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周期的6个阶段

内部秩序通常（但并非总是）通过一系列相对标准的阶段发生变化，就像疾病的发展过程一样。 通过考察当前情况，我们可以辨别这些国家所处的阶段。例如，癌症三期与癌症四期不同，区别在于现有和已发生的病情不同，而这些病情是由之前阶段出现的病情导致的。内部有序/无序大周期的不同阶段也是如此。像疾病一样，不同的情况需要以不同的行动来解决，而且不同的情况造成不同的可能性范围，解决行动又将带来新的可能性范围。例如，与年轻、强壮的患者相比，年老、衰弱的患者会面临不同的可能性范围，需要不同的疗法来医治。 像治疗癌症一样，最好是阻止不良情况的发展，以免发展到更晚期的阶段。

研究历史使我发现，从内部有序到内部无序再回到内部有序的典型周期分为以下阶段：

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一组不同的情况，身处其中的人们必须加以应对。一些情况比另一些情况更为棘手。例如，在长期债务周期的初期，政府有充足的能力创造债务，为支出提供资金，因此比较容易处理当下情况；到了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政府几乎无法创造货币和信贷，难以为支出融资，就不容易处理当下情况了。因此，领导者可能采取的措施和面临的挑战取决于这个国家在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展现出不同的挑战。要想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领导者需要具备不同的素质、认知和技能。 在特定阶段里，人们对当下情况（例如我们面对自身的情况、领导者面对集体的情况）的了解和适应程度将会影响未来的结果，而未来的结果则在一系列可能的范围之内（特定阶段的情况决定存在的可能性范围）。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些情况。那些能够很好地了解和适应的领导者与文化会取得明显更好的结果。这就是永恒普适原则的作用所在。

尽管每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长短不一，而且差别很大，但整个周期的演化通常需要100年时间（出入可能很大），周期中也会发生很大的波动。像通常的进化过程一样，内部秩序的演进也常以周期性方式发生。在一系列连续性进程中，一个阶段通常发展到下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在此过程中，内部秩序向更高的层面演进。例如，第一阶段（新领导人通过内战/革命上台，建立新的内部秩序）通常在第六阶段（出现内战/革命，是周期的低点）之后到来；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再到第三阶段（这是周期的高点，因为这个阶段充满和平与繁荣）；在第四和第五阶段里，经济繁荣变成发展过度，促成新秩序的产生（第一阶段）。这个循环反复发生，并呈上行走势演进。如前所述，这种典型周期通常历时100年（出入可能很大）。每个周期内部还有类似的小周期，例如通常每8年左右出现一次的短期债务周期（导致泡沫和衰退）、以大致相同频率出现的政治周期（在左、右派之间发生政权交替）等。 每个国家都在经历这些周期，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例如，中国和印度所处的阶段与美国及大多数欧洲国家截然不同。各国相比于其他国家所处的阶段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整个世界秩序的首要决定因素。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分析所有这些情况。内部秩序周期的典型演进过程如下图所示。

这就是完整的内部秩序周期。当然，这一周期会不断重复，随着新领导取代旧领导，整个周期会重新开始。一个国家能以多快的速度重建繁荣并达到新的高峰取决于（1）导致上个周期终结的内战/革命有多剧烈，以及（2）新周期的领导者有多大能力构建成功所需的秩序。

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也许是更早的时候），这些周期就一直运转。许多周期连接起来，呈现出向上倾斜的演进轨迹。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周期以渐进的方式发展。

为了从国家层面进行分析，我们来看看中国。 下图根据我的估算数据，显示中国的 绝对实力，并象征性地说明中国自大约600年以来的大周期。 这是一张极其简化的图（还有更多的王朝和复杂因素），目的是从宏观角度展示这些周期的演进过程。

下页图显示中国的 相对实力。 这张图和上张图的区别在于，上张图显示绝对实力水平，而这张图显示中国相对于其他大国的实力水平。

不同国家通常处于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各国竞相夺取财富和全球政治权力，因此在一些国家崛起的同时，另一些国家走向衰落。全球整体的波动程度比任何单个国家都要小。 换言之，各国间的区别产生了一种分散效应，这使全球的演进过程比任何单个国家都更平稳。这一点反映于下页图的全球实际GDP中（是第1章中显示的全球实际GDP一图的更新）。这张图不是一种象征性的展示。这确实就是我们对实际人均GDP的最佳估算数据。该图涵盖了主要帝国（尤其是荷兰、英国与中国的明朝和清朝）的兴衰、许多次战争，以及许多次经济兴衰。这些事件没有表现在全球层面上，因为它们彼此产生了分散效应，而且这些事件相对于大趋势来说规模较小，尽管对亲历这些历史的人来说是重大的。

重申一下，上文显示6个典型阶段的象征性图只是实际情况的简化版本。制作简化版本的目的是，首先表述不同阶段的本质，其次深入探究细节。尽管这些周期基本上像我描述的那样发展，但不一定总是严格遵循这些发展轨迹。例如，就像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如癌症三期）一样，处于一个阶段的病人并不注定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但这些阶段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就像对疾病来说，某些症状十分明显，可以确认病人在疾病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针对这个阶段，我们必须了解相应的风险和对策，因为这个阶段的风险和对策与其他阶段不同。例如，同样一组形势出现在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的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其意义是不一样的——出现在第五阶段会加大其发展至第六阶段的可能性（尽管不一定是必然的）。根据清晰和客观的指标来识别每个国家（或州、城市）所处的阶段，通过理解造成变化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可能性的范围，相应地进行自身定位，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正确。

举个例子，我们制作了一个指数，该指数显示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经济危险信号数量，包括严重不平等、高债务和高赤字、通胀和低经济增长率等指标。我们考察这些信号对接下来发生的内战和革命有多大的预示作用。下页图根据危险信号数量，估算发生内战型冲突的可能性。基于我们观察到的历史情况，我们估计当60%~80%的危险信号出现时，爆发严重内部冲突的可能性约为1/6；当大量危险信号出现时（超过80%），爆发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约为1/3，虽然可能性依然不大，但已足以令人不安。美国目前处于60%~80%这一区间。

虽然我不会逐一解析每个阶段中的所有因素及其组合，但我将概述每个阶段中最值得注意的要点和标志性要素，尤其关注当前美国的混乱状态和事态发展。

深入研究内部周期的6个阶段

接下来，我们更详细地研究6个典型阶段的具体情况，以便在看到这些情况时，我们可以轻松地识别国家所在的阶段，从而更好地预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

无论是内战还是革命（即使是和平的革命）都是一场巨大的冲突，最后，一方取胜，另一方落败，国家遭受损伤。第一阶段出现在战争之后，获胜者夺取了控制权，而失败者则必须屈服。在新秩序的第一阶段，获胜者因足够强大而获胜，其必须还有智谋，才能巩固权力并重建家园。

在赢得控制权之后，新领导者通常会清除残余的反对派，并为争夺权力展开内斗。事实上，也许可以说，革命通常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推翻已有领导者和体制的斗争，第二部分是消除前领导者的忠诚分子的斗争以及胜者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内斗。我将第二部分称为“清洗”，并在本节进行简要的介绍。

在这些权力巩固/清洗时期，清洗的形式和程度各异。这取决于以下因素：新领导者与其反对者之间的冲突烈度、新领导者内部的冲突程度，以及新领导者继承的各种政府部门和官僚机构的发展程度。

在这个阶段，在一些国家，残余的反对派被杀害或囚禁。这样，新领导者就可以确信，他们的敌人不会卷土重来。同样在这个阶段，曾联合起来获胜的革命者会为争夺权力而展开内斗。

在几乎所有革命之后，这一阶段都会出现，但其强度不尽相同，通常与这个阶段之前的内战/革命烈度成正比。最糟糕的情况是，由于革命后巩固权力的争斗，国家陷入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时期，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恐怖统治”时期等。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清洗只在革命刚刚结束后发生一次（如“恐怖统治”）；在另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清洗在几十年里有间断地发生多次。这些清洗是为了巩固政权，清除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敌人和国家敌人的群体，有时比革命本身还要残酷。但如果条件允许，领导者就能够维持基本的体制，人们仍然尊重体制，就会出现最好的情况，例如1861—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的时期，或20世纪30年代和平的罗斯福新政时期。

在这一阶段，最有成效的领导人是“权力巩固者”。 他们通常具有上个阶段获胜的革命者那样的素质，他们是顽强而机智的勇士，具有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能力和动机。但是，在这个阶段，他们还需要有更精明的政治头脑，因为此时的敌人远不像上个阶段那么明显。一些领导者在这个阶段表现非凡，例如唐太宗、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还有一些近代领导者，如美国的国父、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显示出一个国家如何有效地从战争时期过渡到重建时期。

随着新政权的确立，所有人都厌倦战争，国家完全走上了重建之路，这一阶段就结束了。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我也把这一阶段称为早期繁荣时期，因为这通常是和平与繁荣时期的开始。

在新领导者推翻旧秩序、巩固权力之后，或者新旧秩序交替时期，新领导者必须开始建立新的体制，从而更好地分配资源。在这一阶段，体制和机构建设最为重要。领导者需要设计和创建一个系统（秩序），使人们遵守规则和法律，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追求类似的目标。领导者还需要建立一个有效配置资源的系统，迅速提高生产率，使大多数人受益。即使在战败之后，国家也需要重新设计和建设，重建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很多国家经历过这一阶段，包括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的15年，在1799年法国大革命结束时拿破仑通过政变夺权后的拿破仑时代初期，紧随1868年日本政治革命后的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德国及大多数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时期，中国1949年建国后的时期，以及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时期。

这一阶段的一个永恒普适原则是， ● 一个体制要想成功，就要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创造繁荣。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的：“如果中产阶级规模大，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中产阶级比另外两个阶级都强大，这样的国家可能是治理良好的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大的地方，派别纷争出现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假如没有中产阶级，而贫困者又过多，麻烦就来了，国家会很快走向灭亡。”

这一阶段的成功领导者通常与第六和第一阶段的迥然不同。我称这个阶段的领导者为“土木工程师”。他们必须有智慧，最好还有能力和感召力，但最重要的是，领导者（或者其下属）必须能够设计和构建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高效的体制。 第六（以革命为主）和第一阶段的成功领导者具备的素质与第二阶段（以重建和治理为主）的成功领导者具备的素质是不一样的，二者的区别很好地反映在丘吉尔和毛泽东身上。两位领导者都是了不起的“励志将领”，但作为“土木工程师”存在不足。这一阶段的伟大领导者包括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新加坡的李光耀和中国的邓小平。这些领导者都是在战争后上台的，他们建立的体制为国家创造了繁荣，繁荣时期在他们去世后延续了很久。

最非凡的领导者能够带领国家度过第六、第一和第二阶段（即内战/革命时期、权力巩固时期、体系和机构建立时期，这些体系和机构在他们去世后很久仍然高效运作），并且在大规模层面上完成这些工作。 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此类领导者或许包括唐太宗（7世纪中国唐朝的革命性缔造者之一，他使中国出现了约150年的和平与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即位的第一任罗马帝国皇帝，他开启了大约200年的和平与繁荣时期，使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以及成吉思汗（他从1206年开始建立和领导蒙古帝国，蒙古之后出现了100多年的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强盛的帝国，尽管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发生了多次内战）。

国家重建总是按照这一次序进行，但重建规模因国而异，这取决于一个国家所需变革的规模。一些国家经历了残酷的革命之后，几乎需要重建一切；另一些国家则只需修改现有机构和体系，以适应新的领导者。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我也将这个阶段称为中期繁荣时期。这是内部秩序周期中的最佳时期。在此期间，人们拥有取得效益的大量机会，并且对此热情高涨，融洽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变得更加富裕，并因成功而受到钦佩。 在此阶段，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不断改善，大多数下一代人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所以人们对于未来普遍乐观且充满向往。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治国有效，人们就会拥有近乎平等的各种教育机会，以及择优录用的工作岗位。国家在最大范围内吸引人才，打造大多数人认为公平的体制。成功的企业家、发明家和冒险家提出新想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成为英雄而受到仰慕。因为他们提出了颠覆性的创新想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所以得到回报。债务增长促进生产率提高，进而推动实际收入增长，减轻债务偿还负担，提供超额利润，取得出色的股本回报率。收入超过支出，储蓄超过负债，储蓄将为未来投资提供资金。第三阶段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整个社会充满着巨大的创造力、生产力和正能量。

这一时期的例子包括：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涵盖了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其标志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发明创造，从而快速提升了繁荣水平）、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工业化和技术创新迅速发展，军事实力快速增强），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例如，登月计划是国民拥有共同使命的见证。登月成功时，美国全民欢呼雀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这是“鼓舞人心的远见卓识者”大展身手的时代。他们可以（a）设想从未存在过的未来，并把这幅激动人心的图景传达给民众；（b）将这一设想付诸实现；（c）利用取得的成就，让更广泛的社会成员享受繁荣，并投资于未来。此外，他们（d）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e）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因此，他们可以保护或扩张自己的帝国，而无须投入削弱经济和社会的战争。 实例包括：

一个国家维持在这个阶段的时间越长，享受的美好时光就越长。

在这个阶段，值得关注的势态发展是，机会、收入、财富和价值观方面的差距扩大，同时大多数人面临不公平的困难处境；精英享有奢华和对他人不公的特权；生产率下滑；过度创造债务导致财政状况糟糕。这些自然发展趋势对国家构成巨大的风险，破坏自我维持的良好结果。伟大的国家能够实现自我维系，避免这些风险，继续留在第三阶段。 如果不能避免这些风险，国家就会发展到第四阶段，即过度时期。在第四阶段，做成（或通过举债做成）一切的诱惑会将一个国家推至冲突边缘。

第四阶段：过度时期

我也将这一阶段称为泡沫繁荣时期。 因为我之前谈及过，下文将做简要描述。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包括以下方面。

在这一阶段，典型的最佳领导者是“稳扎稳打、纪律严明的领导者”，他们理解和展示高标准的行为准则，实现经济效益，打造稳健财政，他们对大众的过度行为加以约束。在人们变得富裕后，他们带领国家继续把大量收入和时间再投资于生产性活动。 如前所述，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在变得富有之后，仍然保持了良好教育、严明纪律和坚强性格的文化。但这样的领导者凤毛麟角，而且间隔甚久。因为阻止大众激情是很不得人心的。在几乎所有案例中，在变得富裕后，国家（及其领导者）都会堕落，过度消费，通过举债维持过度支出，使国家丧失竞争力。这样的衰落时期以一些堕落的领导者为代表，例如臭名昭著的罗马皇帝尼禄（他利用罗马全城大火的机会没收土地，修建宏伟的宫殿）、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他的权力达到最高峰的时期，尽管生产率下降，民众生活艰难，但他依然扩建了凡尔赛宫）、中国明朝的万历皇帝（他不再积极治理国家，把心思全用于给自己修建宏伟的陵墓）。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在一个大周期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债务、货币和经济活动。因为我在第3章和第4章中全面阐述了这个周期，所以在此不再赘述。但要想理解第五阶段，我们就需要认识到第五阶段的状况是发生在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以及有利的债务和信贷形势）和第四阶段（过度和颓废导致形势恶化）之后。这个过程以最艰难、最痛苦的方式达到极限，即第六阶段。在第六阶段，实体耗尽资金，通常会以革命或内战的形式发生严重冲突。在第五阶段，财政状况恶化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不同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冲突，这对一个国家是和平还是暴力地进行必要变革有着重大的影响。

你可以从许多国家的当前形势看到：那些财政状况良好（即收入多于支出、资产多于负债）的国家处于较好的态势；那些财政状况欠佳的国家处于较差的态势，它们希望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资金。但问题是，比起处于良好态势的国家，处于较差态势的国家明显更多。

你还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态势是不同国家、州、城市、公司和个人在大多数方面（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福利）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此外，不同国家应对紧张局势的方式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一些国家以更和谐的方式来应对，另一些则更倾向于争斗。

第五阶段是内部周期的关键阶段，也是许多国家目前所处的阶段，所以我将详细阐述这个阶段背后的因果关系，指出在考察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时需要关注的主要指标，然后更具体地分析美国目前的处境。

典型的有害组合

● 导致重大内部冲突的典型有害因素包括：（1）一个国家（或州、城市）及其民众处于糟糕的财务状态（如承担大量债务和非债务性义务）；（2）实体内部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距；以及（3）受到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

上述因素的组合通常导致混乱、冲突甚至内战。经济冲击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金融泡沫破裂，流行病、旱灾、洪灾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这相当于对财务状况进行压力测试。在压力测试时，财务状况（以收入支出比、资产负债比来衡量）可以充当减震器，一个国家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反映其体制的脆弱程度。当一个国家出现财务问题时，通常首先影响私营部门，其次影响公共部门。因为政府决不允许私营部门的财务问题拖垮整个体制，所以政府的财务状况是最大的决定性因素。当政府耗尽购买力时，体制就会崩溃。但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争夺金钱和政治权力的斗争。

通过研究50多场内战和革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可靠地预测内战/革命的先行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和贫富悬殊。这是因为如果政府缺乏财力，它们就无法从经济上救助私营部门的实体；而要使体制保持运转，政府就得拯救这些实体（这就是2008年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的做法）。如果政府缺乏财力，就无法购买所需的东西，也无法向人们提供资金，使人们去做政府需要他们做的事情。政府已经无能为力了。

政府拥有巨额赤字，因而发行大量债务，使可供出售的债务超过本国央行的购买能力，又没有其他买家愿意买入。这是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丧失借款和支出能力的一个先行指标（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换言之，如果不能印钞的政府被迫增税和减支，或者如果能够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且大举购债，这个预警就会出现。 更具体地说，当政府的资金耗尽时（承担巨额赤字、大量债务和无法获得充足的信贷），就面临有限的选择：要么增税并大幅减支；要么大量印钞，这会导致货币贬值。那些能够印钞的政府总是选择印钞，因为这样做的痛苦会小得多，但这会导致投资者抛出政府发行的货币和债券。那些不能印钞的政府只能增税减支，这会驱使有钱人逃离这个国家、州或司法管辖区，因为他们不能忍受缴税增多而服务减少的境况。如果在这些无法印钞的实体中，选民之间贫富悬殊，那么增税减支举措通常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

在我撰写本书时，长期债务周期后期的这些现象已在美国显现，无论是州还是联邦层面都是如此；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州政府不能通过印钞来还债，而联邦政府则可以。在今天的美国，联邦政府及许多州和城市的政府都面临巨额赤字、巨额债务和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央行（美联储）有印钞权。所以，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美联储正在大规模增印货币，购买大量联邦政府债券，为联邦政府支出提供资金，而目前联邦政府的支出远大于收入。这一做法帮助了联邦政府及其试图帮助的群体，但也严重削弱了美元和美元债务持有者的实际购买力。

● 贫富差距最大、负债最多、收入下滑最显著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冲突。 值得思考的是，美国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城市和州，通常也是负债最多、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和州，如纽约市、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面对这些情况，决策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削减支出，要么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谁来出钱解决这些问题？是富人还是贫困者？显然不能是贫困者。 削减开支对贫困者来说是最不能容忍的，所以政府需要给富人增税，与此同时，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加大。 但如果富人意识到，政府为了偿付债务和削减赤字，将对他们课税，他们通常就会离开所在的地方 ， 造成上文所述的空心化趋势。 目前，一些人已经从美国的一些州搬到另一些州。如果经济形势不佳，那么空心化进程将会加速。这些情况是税收周期的主要影响因素。

● 历史表明，在贫富悬殊和经济不佳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增税和减支，则尤其是内战或某种类型革命的主要预示信号。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但有这种可能性。

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我了解到这些周期正在发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该州的人均收入是全美最高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全美最大的，人均债务和无基金养老金义务也是全美最高之一。我看到富人和贫困者只过自己的日子，没有太多往来，互不关心。我有机会既看到富人的生活，也看到贫困者的生活。因为我住在富人社区，我与同社区的人打交道，同时我妻子致力于帮助贫困社区的弃学、与学校失去联系的高中生，因此能接触那些贫困社区的居民。我看到那些贫困社区的条件极其恶劣，同时（那些在贫困者看来似乎富有而堕落的）富人并不觉得自己富有。我看到他们都专注于自己的奋斗：富人努力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确保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等等；贫困者则在努力谋生，解决温饱问题，躲避暴力，努力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等等。

我看到两个群体苛刻而刻板地对待对方，因此更加互不喜欢，而不是以同理心看待彼此，视对方为同一共同体的成员，从而互帮互助。我看到由于存在这些刻板印象，而且富人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赚够了，也不觉得应当为贫困者提供经济援助，所以两个群体相互帮助的情况极难发生。鉴于目前状况及恶化的可能性，我对未来感到担忧。我近距离观察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和预算方面的冲击，使贫困者恶劣的生存条件浮出水面，拉大了贫富差距。这可能会造成典型的有害组合。

● 相比于受困者的数量和他们的权力，平均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 有些人支持有利于整体的政策，如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取代人的技术进步，而不考虑如果整体的分配方式不能惠及大多数人，那么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这些人忽视了整体将会面临风险这个事实。 ● 一个社会要想拥有和平与繁荣，就需要拥有惠及大多数人的生产率 。你认为我们今天具备这样的条件吗？

从历史经验看，要想提高生产率，造福于大多数人，破产的政府应该怎么做？历史表明，对足够部分的已有债务和非债务性义务进行重组和/或贬值，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在第五和第六阶段中的典型做法。一旦重组或贬值让债务负担降低（这通常是个很痛苦的过程），破产的政府就可以进行重建工作了。

● 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要把创造出来的债务和资金用于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只把资金发放出去，但未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因为如果这样做，货币就会大幅贬值，导致政府及所有人的购买力大幅缩水。

● 历史表明，如果将放贷和支出用于广泛提高生产率、使投资回报超过借贷成本的项目，就可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偿还债务。这样的政策就是好政策。 如果放贷金额不足以偿付债务，那么央行完全可以印钞并成为最后贷款人，只要确保这些资金的投资回报率较高，足以偿还债务就行了。历史和逻辑都表明，有效地投资于各级教育（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与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发明和研究，都会很有成效。例如，尽管从投资到见效所用的时间相当长，但大规模的教育计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几乎总能带来充足的回报（如中国的唐朝以及许多其他朝代、罗马帝国、伊斯兰教的伍麦叶哈里发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教育发展计划）。事实上，教育与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使靠的是债务融资）是几乎所有国家崛起背后的重要因素。这些方面的投资和质量下滑，也几乎总是国家衰落背后的原因。如果做得好，这些干预措施就可以充分抵消典型有害组合造成的影响。

典型的有害组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下列情况出现得越多，发生内战、革命等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堕落

在周期的早期，人们通常会把更多时间和资金投入生产性活动，而到了周期后期，时间和资金则更多地用于享受型活动（如“生活中更精美的东西”，即昂贵的住宅、艺术品、珠宝和衣服等）。这一现象开始于第四阶段，当时这种消费方式似乎时尚，但到第五阶段就变得怪异了。堕落性消费的资金来源通常是借款，这会使财政状况恶化。伴随这些变化而来的心理变化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觉得他们可以把自己赚来的钱，依自己的心愿花在奢侈品上，而贫困者认为在他们受苦时，富人这么豪奢是不公平和自私的。除了加剧人们之间的怨恨外，堕落性消费（与储蓄和投资截然不同）还会使生产率降低。 ● 一个社会如何使用资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相比于不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投资于可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才能带来更好的未来。

+官僚主义

● 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轻，但在周期的后期，官僚主义严重，阻碍人们做出明智和必要的决策。 这是因为随着事物的发展，它们往往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发展到一个地步——连明显有益的事情也无法完成。这时就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在一个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体制里（这样的体制有诸多好处），这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法律可能妨碍人们去做明显有益的工作。我举个身边的例子，这涉及我和我妻子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美国宪法并没有把教育规定为中央政府的职责，所以州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为学校筹资，学校的经费来源是当地城镇的税收收入。尽管各州的具体情况不同，但一般而言，富裕州的富裕城镇的儿童比贫困州的贫困城镇的儿童享受着明显更好的教育。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生产率的发展。尽管大多数人同意儿童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但因为这个结构已经牢固地构建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内，所以除非美国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革，否则几乎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官僚主义阻碍人们做出明智而有效的改革，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因时间和篇幅有限，我无法一一罗列。这是美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混乱和不满会滋生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具有强烈的个性，反对精英主义，声称会为普通人而奋斗。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它所迎合的那些普通人认为，自身的问题没有得到精英的关注和解决。民粹主义通常在以下情况下滋生和发展：财富和机会存在差距，人们认为来自国内外的不同价值观对自己的文化构成了威胁，权势群体的“建制派精英”未能使大多数人获益。 民众希望掌权者为民奋斗，当这些情况挑起民众的愤怒情绪时，民粹主义者就会上台。民粹主义者可能是左翼也可能是右翼，他们比中间派极端得多，通常会迎合普通人的情绪。他们往往选择对抗而不是合作，倾向于排他而不是包容。因此，左翼民粹主义者与右翼民粹主义者围绕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大打出手。他们的极端程度各有不同。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都出现了暴力形式，同时美国和英国发生了非暴力的革命性变革。最近在美国，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是向右翼民粹主义迈出的一步，而伯尼·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这表明左翼民粹主义广受欢迎。在许多国家，民粹主义运动日益增多。可以说拜登的胜选表明，人们希望少一些极端主义，多一些温和主义，不过时间会见证一切。

我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作为指标。民粹主义现象越多，两极分化越严重，一个国家在内部周期的第五阶段就会走得越远，越接近内战和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变成少数派。在第六阶段，中间派不再存在。

+族群斗争

在第五阶段，族群斗争激化。 因为一般来说， ● 当困难和冲突加剧时，人们更倾向于：刻板地把他人看作一个或多个族群的成员；把这些族群要么看作敌人，要么看作盟友。 这一情况在第五阶段变得更加明显，在第六阶段变得危险。

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是，人们把其他族群的成员妖魔化（这种现象在第六阶段有所增加），通常会把一个或多个族群变成替罪羊，指责它们是问题的源头，故而想要排斥、监禁或消灭它们（发生在第六阶段）。 少数民族、种族、社会阶级群体通常被妖魔化。最典型、最恶劣的例子是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纳粹把德国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犹太人，并且迫害他们。同样，在经济和社会面临困境的时期，居住在非华人为主国家的华人少数群体也被妖魔化，被当作替罪羊。在很多严峻年代（如光荣革命和英国内战时期），英国的天主教教徒被妖魔化，被当作替罪羊。把他人妖魔化和当作替罪羊，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和问题，我们必须密切注意这种现象。

+公共领域中真相的消失

人们变得更加两极分化，更加情绪化，更加受政治因素左右。由于宣传和媒体报道愈加失真，人们不知道何为真相。这种现象与日俱增。

在第五阶段，争斗中的人们通常与媒体人士合作，通过操纵民众情绪来赢得支持，并摧毁反对派。 换言之，在这场争斗中，左翼媒体人士与左翼的其他成员联合，右翼媒体人士与右翼的其他成员联合。媒体像义务警察那样狂热：人们经常被媒体攻击，实质上是被媒体审判和定罪，他们的生活不经法官和陪审团的评审就被摧毁。20世纪30年代，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都在控制媒体，并设立宣传部长来指导媒体。他们建立媒体的明确目标是，煽动民众反对政府视为“国家敌人”的群体。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实行民主制的英国政府设立了信息部，用以传播政府信息，主要报纸出版商如果配合政府打赢宣传战 ，就得到政府的支持，如果不合作就遭受诽谤和损失。革命者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各种出版物上进行宣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主办的报纸挑起反君主和反宗教的情绪，但在获得权力后的“恐怖统治”期间，他们关停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报纸。在贫富悬殊、民粹主义思潮弥漫时期，打压精英的报道广受欢迎，并给媒体带来丰厚利润，尤其是右倾媒体里打压左倾精英的报道，以及左倾媒体里打压右倾精英的报道。历史表明，此类活动显著增多是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问题。如果除了上述行为，媒体还可以对他人施加其他惩罚的话，媒体就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武器。

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了这些现象。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报道的真实程度处于我们一生中的最低时期。例如，2019年盖洛普的一项研究显示，仅有13%的受访美国人“非常”信任媒体，仅有41%的受访者表示“相当”或“非常”信任媒体，而1976年，信任媒体的人占72%。 这不只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的问题，是美国整个社会的问题。信任度的剧烈下滑甚至影响了以前备受信赖的标志性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这两份报纸的信任度都在大幅下滑。除了受政治因素驱动外，当新闻业面临财务困难时，耸人听闻的报道带来了经济回报。与我交流的大多数媒体人士和我有同样的担忧，尽管他们一般不会公开表示这种担忧。然而，在反思这个问题时，时任《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马丁·巴伦说：“假如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基本事实都无法达成一致，民主制度怎么能正常运转呢？”这种状况正在妨害言论自由，因为人们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担心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会攻击他们，通过扭曲他们的言论来打压他们。

现在即使是很有才干、很有权势的人，也很害怕媒体，不敢就重要问题发声，也不敢竞选公职。 因为大多数知名人士被打压了。在与我交流过的人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直言不讳、为真相和正义而战的人是很危险的，尤其是不能得罪那些喜欢利用媒体进行斗争的人。因害怕遭受媒体报复，人们不公开讨论，私下里却不断讨论这个问题。例如，不久前我与一位美国将军共进午餐，他曾在政界担任要职，当时刚刚离开政府部门。我们一起谈到他下一步的计划。我问他最有热情做什么，他说：“当然是为国效力。”我问他那么是否会考虑竞选公职，他解释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但他不会去竞选公职，因为他的反对者可能利用媒体和社交媒体来编造谎言，伤害他和他的家人。这位将军以及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我们应当听到他们的真实想法）都害怕公开发言，因为他们担心，反对他们的极端分子会攻击他们，耸人听闻的媒体会帮助和放大这种攻击。许多朋友都告诉我，最好不要如此公开地探讨有争议性的话题（如本书涉及的许多话题），因为一些个人或群体注定会试图通过媒体把我打倒。我想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我不会因这样的风险而却步。

+规则渐渐不被遵守，粗野争斗开始

● 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所热衷的某些追求比决策体系更为重要，那么决策体系危在旦夕。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下述两个前提下才能生效：规则和法律必须清晰明了；多数人把在规则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看得足够重要，因此愿意为规则和法律行之有效而做出妥协。 如果这两个前提都有所欠缺，那么法律体系危在旦夕。如果竞争各方均不愿意理性地对待他方，也不愿意为了维持整体的利益而以文明的方式做出决策（这往往需要他们放弃一些他们想要而且通过争斗有可能获得的东西），某种“内战”就会出现，相关各方以相对实力验证自己。到了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取胜将成为游戏规则，无底线的竞争将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为激情而抛弃理性。 ● 在取胜成为唯一重要之事的时候，不道德的争斗就会以强化自身的方式愈演愈烈。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自身的某种追求而不惜争斗，而且任何人都无法对任何事达成共识，体制就濒临内战/革命。

这种情况通常以两种形式发生。

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 ● 若你有疑虑，就要撤离。如果你不想被卷入一场内战或战争，就应该趁早撤离。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逃脱的人往往已经无法逃离了。投资和资金也是如此，因为各国在这些时期会采取资本管制及其他措施。

● 当解决分歧的体制变得无效时，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结束，第六阶段（发生内战）开始。 换言之，发生这种情况时，体制已经崩溃到无法修复的地步，人们暴力相向，领导层丧失了控制能力。

你也许已经想到了，相比于在现有体制/秩序内部进行革命性变革，打破旧体制/秩序重建新体制的影响要大得多。尽管后者带来的创伤更大，但这一选择未必比继续运营已有体制更糟糕。

是保留和修复已经出现问题的旧秩序，还是废除旧秩序，代以新秩序？这历来都是个艰难的选择。在新秩序的未来景象尚不清晰或是取代像内部秩序这么重要的秩序的时候，这个选择就更不容易了。无论如何，这些变革都会发生，但这通常不由理性决定，而更多地受情绪的驱动。

● 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后期时（如美国目前的情况），最大的疑问是，体制在崩溃之前有多大的韧性。 民主体制基本上尊重民心，也更有韧性。因为民众可以选择替换领导层，而且出了问题只能归咎于自己。在这样的体制下，政权更迭更容易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但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有一个缺点：领导者是通过民众支持率选出的，而大多数人不大会慎重地评估候选人的能力（大多数组织在为要职寻找合适人选时会进行慎重评估）。事实证明，这种民主体制在重大冲突时期可能会崩溃。

民主还需要达成共识的决策和妥协，很多观点不同的人需要在体制内部通力合作。西式民主制度确保了拥有大量选民的政党能派出代表参政，但像所有由观点很不一致（甚至彼此不喜欢）的群体组成的大型委员会一样，这样的决策体制无助于高效的决策。 ● 西式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在决策的过程中，存在太多的分裂和对立，因而决策可能缺乏效率，产生不佳结果，进而引发由民粹主义者领导的革命，这些专制者代表很大一部分群体，这些群体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有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混乱局面，进而使国家能够很好地为他们造福。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历史表明，在联邦民主制国家（如美国）发生重大冲突期间，各州和中央政府之间通常会为相对权力发生冲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目前美国尚未出现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标志着内部秩序周期进一步走向第六阶段。

有太多民主体制崩溃的案例值得探讨，更不用说逐一描述了。我考察了一些案例以寻找规律，但未做全面研究，故而不做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一旦第五阶段所述的那些因素走到极端（恶劣财政状况、堕落、内部纷争、混乱和/或重大外部冲突），国家就会出现一系列失灵状况，还会发生以强势领导人为首的权力之争。典型案例包括：从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公元前27年前的约100年里罗马共和国的终结 ；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20世纪20—30年代几个弱小的民主国家——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为了结束混乱和恢复秩序，转而实施右翼（法西斯主义）专制。

● 要想取得最好的结果，不同的阶段就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 第五阶段是个交叉路口，一条路可能走向内战/革命，另一条路可能走向理想化的和平共存。 和平与繁荣显然是理想之路，但要艰难得多。这条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能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主动向他方伸出橄榄枝，让各方参与决策，重塑大多数人认为公平和有效的内部秩序（即高效地让大多数人获益）。 这样的领导人在历史上寥寥无几，我们为他们祈祷。 第二类是一位“强有力的革命者”，带领国家走出内战/革命的深渊。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

● 在长期没有经历内战的国家，人们通常认为不会发生内战，但历史告诉我们，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与其假设 “ 这种情况不会在这里发生 ” ，不如对内战保持警惕，观察那些显示本国离内战有多近的指标。 上一节探讨了内部秩序中的非暴力革命，本节将考察内战和革命的标志和模式。内战和革命几乎总是以暴力的方式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尽管有无数的案例可供我们分析、理解其背后的机制，但如下页表所示，我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的29个案例。我把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使体制/政体发生了巨变，另一类则没有。 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极血腥的内战，但最终未能推翻体制/秩序，所以它属于第二类，处在该表的下方。那些推翻了体制/秩序的内战与革命则处于该表的上方。当然，这样的分类是不精确的，但和此前一样，我们不会过于求精，从而忽视全局性视野。尽管我们不能保证所有情况，但大多数内战与革命是以本节描述的典型方式发生的。

有些内战打破了旧体制，需要建立新体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这场革命建立了共产主义的内部秩序。该秩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第五阶段。苏联试图在体制内部实行革命性变革，就是所谓的“改革”（即重组）。这一尝试失败后，苏联于1991年解体。旧秩序延续了74年（1917—1991年）后，取而代之的是新体制/秩序，也就是当前俄罗斯推行的体制/秩序。旧秩序崩溃后，新秩序是通过典型的途径建立的，本章稍前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讲述了这些典型途径。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一场持续了三年（1866—1869年）的革命。发生的原因是日本人与外界隔绝，未能取得发展。所以美国人迫使日本人开放门户，这促使一个革命性团体奋起战斗，打败了日本统治者（以军方幕府将军为首），推翻了统治日本的内部秩序。这一旧秩序是由4个群体管理的：军队、农民、工匠和商人。传统派管理的旧秩序极端保守（例如，社会流动是非法的），取而代之的是相对进步的革命派，他们使天皇制现代化，恢复皇帝的权力，从而改变了日本的一切。在这一阶段的初期，贫富差距和经济不佳等典型原因，让日本发生了很多劳资纠纷、罢工和骚乱。在改革过程中，领导层普及初级教育，采纳资本主义理念，向外部世界开放。他们采用了新技术，使日本极具竞争力，并且获取了财富。

还有很多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们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实现了革命性的良性变革，同时，也有很多革命者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给国民带来长达几十年的巨大苦难。顺便说一句，受益于改革的结果，日本在大周期的几个典型阶段中继续发展，成为极其成功和富裕的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变得堕落，过度扩张，出现分裂，陷入经济萧条，加上成本高昂的战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这个阶段以典型的方式终结。日本的“明治秩序”及其典型的大周期延续了76年，即1869—1945年。

● 内战和革命注定会发生，从根本上改变内部秩序。这包括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彻底重组，也包括债务、财务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权的彻底重组。 这些变化是需求带来的自然结果，因为已有体制内无法实现重大变革。几乎所有的体制都会经历这些变革。因为几乎所有的体制都以牺牲一些群体为代价，让另一些群体获益，最终前者变得无法忍受，他们通过斗争来改变未来的方向。当贫富和价值观差距变得巨大，又伴随着糟糕的经济形势时，体制就不能惠及很大一部分人，这些人会通过斗争来改变体制。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权力，最贫困的群体与拥有财富和权力、受益于现有体制的群体展开争斗。革命者希望彻底改变体制，所以他们自然愿意推翻当权者要求他们遵守的法律。这些根本性变革通常是通过内战、以暴力的方式发生的，不过如前所述，革命性变革也可能在不推翻体制的情况下以和平的方式发生。

内战通常是极其残酷的 。在内战的初期，各方通常以强硬而有序的方式来争夺权力。随着战斗和情绪的激化，各方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战争的残暴程度就会加剧，加剧速度出人意料。所以在第六阶段内战与革命中，战争的真实残酷程度是在第五阶段时不可想象的。在研究许多内战和革命的历史（如西班牙内战、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我读到精英与中间派逃亡、被囚禁或被杀害，不禁毛骨悚然。

内战是如何发生的？我在稍前讲述了第五阶段的变化机制，它们导致周期进入第六阶段。在第六阶段，所有这些局势都明显激化。下文进行具体阐释。

内战和革命的过程

如前所述，随着财富日益积累，贫富差距扩大，很小比例的人口控制极大比例的财富，最终，占多数的贫困者发动内战和革命，推翻占少数的富人。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

在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中，权力从右派向左派转移，但在一些情况下，财富和权力也从左派向右派转移。 不过后一种情况相对较少，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右派战胜左派的情况通常发生在以下时期：现有秩序陷入失效的无政府状态，很大一部分人渴望的是有强有力的领导、严格的法纪和高效的生产力。右派战胜左派的革命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西班牙、日本和意大利；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1976年阿根廷政变，军政府取代伊莎贝尔·庇隆；1851年法国政变，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在我研究过的所有案例中，驱动革命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都是相同的。像左派那样，如果大多数人能分享经济繁荣，这些新内部秩序就会成功；如果人们不能这样做，新内部秩序就会失败。取得广泛的经济繁荣是决定一个新政体成功的主要因素。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趋势应当是，整体财富规模增加，财富分配范围扩大（即改善普通人的经济和健康状况）。人们只经历大周期中的一个阶段，因此很容易失去这种大局观。

历史表明，内战/革命的领导者通常是有中产阶级背景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至今依然如此）。 例如法国大革命的三位主要领导者：乔治-雅克·丹东（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律师）、让-保尔·马拉（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医生、科学家和记者）和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同样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律师和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最初得到了许多自由派贵族的支持，如拉法耶特侯爵，他出身中等富裕的家庭。与此类似，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研究过法律，另一位领导者托洛茨基出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 这些领导者通常（如今亦然）也富有魅力和领导才干，他们能够与其他人通力合作，建立有效运营的大型组织，掀起改变体制的革命。如果你想寻找未来的革命者，就不妨留意具有这些素质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有些人会发生转变，从试图使体制更加公平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变成不惜一切代价获胜的残酷革命者。

在经济困难时期，贫富悬殊通常是冲突爆发的最主要因素，但总还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汇合在一起，成为反对现有领导和体制的巨大力量。 在革命期间，怀有各种不满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共同推动革命性变革。他们看起来团结一致，但在革命成功后往往为各种问题和权力而相互争斗。

如前所述， 在内部秩序周期的内战/革命阶段，掌权的政府几乎总是陷入严重缺乏资金、信贷和购买力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法从富人手里获取资金，导致富人向安全的地方转移资产。为了阻止这些转移，政府会实行资本管制，控制资金转入其他司法管辖区（如其他国家）和其他货币，或者转入更难课税的资产和/或生产性不高的资产（如黄金）。

雪上加霜的是，在内部处于混乱状态时，一个国家更可能遭到外敌的挑战。 因为国内冲突让国家变得脆弱，使其更可能受到外部势力的袭击。内部冲突导致国民分裂，给国家带来财务负担，领导者专注于处理内部冲突，而没有太多时间关顾其他问题。这一切为外国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就是内部战争往往与外部战争相伴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包括：人们的情绪和不满趋于激化；此时上台的强势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天生好斗；发生内部冲突时，领导者会发现，如果国民感到遭受了外部敌人的威胁，就会团结起来，支持他们一致对外，所以领导者往往鼓动外部冲突；贫困会导致国民/国家更想为所需的东西而战斗（包括其他国家拥有的资源）。

● 几乎所有内战都有一些外国势力参与，它们试图影响内战的结果，使其对自己有利。

● 内战/革命何时开始并不清楚，但当人们深陷其中时，则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学家会确定内战开始和结束的日期，但这是主观臆断的。事实上，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内战开始和结束的时刻，但他们知道自己何时处于内战之中。例如，许多历史学家把1789年7月14日定为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日子，因为那天一伙暴徒攻破了一座军械库和巴士底狱，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也不晓得这场内战和革命会变得多么恐怖和残暴。虽然我们也许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粗略的标志，帮助自己确定所处的位置，考察未来发展的方向，了解下一阶段可能出现的情况。

内战是极其残酷的，这是决死之战。每个人都是极端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选边战斗。中间派也会在残酷厮杀中败下阵来。

至于哪种类型的领导人最适合领导内战和革命，那就是“励志将领”。这些人勇猛强悍，能够获得广泛支持，在各种非赢不可的战斗中取胜。因为战斗很残酷，所以他们必须足够残忍，才能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

历史学家所标记的内战时期通常持续数年，他们根据哪方占领首都的政府大楼，确定正式的胜者和败者。但就像内战/革命的开始一样，内战/革命的结束也不像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明确。在内战正式结束后，为巩固权力的斗争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内战和革命是极其痛苦的，但往往带来结构性改革。如果其处理得当，就可以为更好的未来奠定基础。内战/革命之后将会出现怎样的状况，这取决于接下来的行动举措。 wV+v1F9kxuMmy/fcNfiDkd2cyEivJq50gQa/LzRO86z87ZZlPz/4Dv2tAS7p83f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