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森林报》的作者维·比安基（1894—1959），全名维塔里·瓦连季诺维奇·比安基，曾经多次回答有关此书的问题：它是怎样被构想出来的？它是何时问世的？它又是如何成长的？的确，《森林报》就像是一个成长的生物，随着一次又一次地再版，书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多。

我的面前放着一本1924年5月出版的儿童杂志月刊《麻雀》。5月这个月，是森林历的第二个月（森林历并非从我们平常所说的1月开始，而是从春分——3月21日开始）。《森林报》的篇章占去了杂志的8页。这8页里印满了简讯和当时大自然所发生的故事，比如，报道了谁是怎么样从春汛中逃生的——瞧，兔子甚至不得不爬上了树。杂志里面还有插图。

还在少年时期，比安基就想把我们周围大自然中的那些季节变化，写成一本既有报道又有故事的书。在动物学家父亲的指导下，他已做过类似的报道。当时，比安基打算成为一名科学家，继承父亲的事业。他考入大学的生物系，但那时他几乎没有机会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革命，这两次重大事件不仅使他无法完成学业，还使他被迫离开圣彼得堡。

1922年末，比安基从阿尔泰回到家中。他拜访了赫尔岑师范学院 О.И.卡皮察所组建的儿童作家艺术工作室，并开始写作。他的写作很顺利，他为孩子们写的关于大自然的书，把生物学知识、认知性，甚至童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23年至1924年初，他已经出版了《这是谁的脚？》《谁的嘴更好？》《它们用什么在唱歌？》《林中小屋》和《初猎》，甚至出版了中篇小说《伟大的海上迁徙之路》。

正是在这一时期，比安基被邀请主持《麻雀》杂志（后来更名为《新鲁滨孙》杂志）的大自然专栏，他与研究昆虫学的哥哥商量，共同选择了一个新的名称——《森林报》。本来是拿这一名称来吸引读者，有趣的是它就像一份真正的报纸一样。两年后，比安基把在杂志上发表的故事和报道收集在一起，对其进行了补充，整理成书。

这本书就这样诞生了。起初此书还不算很厚。但是，每次再版的时候，作者都会再次浏览它，或者去掉些什么，或者补充一些东西，甚至加进去一些完整的章节。

从第2版开始，《森林报》中出现了“森林秘密知多少”一节，即答题游戏。作者还在第五章加进了关于著名的猎手瑟索伊·瑟索伊奇的故事和“森林里的战争”“农村消息”两个章节。后者讲的是乡村的工作和大家关心的事，它们与森林中的居住者们的生活联系不是很大，但有时会有交叉。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安基邀请了植物学家兼作家尼娜·米哈伊罗夫娜·巴甫洛娃参与《森林报》的写作，她一共写了28篇报道。

第6版的筹备使比安基感到十分艰难。那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事情。甚至在官方刊物上，那一时期也被称之为“生物学的艰难岁月”。他的朋友——国立儿童读物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坚持让他对《森林报》进行修改，使之摆脱意识形态的抨击。他写道：“你对那些微不足道的补充材料表示抗议也没用，它们没有损害《森林报》，而是对它进行补充，重要的是，把它从别人手中拯救出来。眼下不应该对此轻视。”

这位编辑自己把“修改的东西”加了进去。1949年夏天，比安基收到第6版的《森林报》。他是这样回答那位编辑的：“的确，看上去冠冕堂皇。但是，亲爱的，你要知道，当作者在自己活的机体中找到那么多敌人炮弹碎片的异物，他会流多少眼泪！当把他按在台子上，对他进行摧残，拿他做活体解剖，甚至还把他们用过的脏兮兮的工具留在他的伤口里，他的心是多么疼啊！真令人怒发冲冠！又让人无能为力……”

在1952年的版本中，比安基做了最小限度的改变：他撤掉四篇报道，但又加进四篇报道。

随后，他生前第8版和第9版《森林报》的出版都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比安基写道：“国立儿童读物出版社慷慨解囊，允许我加入12页彩色插图。我很快就写出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太阳诗篇》以及许多新的报道。我加入一个独立的栏目——《祝你钓大鱼》，故事都来自《森林报》编辑部附属的一个青少年小组的不同寻常的发现。尼娜·米哈伊罗夫娜·巴甫洛娃也写了一系列新的报道。”

在临近结尾的时候，我想引用比安基在一封信中的几句话：“您要问《森林报》的目的吗？十分简单，它是一本热爱故乡的土地和森林的自学课本。让孩子们和那些心里仍保留着童真的大人们获得欢乐，而这欢乐深藏在生活的奇妙秘密之中，是在对我们星球上的所有生物进行‘同源关注’（普里什文的术语）时才能充分感受到的。因为，人们对生物世界的关注是如此之少——尤其是那些大城市的人们！可以说，他们对生物世界的认识太少了。”

最后，还要说的是，比安基曾在自己的日记里琢磨，学龄前儿童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写的那些“森林童话”。他写道：“对小孩子来说，他们从中悟出了什么？或许，是善良，是善良的安纽特卡接纳了衰弱无助的野鸭——在这辽阔的世界上，它才不会感到陌生……其实，我的《蚂蚁赶路回家记》也是基于这一主题，《一只名叫吱吱的小老鼠》也是。”也许，他是对的。孩子们悟出的是善良，而这也正是比安基创作的座右铭。

叶连娜·比安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