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相爱，交相利
——有“仁”有“义”

墨子生长在工匠家庭，从小就跟着父亲学手艺，学到了制造器具的本事。年纪稍长，他有机会接触儒家的学说，跟随孔子的门徒学习孔子之道，学了几年后，却对儒学产生怀疑。

根据汉代文献《淮南子》的记载，墨子这时候对儒家的质疑有三点：一、儒家的礼仪太烦琐了，惹人厌烦；二、儒家所主张的丧礼花费太多，会让老百姓越来越穷；三、服丧时间太久，不仅严重影响丧亲之人的生活，也妨碍一些正常工作的开展。最后，《淮南子》里给出结论：墨子背弃了儒家崇尚的周代治国之道，转而效法大禹所代表的夏朝政治制度。

墨子反对儒家烦琐的礼仪、丧葬耗费太多以及服丧的时间过久，这些话都不假，但《淮南子》在这里所给出的结论有点儿过了头。

在《墨子》里，墨子的确经常提到大禹，用他治水和治国的功绩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然而墨子也经常拿周文王、周武王来和大禹相提并论，同样尊他们为三代的圣王。这就是说，墨子特别推崇夏禹是真的，却没有因此而完全否定周代的治国之道。既然墨子没有提出这种对立的说法，我们又怎能信誓旦旦地说他“背周道而用夏政”呢？

墨家的一些学说和儒家仍有共通之处，尊崇三代圣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墨家在根本上与儒家有所区别的，是他们对“爱”的看法，不仅观点不太相同，连方法也不太一样。

儒家哲学以“仁”为本，而“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

儒家所讲的仁爱，注重以血缘纽带为基础而扩大的人际关系，由亲而疏，由近而远，由长而幼，由尊而卑。爱亲人要有远近亲疏的差别，尊敬贤人要有等级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其中的“术”意指差别，“等”意指等级。

这种爱的实践，要靠“礼”和“义”来维系。“礼”就是规矩和秩序；“义”就是行为的正当性。

谈起“义”，不能不提到“利”。儒家并不排斥利益，但利益的取舍总得优先考虑正不正当。只要不符合正当性，再大的利益也不能要。

墨家对“爱”的重视不亚于儒家，但是换了一个角度来思考。

墨子说：“圣人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事业，不能不追查混乱的起因。若试着厘清一下混乱是怎么来的，那就是起自人与人不相爱。” ^②

人与人为什么不相爱？墨子认为，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只爱自己；因为只爱自己，所以只想着自己得利，也就不会管别人会不会吃亏。最典型的例子是，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和兄弟之间的不相爱，推而广之，是诸侯之间和大夫之间的不相爱。一个诸侯或大夫若不懂得彼此要相爱，就会想方设法从别的诸侯或大夫那里获得利益。

盗贼之所以是盗贼，是因为不把别人的家当自己的家，才会去偷去抢。一个诸侯或大夫老想着从别的诸侯或大夫那里占便宜，像这样“自爱而不爱人，自利而不利人”的行为，就跟盗贼一样，其结果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墨子对此有深入的论述：“人与人不相爱，就一定会互相残害。君臣不相爱，就不存在惠爱和忠心。父子不相爱，就不存在慈爱和孝顺。兄弟不相爱，彼此就不会和睦团结。天下的人都不相爱，那么强壮的一定挟制弱小的，富有的一定欺负贫穷的，高贵的一定轻视低贱的，奸诈的一定欺压愚笨的。天底下所有的灾祸、篡夺、怨愤和仇恨为什么会发生？因为人们不相爱。所以，有仁德的人都否定它。” ^③

墨子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形，得让天下人都懂得相爱，让大家彼此都能得利，因此，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

“兼”这个字有“合并”“同时”的意思，在这里当作“整体”来讲。所谓的“兼爱”，就是“整体的爱”，也就是“普遍的爱”。

“兼爱”的意思，可以解释为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人。既然是爱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爱自己。《墨子》里有句话：“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除了取代“不相爱”，“兼爱”也取代了儒家那种“有分别的爱”，因此墨子提出了“兼以易别”的说法。

有两点值得补充一下。

第一，墨子谈“兼爱”，并没有打算取消阶级制度。在那个时代，把人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的阶级制度根深蒂固，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推翻。

第二，大约以战国中期为分界线，墨家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兼爱”，并没有特别突出“爱无等差”的意思，到了后期才凸显出来。

“兼爱”不是不分彼此，而是爱别人就像爱自己。要是所有的人都能这么做，别人爱你也会像爱他自己。由此而涉及的利益关系也将变得明朗起来，你会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别人也会为你的利益着想，正如墨子所说的：“爱别人的，别人也会随之而爱他。让别人得利的，别人也会随之而让他得利。憎恶别人的，别人也会随之而憎恶他。伤害别人的，别人也会随之而伤害他。” ^④

看得出来，墨子在讲“爱”的时候完全不回避“利”，甚至把“利”当作学说中的必要成分。这跟儒家所讲的“仁爱”的确很不一样。不过，墨子有时候也会使用“仁”这个字来界定他所说的“兼爱”，而墨子的“仁”又经常和“义”并举，成为“仁义”一词。

再来谈谈“利”吧。所谓的“利”，一般分作“私利”和“公利”，请大家仔细想想，墨家所说的“利”属于哪一种呢？

学敏想了想，说：“我觉得墨家所说的‘利’，原则上不排除‘私利’，但最终会往‘公利’的方向去要求。”

史老师问：“为什么？”

学敏解释道：“很多事情一旦牵涉利益关系，就会有冲突。共有的利益是大家都不会有意见的，其中又以公共事物最能满足大家的利益，获得大家的认可。再说墨子的‘兼爱’是从整体来讲的，讲到最后自然要突出‘公利’的地位。”

史老师笑了笑，对学敏说：“你说得不错，我同意你的看法。”

墨家“兼相爱”的说法所搭配的“交相利”，从理论上推衍，必定是以能让大家都幸福的“最大利益”来当作最终实现的目标，因此“公利”的地位终究得高过“私利”的地位。要是人们相爱都能达到这种地步，说实话，彼此之间肯定也没什么嫌隙了。

墨子说：“义，利也。”别看这个定义简单，它的规范力可大了。行为的正当性，是要使人得利。反过来说，使人得利也要符合行为的正当性。在儒家那儿有所区别的“义”和“利”，在墨家这里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谈“义”一定要谈到“利”，谈“利”也一定要谈到“义”。

像墨家这样把“义”和“利”视为一个整体、消除了两者对立性的论调，便是所谓的“义利合一论”。

对一个信奉“义利合一论”的墨子追随者来说，义就是立志把天下事当作自己分内的事，并且能够好好地让天下人得利，却不在乎自己能不能得到什么利益或地位。在实践的过程中，一个人要懂得怎么判断和抉择，在害中取小害，在利中取大利。行动是不是成功，取决于行为的动机和产生的结果。

由于墨家这样的主张十分重视为他人谋取幸福的功利，因此有学者把墨家这样的主张称为“利他的功利主义”。所谓的“功利主义”，又叫作“效益主义”，意指一个行为的正当与否，要看它是不是能为最大多数人带去幸福，或者是不是能为最大多数人减轻痛苦。 qMEl8rxQcIbW/f8KbxNKkJsk+ResaG5KO+Bc0kaVVeJ0p1kWciaPW2qt5Xvat0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