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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的《红棉袄》，写一个十六岁的农村姑娘。抗战期间，患有打摆子重病的八路军战士，突然来到她家。这时候，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一个女孩子，该怎么样面对这突然到来的一切，去照顾瑟瑟发抖、不住呻吟、身子缩拢得越来越小的男战士？
她是热爱八路军的，面对这样的八路军战士，她是一定要表达热爱之情的。该怎么表达呢？怎么才能表达得贴切而感人？这是衡量作者文学写作的能力，更是衡量生活感受的能力，孙犁没有写别的，只是着重地写了她脱下自己的新棉袄——是在这一天早晨才穿上的崭新的红棉袄，给战士盖上。她用这件看得见的新红棉袄，表达出了看不见的心情和感情。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件红棉袄，光是说她怎么样烧炕取暖，怎么样烧水做饭，怎么样体贴入微说着关心的话语，能有这件红棉袄更突出小姑娘的形象吗？
这件新的红棉袄，并没有再做铺排渲染，而是点到为止，戛然而止，如万绿丛中一点红，留白，不做层林尽染全画幅的描画。以小博大，便有了四两拨千斤的足够力量。状物写心，心，便有了真切生动的体现。
孙犁先生的《秋千》，运用的也是这样的写法。
写的还是一个姑娘，十五岁，比《红棉袄》里的姑娘小一岁。日本鬼子烧毁了她家的房子，爹娘早死，从小吃苦，但是，她有个爷爷，曾经开过一家小店铺，有几十亩的地，农村定成分的时候，有人提起她爷爷的陈年旧事，要定她成分为富农地主。她一下子委顿了，和她一起的女伴也跟着她一起失去了往日的快活，纷纷替她鸣不平。最后，她爷爷是她爷爷，属于上一辈的事，她被定为普通农民。立刻，她和女伴恢复了往日的快活。那么，这快活劲儿怎么写？因为这关系着她和她的这一群女伴的形象。仅仅说她们都很快活，快活得蹦了起来，叫了起来，然后激动得流下眼泪，行吗？这是我们常常爱表达的方式。如果说不行，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快活形象生动起来呢？
如同《红棉袄》里的红棉袄，孙犁先生用了“秋千”这一形象化的象征物，作为她们心情和形象的载体，一下子，便好写，也容易写得生动了。只不过，比起红棉袄的点到为止，这一段的秋千多了描写，有人有景，有心情有场面，有主客观两方面的镜头，便一扫以往的阴霾，那样的明亮起来：
她们在村西头搭了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每天黄昏，她们放下纺车就跑到这里来，争先跳上去，弓着腰往上一蹴，几下就能和大横梁取个平齐。在天空的红云彩下，两条红裤子翻上飞下，秋千吱呀作响，她们嬉笑着送走晚饭前这一段时光。
秋千在大道旁边，来往的车辆很多，拉白菜的，送公粮的。戴着毡帽穿着大羊皮袄的把式们，怀里抱着大鞭，一出街口，眼睛就盯着秋千上面。其中有一辆，在拐角的地方，碰在碌碡上翻了，白菜滚到沟里去，引得女孩子们大笑起来。
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秋千出场，女孩子的心情和形象还会这样鲜明生动吗？有了秋千，不用多说了，女孩子的心情和形象，都在秋千上面闪现，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车把式观看，更不会有人翻车了。在孙犁先生早期作品中，爱用这种红棉袄和秋千的小物件，找到了它们，他写起来便顺畅，我们读起来就生动。可以说，这是探寻孙犁先生早期作品写作轨迹的一条路径，我们不仅可以学到写作的方法，更可以触摸到孙犁先生的情思与心路。
《山地回忆》比起前两则写作时间晚些，是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之初写的一段战时回忆，写的还是一个小姑娘，比《红棉袄》里的小姑娘大一岁。在这篇散文里，主要写这个小姑娘的性格，以性格展现美好善良的心地，以及对抗日战士的感情和对战争胜利的渴望。
性格不是抽象的，不能只用天真可爱倔强或巧手能干这样的形容词完成对性格的刻画。性格，要在具体事情的进展中展现，在人物的接触乃至矛盾冲突中展现。这样来写，性格便不会是抽象概括出来的词，而变成了一种行动。在我的理解里，性格不是名词，也不是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说，要想把人物写生动，得让人物动起来。
仔细分析一下，孙犁先生的这篇《山地回忆》，是如何以行动写人物的。这条行动线，是非常清晰，也是非常生动有趣的：
冬天的早晨，“我”到河边凿破河面的冰，正要洗脸，听见下游有人冲“我”喊：“你看不见我在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喊话的人，就是这个小姑娘。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是和《红楼梦》里快人快语的王熙凤出场一样的写法，小姑娘也是个泼辣的人。
“我”和小姑娘的争吵。小姑娘出言不逊，骂了“我”。
“我”生气地转过身走，看见小姑娘穿得单薄，手冻肿了像红萝卜，抱着一篮子的杨树叶在洗，知道这是她家的早饭。这一笔描写很重要，是“我”和小姑娘矛盾转化的关键。艰苦战争中军民连心的心情，是通过这样的细节表现的。
“我”一下子心平气和了，让她到“我”这里洗菜。她却故意斗气地说：你在那里刚洗了脸，又让我去洗菜！“我”已经理解了小姑娘，听她的话没有生气，相反笑着说：我在这里洗脸，你说我弄脏了你洗的菜；我要你到这里来，你还说不行，要我怎么办？
小姑娘往上面走，去洗菜，冻得双手插进衣襟里取暖，回过头来冲“我”笑。看，写的全是动作。即使不说话，可爱的小姑娘的形象，已经生动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两人依然斗气，小姑娘讽刺“我”是假卫生时，看见“我”赤着脚，没有穿袜子，接着讽刺说，光着脚，也是卫生吗？
小姑娘对“我”说，要给“我”做一双布袜子。
这段河边邂逅，在这里达到高潮，便也在这里恰到好处地戛然结束。这是一段类似民间戏曲里《打樱桃》的写法，风趣的冲突中，透露出小姑娘泼辣风趣的性格，从洗脸洗菜的矛盾到矛盾的和解，到不依不饶的斗嘴，一步步地推进到做袜子的高潮。小姑娘的性格，是这样一步步展现出来的，自然妥帖，生动可爱。
在这里，袜子的出现，很重要，是高潮的结晶，也可以说是让高潮不仅有声有色，而且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体现。所谓山地回忆，回忆的重心，便是袜子。袜子没有出现，这段描写便失去了焦点，就像戏曲里的《打樱桃》，如果没有了樱桃，那个小姑娘的戏也就没法唱了一样。这双袜子，是小姑娘性格和心地的象征物，最后在她的性格突出之处打上一圈聚光灯明亮的光晕。
在物资匮乏的战争艰苦环境中，做袜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袜子的时候，小姑娘对“我”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风趣的性格，依然是借助袜子表现出来的。
1945年，抗战胜利，“我”在黄河中洗澡，奔腾的河水冲走了“我”所有的衣服，包括这双袜子，孙犁先生涌出这样的感喟：“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战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个女孩子的纪念。”这是一种抒情，但并不是空泛的抒情，因为有这双袜子，抒情便也有了坚固的基石。这座基石，便是小姑娘的形象；这双袜子，便是小姑娘形象的象征载体。也就是说，想起这双袜子，就想起了小姑娘；想起小姑娘，就想起了这双袜子。
袜子，和秋千，和红棉袄，都是孙犁先生写作筋骨和情感脉络的载体。读到它们，我们便也就想起了孙犁先生。
2021年11月24日写毕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