的诞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突然降临的。在其成为整体趋势的路径上，有着诸如手机和网络的普及、3G信号系统的铺设、苹果智能机的诞生、安卓平台的开放等一系列重要节点，以及那些并不显著但是却不断支撑着这一现代性产物扩张的微小进步。而从历史演进的经验去看，试图寻找到这样确定的“点”也可能仅仅是一种相对性的视角。 对比百多年才完成的现代性转型，乃至几百年才完成了的封建系统构建，也许从未来的坐标回望，当下我们经历的这十几年乃至之后数十年才是历史上最终打下烙印的那个“点”。

但即便如此，身处于变革之中的我们，仍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寻找移动互联整体趋势内部的某些推动力量。这样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明确历史的界限，而是因为那些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以一种难以割裂的形式，共同决定着我们看到的当下，以及当下一切社会过程所经历的某些与以往不同的“规定性”。

在卢卡奇考察资本主义或者说西方现代社会转型下的规定性时，他承袭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规定性，是商品形式的普遍性，以及其背后的“合理化”过程。从主体来看，实际发生的劳动成了抽象的劳动；而从对象上看，不同的产品都被归结为了商品。在这里，合理化成了一种强制的约定，即让一切能够被记录的社会过程都成了根据计算进行调节的社会过程，而也仅仅是那些可被计算的东西，才会被承认为是“合理”的东西。正是这样一种根本的规定性，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母题。而从更大的视角上看，其实自黑格尔以来，这种对于现代性风靡的知性思维的批判就已经浸入了西方思想家们的分析脉络了。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泰勒的哲学人类学，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指向相似的标靶，即一个冷冰冰的，用抽象理性代替鲜活个体的世界。

而当考察的对象被迁移到移动互联中时，实际上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方向是类似的，即承认移动互联背后具体运作逻辑和某些根本动力，与移动互联的规定性原则以及最终的上层建筑、权力架构是不可分的。不仅如此，从直观上来看，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整个移动互联以及消费社会中，现代性给出合理化的趋势和影响，并没有被消解，反而可能在众多层面得到了增强，就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早已成了许多分析和决策过程的核心依据。 而移动互联在多大程度上承接了从前的规定性，又在多大程度上衍生出新的组织原则，并携带着原则背后的深层逻辑继而创生了某些新的规定性，必将决定我们进一步看待移动互联的视角——是将其看作现代性延伸的进步，还是本质上的革命，抑或是潜藏了某种独特危机的混合产物。

在这种结构下，实际上隐含着一个类似“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逻辑。即当我们将移动互联时代发展的某些根本契机视为“经济基础”的时候，自然而然便能够窥到“上层建筑”的构建可能。这种上层建筑可能是一个实体，也可能是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是某些纯粹的规定性以及秩序。我们当然需要注意，这里不应存在被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那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僵死对应关系，即将现有的东西直白拼接在一起构成一组相对的范畴，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决定”二字视为某种具有独断意味的指令。但我们仍然需要承认经由“经济基础”逐渐向深层次探索的效度，将其视为一个合理的通路和进行整体性批判之前必不可少的环节。

而这种“经济基础”，鉴于它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大致地从辩证发展的角度进行一定划分，即特殊的、有机的和统一的。 x4bFrychPY/oCoZ4Js0ExJnPpSxso4tC4rCnIXfK3CWpuAJPz0UA7SY756HN1H4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