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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许多产品研究、用户分析甚至是社会批判，都突然倾向于在原本就冗长的标题前加上“移动互联”四个字的前缀，借以体现他们和这个全新时代背景的暧昧关系。这一方面昭示了移动互联作为某种重要的大环境变革已经在各种研究中成了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以及能够嵌入到“自然—人类—组织—科学”关系框架中的全新变量。而另一方面，这一前缀的过度引述，却也会使得“移动互联”的概念在很多时候被模糊且宽泛地理解并使用，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用来标记研究新意的头衔，反而让人不再重视对其本身整体性的探究。进而移动互联退化成为某种“先验”的概念，用来引导对于当下时代种种分支命题的思考，待到它迅速成为历史，让位于下一个进步主义视角下的名词之后（例如物联网），可能也就成了那些不需要去理解的，新的废墟，连挥手告别都显得多余。
在这里，尤其需要避免的一种思维陷阱是，当我们发现新的可指责的对象时，旧的东西仿佛就一瞬间变得合理了起来。 但实际上，物联网不会让移动互联变得合理，正如移动互联不会让电视变得合理。原来对于媒体的批判和媒体存在的问题，原来对于政府的警惕和正义存续的摸索，都会被延续到当下的框架中，并且被延伸到更远的视角上。腾讯的研究人员曾问一位学者，大意是：电视出来后，尼尔·波兹曼说电视会引发娱乐至死；互联网发展初期，尼古拉斯·卡尔担心记忆外包给电脑会损害人类长期的记忆和思维能力。那我们现在对短视频和推荐算法的批评，会不会也只是其中的一环，就是人类对未知的事物都有恐惧？
这里就能够轻易看出其问题了，潜台词不言而喻，即在未来，当下被不断质疑的短视频和推荐算法，也会成为寻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好的一部分。思维陷阱在此表露：新的关注点出来之后，我们的视角就被吸引过去，也就会避重就轻地去谈及那些老的问题，从前凌厉的审视目光连带着都变得温和起来。然而只要稍加思索，就能想到，波兹曼和卡尔所担心的事，难道没有发生吗？之前我们认为是“问题”的问题，难道真的解决了吗？
不论解决没解决，历史都没有等着我们，而是一往无前。
人们无法否认，“移动互联”的确已经成了当前社会无法绕开的特征或者说趋势，无论是从商业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移动互联作为一个统一场域已经成型
。当我们用“身处于移动互联时代中的人”来形容自己的时候，这个词汇本身能够包含的内容和逻辑框架就已经被预先承认了。人们在这个场域中，作为用户、产品提供者、场景建设者，通过移动技术增强彼此之间的连接；移动互联也乐得用其特有的符号控制手段塑造新的消费形态和用户偏好。二者都在主动奔向对方，最终相拥，在很大程度上标识出人类当下的存在状态。
这似乎是一个猛然出现，快速成型，疯狂生长的场域。
在人们还在为电商而欢呼雀跃的时候，便已经出现了“传统电商”作为一个强制进步的词汇，被用来以移动互联的视角将“历史的”和“进步的”割裂开来。而我们也无须进行繁复的列举，去强调移动互联如何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对我们当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渗透。这些产品在各自的领域中快速发展，社交、消费、信息、娱乐甚至工作，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它们不断颠覆和改造着。而这种改造从不仅仅局限在移动互联的数字世界当中，而是一步迈出固定场景的圈定，成了时时萦绕在每个人左右的诱惑。用此前阿里巴巴大文娱总裁杨伟东的话来说，这些产品最终要打败的对手并不是另一款同质产品，甚至并不是任何一个产品，而是睡眠
。这个魔怔了一样的表述，剑指所有移动互联产品的最大野心，即对现实乃至自然生活的全面占领。
身处其中，所在之处即为当然。
无论是否承认，移动互联已成为当前时代最为鲜明的标签，然而其自身的完整性却并非必然地建立在对于传统的否认之上。就如同当人们在说“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实际上都隐含着对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概念的预先承认和某种超越的尝试一样；所谓的“后”或者“新”，恰恰是因为并没有一种真正强有力的标识，将过去和当下进行一个明晰的切割。移动互联，在“互联”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其“移动”的特征，尽管移动化本身会衍生出后面将不断被提及的各种社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永远和“互联”交织在一起，能够强调特征，但不能分隔本质。
然而，这种从互联逐渐衍生出的新产物，虽仍带着互联网时代所具备的种种惊喜，却也终究自塑而成了特有的一些新玩法，并带来了对于当下社会的新影响。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描述了麦克卢汉所批判的“后视镜”思维，即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比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
。而将这种思维扩展到广播、电视以及今天的移动互联中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轻而易举地沿着它们与前者（如文字、艺术、体育等）的共同特征寻觅，进而得出某种纯粹的进步性结论了（有些，可能荒诞如波兹曼指出的，认为“电视延伸或拓展了文字文化”）。
因此，我们需要避免在全然的进步主义范式下看待移动互联，并承认它既非抛弃了旧有时代特征的全新产物，也非能够被下一个潮流轻易取代的过渡品；我们既不能因为“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新切片的出现而放弃对于移动互联的考察，也不能够在分析移动互联时全然不理会其根植于生产方式、消费社会、传媒与娱乐、符号互动等“传统”逻辑，承袭而来的一些贯穿于历史漫长篇章中的普适特征。
正如汪行福教授所说的，“完全用断裂论和异质论来解释历史，与完全用同质论和线性逻辑来解释历史一样，都是历史的重新神秘化”
。在这未来与过去交织出的当下，有些东西确实发生着改变，而循着这些变化的表象去探寻更深层的逻辑，则是每一个处于变革时代的人类应“自觉”履行的义务。这便是为什么波德莱尔曾经感慨地写道：去那些咖啡馆里问一问看上去很有教养的法国人，何谓进步，他们会告诉你，进步就是“轮船、电和煤气灯”，是那些古代人不知道、没见过甚至难以想象的科学与技术
。而如果这就是对于进步之概念的理解的话，至少在波德莱尔眼中，那应该是远远不足甚至有些悲哀的。而这当年对于身处现代化中的法国人所适用的描绘，在今天的我们身上，依旧有用。
再看移动互联时，我们亦可借鉴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的论断来支撑自身的理解。在他眼中，现代性存在一种原初力量，尽管波德莱尔并没有完全说穿这种力量是什么，却明确了“我们必须直面它”这一大前提。即这并不是什么能够被逃避或者讨价还价的东西。无论我们对它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我们首先都是要正视它、走近它、挖掘它。对待移动互联，这样的态度并不过时，我们的确不必大惊小怪地觉得移动互联带来了与以往任何世代决然不同的冲击，但移动互联已经成为某种新的“整体趋势”这一说法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却是需要被承认的。而整体趋势的背后，其影响也不仅是直观的数字上的增长，或者社交形式上的变化，正如现代性并不仅仅代表着飞机与轮船一样（这是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粗暴混淆），那应是整个时代精神气质和关键玩法的变迁，这同样应当被牢记。
从大背景来看的话，所谓“趋势”，是指一方面，人类的行为模式和消费偏好愈发被移动产品所影响；另一方面，移动产品也在不断根据社会构建出的需求系统进行自我升级，二者相生相伴，相辅相成，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将会持续如此。而所谓“整体”，则是指移动互联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越自身商业范畴的系统，进而渗透在整个社会体系当中。即便某个企业并不提供移动互联的产品，但是在其产品研发以及推广的过程中也必须要把移动互联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考虑在内；即便某个消费者并不使用移动互联产品，但在人际互动和消费决策时也不可避免地会被移动互联所塑造的消费意象和信息引导所影响。这种关系，就像《黑客帝国》中虚幻的母体和“真实”城市锡安一样，母体成长的全部过程并不单纯是对于锡安的仿造和拟象。实际上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对方存在的意义，缺少了一个，另一个就无法回到原先的平衡点之中。类似的整体性的视角，曾经波兹曼也针对电视媒体给出过一段评论，可以引作参考：
“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损益，它改变一切。到1500年，即印刷机发明之后50年，欧洲并不是旧欧洲和印刷机简单的相加。那时的欧洲已截然不同。电视问世之后的美国不只是美国加电视的美国；电视给每一场政治运动涂抹了一种新的颜色，使每个家庭、每所学校、每个教会、每种产业都带上了新的色彩
。”
移动互联正是以这样的姿态走进我们的世界的。它如水似气，播散在每一个能够被触及的角落上，环绕、融化，将一个又一个对象打上自己的印记。本身便是网络的它，融入这世界之网的时候，无比的自如。它在世界给定的历史趋势中被渐渐生成，而后突然一下成长起来，反过来成为趋势本身，牵引着余下的世界跟随自己前进。 这种趋势，既有待于我们发现，也有待于我们生成，它既是外部性的，也是内部性的，既是自在的，也是自为的。
但是，在确立整体视角作为审视移动互联的核心逻辑并进一步展开考察之前，我们需要首先警惕的一点是，当移动互联真的被视为一个“整体”时，它反而可能成了某种“部分”。
正如萨义德和霍米巴巴等人对于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女权主义崛起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离散但是却指向相对统一目标的尝试一样。在承认移动互联是整体趋势的同时，需要避免的是，像西方人以西方的视角看待东方的文明；或者如男性以自己的视角看待女性一样，以移动互联的视角，去狂妄定义那些被迫跟着进步前行的“传统”。当下总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一定夹杂着某种历史和常态，哪怕定义当下的人们对此进行选择性的忽略。移动互联在当下历史书页中的光芒太盛，而其周围的盲点，却仍然具有需要被承认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一个依托移动互联但又超越移动互联单一场域的分析框架，也必须被建立。
所以，下面的论述并不会纯粹以移动互联对于过往社会结构的回望与对比作为基调和解释的框架，更不会存在“移动互联的”与“非移动互联的”、“移动互联的”与“PC网络的”这几个主题之间在进步语境下的暴力切割，或者说站在“传统”乃至“正统”的立场上展开对移动互联的攻击。那样从全然不同的出发点形成的批判，对移动互联来说是不公平的。 而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尽管移动互联仍会被作为某种客观并且核心的趋势去拆解和分析，但是贯穿于讨论中的一个前提，将是移动互联自身没有办法独立构建当下的社会现实，而移动互联所积累的权力以及背后的逻辑，包括逻辑内部隐含的种种问题，将会在移动互联与更加完整且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叙述的交织下，被发掘和解释。
毕竟，曾经身处于移动互联中的人，认为自己才是被解释的那一群。而现在，事实已经完全相反。
对于任何一个新的主流来说，都会有一种过分强调自身优越性的倾向，就如文艺复兴的种种人本主义观点具有的共同特性，即弘扬欧洲的文明成就并排斥其他的文明。我们需要的是在这种自命不凡的狂热下保持冷静，避免将时代带来的权利扩大成某种盲目的信仰乃至暴力。
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历史新常态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渐渐凝聚成型。它庞大的身影令人们不得不将之视为现代性新的巅峰。而这山峰上，究竟居住着神仙还是供奉着索伦之眼一样的邪恶，山峰过后，是新的高峰还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我们必须深入山中，拾阶而上，采用一个辩证的视角予以考察和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