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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荀子的学说，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张与“性善说”针锋相对。有些人甚至批评他“走上歧途”或“根本不是真正的儒家”。
其实，荀子的学说在汉代的境况还好，甚至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尊崇，荀子曾与孟子比肩，号称“孟荀”。
到了唐代，杨倞为《荀子》作注时还说，孔子尊崇周公，并阐述其礼乐思想（这项工作后由孟子和荀子最终完成）。不过，唐代更有名望的韩愈，对荀子可没那么客气。
韩愈在《原道》这篇文章里提出两个观点：
第一，儒家的“道统”从尧开始，经由舜、禹、汤、文、武、周公，传给孔子，孔子再传给孟子；孟子一死，这个“道统”就传不下去了。
第二，荀子（还有西汉的扬雄）从儒家的文化典籍里选了一些材料来论述儒道，但选得不精，而且语焉不详。
韩愈的这些话不但确立了孟子儒家“正统”继承人的身份，还把荀子完全排除在儒家的“道统”之外。这两个观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孔孟之道”观念的形成就可以追溯到韩愈。
宋、明两代是理学昌盛的时期。所谓理学，仍以儒学为主体，又从佛家和道家吸取了一些养分，注重“性理”研究。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大多对荀子没好感，例如北宋的程颐（yí）曾批评荀子偏颇，“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又如南宋的朱熹用了几近于蔑视的口吻，说读荀子的学说就像在吃糙米饭，还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这简直是把荀子晾在旁边，不把他当一回事儿。
明哲听史老师这么说，忍不住调侃了一句：“想不到朱熹这么有学问，骂起人来都不带脏字，真让我佩服！”
现今的儒学研究，已经融入不少新观念和新方法，只不过很多人对荀子的态度还是沿袭了宋明理学的立场，不承认荀子是儒家的“正统”，说荀子“误入歧途”的更是大有人在。
荀子真的有这么糟吗？怎么看待荀子的学说才比较允当呢？孔子以后的儒家发展方向，除了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说外，难道不能有其他主张了吗？
上述问题中，第三个问题尤其重要。荀子以“性恶说”为根底的思想，固然与孟子以“性善说”为基础的思想相抵触，但只要能自圆其说，也可以成立。
在以前的课堂上，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做学问本就不该急着下结论，应先看看各方的说法有何不同，然后再确定各自的优劣。就像孟子曾把墨子批得体无完肤，但墨子的思想难道就真的一无是处？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曾暐杰的诠释令人耳目一新。他从“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荀子的学说，指出荀子和孟子有个很大的区别，即孟子的“性善说”是从“道德人”的角度切入的，而荀子的“性恶说”是从“经济人”的角度切入的，这是学术上两种不同的“典范”，不能轻易判定哪一种才是儒家的“正统”。事实上，从孔子所说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来看，曾暐杰教授认为荀子对于“人类生来具有感官欲求”的强调，或许更接近孔子的“儒学正宗”。
明哲很早就立志要成为第二个比尔·盖茨，也一直在自修经济学，听史老师这么说，他一下子来劲儿了，问：“这位学者真有趣！他是怎么用经济学来研究荀子的学说的？难道是用什么经济理论来建立模式吗？如果哲学也能这样研究，那就太让人惊讶了！”
史老师说：“明哲，你别误会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学’不是当代那种满是各种数据和图表的经济学，而是那种还没有经过数字化的古典经济学。它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涉及伦理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事实上，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哪能和人的行为以及整个社会体系没有关联呢？一位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就说过，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经济学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明哲这时若有所思，忽然大叫一声：“啊！我想到了！”
明哲这一叫把学敏吓了一跳。她说：“明哲，你怎么了？干吗这么大声？”
明哲急切地说：“我读过的一本书里提到，‘经济人’和‘道德人’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一组概念。‘经济人’讲的是利己的原则，‘道德人’讲的是利他的原则。不管是利己还是利他，这两种人都是运用理性来面对周遭这个世界的。”
学敏啧啧两声，笑着对明哲说：“你这家伙现在可厉害了，自从开始接触经济学，现在讲话都高深莫测的，连我都快追不上了！”
明哲笑着说：“哪里哪里，过奖过奖！”
史老师也笑着说：“明哲的确进步很大，刚刚讲得一点儿都没错！亚当·斯密除了《国富论》，还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强调的是‘经济人’的概念；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强调的是‘道德人’的概念。现在很多人只知道《国富论》，不知道《道德情操论》，其实这本书也很重要，亚当·斯密本人对《道德情操论》的喜爱和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国富论》。”
学敏感到疑惑，问：“老师，回到我们先前讨论的课题。从‘道德人’的角度来解释孟子的‘性善说’，这点我能理解。孟子的学说本来就有很强的道德性，甚至联结到形而上的天。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解释荀子的‘性恶说’，这点我就有些不明白了。难不成荀子是想将人们的欲求合理化，把它看成一般经济活动的必然因素？”
史老师笑了笑，说：“学敏，你提了一个好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求。用‘经济人’的眼光来看，当然是不同于‘道德人’的！”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但真正让他闻名于欧洲的，是出版于1759年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这本书源自亚当·斯密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时所用的讲稿，经过了多次修订和改版。
这本书关注的核心，是人类幸福与道德的根源。亚当·斯密认为，慈悲与怜悯是人的本能，人们透过想象和换位思考，能感知与同情他人的苦痛；其实，人天生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正因为人类同时具有慈悲与怜悯的本能，我们才会去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当成自己的事。同情心、同理心是人类道德情操的起点，而道德又与正义息息相关，唯有两者相辅相成，我们才能正向推行有良知的市场经济。
曾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利德曼说：“不读《国富论》，不知何谓‘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方知‘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孟子重视道德，但也没有否定经济，他对恒产、社会分工的阐述，以及对市场竞争的认可都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孟子毕竟是个“道德人”，终究是以道德的立场来看待“欲望”的，正如他所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认为，人的欲望越少，善性保存得越多。
荀子就不同了。他提出“性恶说”并不是要否定“欲望”，反而是正视它。人有欲求，就会想办法来满足，但不是所有的欲求都能得到满足；若是不依赖理性来管控无止境的欲求，整个社会秩序恐怕就会大乱了。
所谓的“经济学”，不管定义是什么，总要处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对荀子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便是依“礼”来分配资源，让人们的正当欲求经由合理的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当然，有礼必有义。义的基本定义是“正当”，不具备正当性的礼不能称之为礼。
看得出来，在荀子运用“经济人”的思维来解决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时，道德仍位居核心的地位。事实上，荀子既重视经济也重视道德，只不过，在逻辑上得先提出人性逐利的“恶”，以此凸显“礼”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总之，荀子并没有走上儒学的歧途，相反，还为儒家的发展开拓了一条颇具现实意义的道路。要是人们忽略了荀子学说的价值，那就太委屈这位也能称得上大师的哲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