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些值得深入分析但不包括在本章主体部分的概念。鉴于篇幅限制，我决定将这部分作为附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行深入考察。为了帮助读者建立关联性，每个决定因素和影响因素都使用了第2章主体部分的名称和标号。

5.自身利益。虽然自身利益是大多数人、组织和政府的主要动机，但哪个“自身”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个人、家庭、部落（即社区）、州、国家、帝国、人类、所有生物还是宇宙？ 下页图显示各种可能的单位。越往上，包容面越宽；越往下，包容面越窄。 在你所处的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自身利益是什么？你的自身利益是什么？你愿意为什么献出生命？

人们最信赖的“自身”是他们尽最大努力保护的自身，这种意愿驱动着他们的行为。 例如，如果人们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牺牲，那么他们的国家就更可能得到保护，而如果人们认为个人比国家更重要，他们就会逃离枪林弹雨。在国家内部，一些人认为社区比国家重要得多，另一些人认为国家高于社区，两者的结果会完全不同。因此， 我发现这些因素值得关注， 在冲突时期尤其如此。

纵观各个国家的历史， 我看到了大多数人和社会的首选基本单位的变化。 例如，在1650年 以前，部落和城邦比国家更重要。历史表明，人们所聚集的群体以及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群体都在演进。个人和家庭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部落（即社区）；部落（或社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州（如佐治亚州）；各州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如美国）；在统一管控下的州或国家联合起来，构成一个帝国（如大英帝国）。在一些情况下，较小的群体合并成较大的群体，从而改变了边界。例如，在过去150年里，欧洲的国家合并成多个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联合起来构成欧盟。在另一些情况下，一些群体分解成更小的单位。例如，苏联解体后，加盟国家独立出来；一些中东国家分裂成相互交战的部落。

在过去几年里，世界从更加全球化走向更加民族主义。与此同时，美国似乎正在失去凝聚力，因为人们对应该如何对待彼此的看法日益分化。这些差异导致人们迁移到符合他们偏好的州，促使这些州具有更大的个体相关性，而不是作为统一整体的一部分。历史和逻辑告诉我们，这些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变化通常伴随着冲突。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对于系统应该如何运作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州权利相对于国家权利应该有多大；其二，大多数人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变化，所以他们无法认识到这些变化的本质。这些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显示出控制轨迹的变化，这通常标志着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改变。

不妨思考一下，你观察到何种变化？你看到的是合并还是解散？从哪个层面向哪些层面发展？这些变化对你和你的目标有何影响？

6.获得并维持财富和权力的动力。 为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大周期，我们需要更具体地定义财富，并研究其对拥有或缺乏财富的国家的影响。我认为，以下几点大体上是正确的。

财富=购买力。 为了避免追究细节，我们称财富为购买力，以区别于货币和信贷。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货币和信贷的价值是变化的。例如，如果国家发放大量货币和信贷，它们的价值就会下降，所以增加货币持有量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财富或购买力。

实物财富 ≠ 金融财富。 实物财富是人们期望拥有和使用而去购买的东西，比如房子、汽车、流媒体视频服务等。实物财富具有内在价值。金融财富由金融资产组成，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a）在未来获得持续的收入，和/或（b）在未来出售以获得资金，进而购买想要的实物资产。金融财富没有内在价值。

创造财富=富有效率。 从长远来看，你拥有的财富和购买力取决于你创造的价值。因为实物财富不会长久，遗产也不会，所以维持生产力至关重要。看看那些剥夺富人财富并试图以此为生、生产率低下的社会，你会发现它们没过多久就变得贫困。一个社会的生产率越低，其财富就越少，权力也就越小。顺便说一下，将资金用于投资和基础设施（而不是消费）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因此投资是一个可以很好地衡量经济繁荣的先行指标。

财富=权力。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财富，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有形财产、工作和他人的忠诚、教育、医疗、政治和军事等各种有影响力的权力等）。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历史表明，那些财富拥有者与政权掌控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易方式决定了统治秩序。这些统治秩序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统治者被那些为自己攫取财富和权力的人推翻。

财富和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例如，171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有效地筹集金融资本，征集商业和军事要人，迫使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与其进行贸易往来，从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18世纪莫卧儿帝国走向衰落，然后在19世纪彻底崩溃；1857年印度起义后，英国人流放了皇帝并处决了他的孩子。英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拥有财富和权力，可以用其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财富减少=权力减小。 没有一个人、组织、国家或帝国在失去购买力后不会失败。 ● 要想成功，一个人的收入至少需要与支出相当。 一些实体的支出适度且有盈余，另一些实体的收入高得多但有赤字，前者更容易取得可持续的成功。历史表明，当一个人、组织、国家或帝国的支出超过收入时，就离苦难和动荡不远了。历史还表明，自食其力的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往往拥有更稳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9.多代人心理周期。 与国家兴衰相对应的是，心理和经济周期的运行方式和演化阶段。这些阶段非常有助于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的行为，所以我总是设法评估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

第一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很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 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很低，只能勉强糊口。他们很看重钱，所以不乱花钱。没有人愿意贷款给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债务。有些人有潜力，而另一些人则不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贫困和缺乏资源，人们无法接受教育，也没有实现自力更生的其他能力。在这个阶段，与生俱来的一些情况和生活态度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变得更富有的最大因素。

在这一阶段，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们的文化和能力。 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新兴国家”。 在那些取得进步的国家，人们通常努力工作，逐步攒下比生存所需更多的钱，他们因担心将来没有足够的钱而做好储蓄。从这一阶段到下一阶段的演化通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从大约40年前到10~15年前，“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以及后来的中国就是这个阶段的经济体。

第二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裕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贫困。 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财务安全感的人们通常在财务方面仍然小心谨慎。在这个阶段，人们仍然努力工作，国家出口大量商品，实行固定汇率，人们大量储蓄，并有效地投资于房地产、黄金、本国银行存款等实物资产，以及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券。因为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可以并且确实投资于能提高生产力的方面，例如人力资本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研发等。这一代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努力工作，取得成功。他们还完善了资源配置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法律体系。这是周期中最具生产力的阶段。

国家在这个阶段既经历了收入快速增长，又经历了生产率快速增长。生产率增长意味着：（1）通胀不是问题，（2）国家变得更有竞争力。在这个阶段，债务相对于收入通常不会显著增加，有时还会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时期。如果国家提供充分的产权保护，那么这时也是投资于这个国家的绝佳时机。

你可以从第一阶段的国家中分辨出第二阶段的国家。因为在第二阶段，你会看到与老城比邻而居的金光闪烁的新城市、高储蓄率、迅速增长的收入，通常还有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 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后期新兴国家”。 任何规模的国家都可能经历这个阶段，但一个大国走过这个阶段后，通常会成为世界强国。

第三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有，他们也认为自己富有。 在这个阶段，人们的收入很高，所以劳动力变得更昂贵。但他们之前在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方面的投资仍在带来回报，从而推动生产率提高，使他们得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优先级发生了变化，从强调努力工作和储蓄以免受困难时期的影响，转为享受生活中更精美的东西。人们更愿意多花钱。艺术和科学通常得到蓬勃发展。新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困难时期，他们的人口占比不断加大，从而强化了主流心理的这些变化。我们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些观念的转变：工作时间减少（例如，每周通常的工作时间从6天减少到5天）；相比生活必需品，休闲品和奢侈品的消费大幅增加。这一阶段至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和中期。

在这个阶段，大国几乎总是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 一般来说，它们发展军事是为了确立和保护自身全球利益。在20世纪中期之前，这个阶段的大国实际上控制了外国政府，它们建立帝国，由此获取保持竞争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从20世纪初期到中期，美帝国开始以“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的政策进行统治。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协议下，发达国家能够在不直接控制新兴国家政府的情况下，获得它们的廉价劳动力和投资机会。在这个阶段，国家处于世界之巅，并且享受当下。 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健康高峰国家”。1950—1965年，美国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 关键是要尽可能长地维持这些带来实力的决定因素。

第四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变贫困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富有。 在这个阶段，债务相对于收入上升。加大杠杆的背后是心理变化。因为经历过前两个阶段的人们已经去世或变得无关紧要，而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则习惯于优越的生活，而不担心钱不够。在这些国家，劳动者的收入和支出都很高，因此劳动力变得昂贵，导致实际收入增速减慢。由于他们不愿意限制消费，使自己的消费与放慢了的收入增速相匹配，因此只得减少储蓄，增加债务，选择捷径。尽管资产负债表开始恶化，但他们继续大量消费，仍然显得富有。由于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方面的投资效率下降，生产率增长放缓。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城市和基础设施变得陈旧和低效。国家越来越依赖自己的声誉（而不是竞争力）来为赤字融资。在这个阶段，国家通常会大规模投资于军事，以保护其全球利益，有时因战争而耗资巨大。在通常情况下（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国家会面临“双赤字”，即国际收支逆差和政府财政赤字。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几年，泡沫经常发生。

无论是由于战争 ，还是金融泡沫破裂，抑或是两者兼具，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国家无法用未贬值的货币来偿还累积的债务。 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衰落国家”。 虽然任何规模的国家都可能经历这个阶段，但当大国经历这个阶段时，通常标志着接近衰落。

第五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 这时，第四阶段中所描述的差异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充分意识到现实的窘境。在泡沫破裂和去杠杆化之后，私人债务增长，而私营部门支出、资产价值和净资产在自我强化的负面周期中下降。为了提供补偿，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双双加大，央行通常会增“印”货币。央行和政府降低实际利率，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使其充分高于名义利率，从而减轻债务负担。由于实际利率处于低位、货币疲软和经济状况不佳，债券和股票资产表现不佳。同时，这些国家越来越需要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低成本国家展开竞争。虽然货币贬值，但仍然深受欢迎，因为这减轻了去杠杆化的痛苦。随着经济和金融趋势的延伸，这个阶段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明显衰落国家”。 对明显正在衰落的国家来说，要让心理和属性完成一个重新达到昔日高峰的完整周期，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复兴）。罗马人和希腊人从未东山再起，而中国人则经历过几次。

11.人类的创造力。 ● 事实证明，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改善解决办法的能力要比所有问题的总和都强大得多。 因为获得的知识多于遗失的知识，所以知识的获取过程更多的是以迸发和渐进这两种方式演进的，而不是有涨有跌的周期。迸发出现在社会处于大周期的上升阶段，渐进出现在社会处于大周期的下跌阶段。在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力推动了几乎所有领域（例如科学、艺术、健康人际关系和管理哲学等方面）的进步。伟大的创造力更多地出现在大周期的和平与繁荣阶段，此时的体制有利于（而非不利于）发明创新。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明和创新的具体方式不断演变，但人类不断改进做事方式的决心始终不渝，用机器和自动化取代手工劳动，让各国人民的联系更加紧密。新的发明和改进不断涌现，技术进步带来的最重要的、无可否认的趋势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趋势可能会以难以预想的方式加速推进。除此之外，计算机化正在影响决策的性质，加快决策速度，减少情绪化。它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也构成某些危险。

● 一个社会的发明创新力是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 创新和商业精神是经济繁荣的命脉。没有创新，生产率增长就会停滞不前。有了创新，一个国家的劳动者的产出水平就会超过全球其他劳动者的水平，从而推动成本竞争力提升，使其成为更适合做生意的国家。

改良、发明、发现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动力使人们不断学习，发现新的、更好的方法，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推动创新的最有力的方式是，把新想法带入市场，将其商业化，并从中获利。市场可以非常高效地淘汰坏主意和给好主意定价。这样，创新概念和商业化可以紧密相连。我们通过市场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人们是否重视新知识和新发现，是否鼓励创造者将创新成果商业化以从中获利。

换句话说：

因为这些决定因素的强度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我设法测量并将其纳入我的模型。

17. 群体斗争。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在几乎所有社会中，都是一小部分人（“统治者”或“精英”）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尽管比例有所不同）。 他们控制体系并从中获益，自然支持并试图维护这一体系。由于财富拥有者可以影响权力持有者，权力持有者也可以影响财富拥有者，所以这些统治者或精英内部存在同盟，他们希望维持现有秩序，让所有人都遵守现有指令和法律，尽管这个体系加大了财富和权力差距。因此，所有的内部秩序都是由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某些群体管控的，他们以共生关系运作，从而维持现有秩序。尽管不想扰乱惠及他们的秩序，但这些精英一直为财富和权力而相互争斗，也与企图获得财富和权力的非精英争斗。当经济形势较好、大多数人富裕起来时，这些争斗就会减弱；当经济形势不佳时，这些争斗就会激化。如果大多数人处于极端窘境（例如，面临无法解决的债务危机、非常糟糕的经济、极为恶劣的天灾），由此产生的痛苦、压力和斗争通常就会导致革命和/或内战。

正如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说的：“贫困者和富人相互争吵，无论哪一方占上风，都不会建立一个公正或受欢迎的政府，而是把政治霸权作为胜利的奖赏。”

在通常情况下，大周期伴随着和平与生产率上升的时期，财富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增长，这导致一小部分人获得并控制了极大比例的财富和权力，然后变得过度扩张，进而导致困难时期出现，没有钱权的群体受到的伤害最大。革命和/或内战因此爆发，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使周期重新开始。

● 纵观所有国家的历史，财富拥有者也都拥有创造财富的手段，为了维持财富，他们与规则制定者和实行者合作。 虽然情况一直如此，但具体方式已经演变，并将继续演变。

例如，如第1章所述，在13—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的主要内部秩序都是由统治者或精英构成的，（1）君主、（2）贵族（贵族控制着生产手段，当时的资本是农业土地）和/或（3）军队一起统治。劳动者被视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对秩序运行规则基本上没有发言权。

即使是那些彼此很少或没有接触的社会也以相似的方式发展，因为它们需要应对相似的情况，拥有相似的决策原则。 自古至今，所有的国家都在国家、州/省和市等不同层面上治国理政，以永恒普适的方式运作和相处，各国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君主们需要各种人员来管理日常运作。最高的职位是宰相，他们监督政府运作所需的官僚机构（包括各类工作部门）。现有体制只是这些永恒普适关系的自然演变结果，再加上不同国家自己的文化特色。例如，过去帮助君主的宰相职位，变成了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的首相/总理和其他部长职位（在美国，他们被称为“国务卿和各部部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存在财富和权力斗争，这些体制以各自不同但合乎逻辑的方式向前推进。例如，在1200年左右的英格兰，财富和权力斗争逐渐激化后，内战突然爆发（贵族和君主之间的冲突就是这样演变的）。与大多数斗争一样，这场斗争是为了争夺财富和决定谁得到多少财富的权力。在国王约翰一世的统治下，君主政体想要加税，而贵族想要减税。关于贵族对此应有多少发言权，他们未能达成一致，从而掀起了内战。最终贵族获胜，他们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得以制定规则。最初，他们建立了所谓的“议会”，后来很快出现了第一届议会，进而演变成英国现有的议会。1215年，约翰一世签署了和平条约（即《大宪章》），将协议正式纳入法律。与大多数法律一样，这条法律对权力没有多大影响。于是，另一场内战爆发，贵族和君主再次争夺财富和权力。1225年，亨利三世（约翰一世的儿子）颁布新的《大宪章》，并由掌权者来解释和执行。几十年后，斗争再次爆发。在那场斗争中，贵族切断了向君主的税务拨款，迫使亨利三世屈从于贵族的要求。这些斗争持续不断，导致了秩序的演化。

快进到15、16、17世纪，财富来源发生了巨变，驱动变化的原因最初是全球探索和殖民主义（始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是资本主义的诞生（股票和债券）、节省人力的机械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尤其有助于荷兰和后来的英国）。一些人从财富来源中获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在这几个世纪里，财富和权力从（a）拥有土地的贵族（拥有财富）和君主（拥有政治权力），转向（b）资本家（后期拥有财富）和民主或独裁政府的领导人（后期拥有政治权力）。几乎所有国家都做出了这些变革，有些变革是和平的，但大多数变革是痛苦的。

例如，在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国王与其他三个群体，即（1）神职人员、（2）贵族和（3）平民，以权力平衡的方式进行统治。这些群体的代表参与投票。前两个群体只占人口的2%，却比人口占比98%的平民拥有更多的选票，或最终拥有相同的选票。法国人把基于这三个群体的内部秩序称为“古老的régime”（意思是“旧秩序”）。然而在一夜之间，始于1789年5月5日的法国大革命带来了彻底的变革。第三群体的平民对这种体制忍无可忍，推翻了其他群体，夺取了政权。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有着相同的基本统治秩序，即占一小部分人口的君主和贵族拥有大部分财富，他们统治着国家，直到内战/革命突然爆发，旧秩序被一个全新的统治秩序取代。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同国家应对这些群体斗争的内部秩序各不相同，但有着相似的演变过程。例如，有些过程是渐进的（通过改革），有些则是突然的（通过内战/革命），但所有国家都演进到现有的秩序。我预计，这些秩序将继续逐步和突发地演变，产生国内新秩序。自古至今，虽然拥有财富和权力的群体改变了，但推动这些变化的过程仍然大致相似。斗争推动这些变化的发生，进而（a）通过谈判推动和平的改革，以及（b）通过内战和革命推动暴力的改革。和平改革往往出现在周期的早期，而暴力内战和革命往往出现在周期的后期。其原因是符合逻辑的，我们稍后深入探讨。

群体斗争相对于个人斗争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我们（尤其是生活在被认为是“大熔炉”中的美国人）往往更加关注个人斗争，而没有充分关注群体斗争。在进行大量历史研究之前，我也没有充分认识到群体斗争的重要性。通过这些研究，我总结出以下一个原则：

● 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被归入不同 “ 群体 ” （尽管程度不同），其原因要么是他们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要么是他们被其他人归入特定群体 。权力通常由三四个群体掌控。一个人与谁最亲近？与谁接触最多？与谁最相似？这些因素将决定这个人属于哪个或哪几个群体。群体划分决定了谁是朋友，谁是盟友，谁是敌人。虽然富人和贫困者、右派（即资本家）和左派（即社会主义者）是最常见的群体划分，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划分类别，如种族、民族、宗教、性别、生活方式（如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和地理位置（如城市、郊区和农村）。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与自己所属的群体在一起。在周期的早期，经济形势较好，群体之间会更为和谐；当经济形势不佳时，群体之间会发生更多的争斗。

虽然美国是个受群体差别影响最小的国家，但这些群体差别仍然产生了影响。在群体冲突激化的紧张时期，群体差别会产生巨大影响。

为了加深理解，我们不妨做个简单的练习，假设大多数不了解你的人把你归到一个或几个群体（因为这是个不错的假设）。现在，想象一下，别人是如何看待你的。看看下面的列表，问问自己属于哪个群体。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后，问问自己：哪个群体让你感到亲近并希望其成为自己的盟友？哪些群体是你不喜欢或视之为敌的？哪个是统治群体？哪个是要推翻统治群体的革命群体？哪些群体处于上升阶段？哪些群体处于下跌阶段？ 你可能需要记录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因为在冲突激化时期，你所属（或被假设所属）的群体将变得更加重要，它将决定你所支持和反对的对象、你的未来行动及其结果。

直至今日，依然只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来自少数群体）拥有大部分的财富、权力，这些人作为“精英”统治社会。在我看来，很明显，在大多数国家，资产阶级拥有最大的财务权力；在民主国家，政治权力掌握在选民手里；在专制国家，政治权力掌控在通过某种程序被选定的少数人手里。 在当今的大多数国家，这些人是“统治者”和“精英”，他们监督现有的国内秩序，但目前受到攻击，所以现有格局可能会改变。例如，美国正在掀起一项大规模的运动，目的是明显加大对不同群体成员的包容度，无论在赚钱的资本家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是如此。这些转变可能带来正面的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取决于处理转变的方式（是和平还是暴力，是明智还是愚蠢）。 通过研究历史，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永恒普适的真理：自孔子生活的公元前500年左右以来， ● 那些最广泛地使用人才，并根据个人业绩而不是特权来赋予公民责任的社会最可能取得可持续性成功。这样做可以（1）找到最佳人选来很好地完成工作，（2）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3）让公民认为自己得到最公平的待遇，从而促进社会稳定。

随着不同群体为财富和政权分配而争斗，现有国内秩序像过去的秩序一样，也会不断演变。财富和权力的转移极为重要，值得我们密切关注，我们需要分辨哪些群体即将获得财富和权力，哪些群体即将失去财富和权力，辨别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了解由此引发的周期变化。

所以，在我看来，所有事物都在以典型的方式发生变化，其动力来自一台久经考验的永动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台永动机都打造出不同的体制，比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民主制度，以及从这些体制演化而来的后代和混合体，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将产生新的内部秩序，分配财富和政治权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这一切都基于人们选择如何对待彼此，以及人性如何影响他们的选择。

18.左倾/右倾政治周期。 资本家（即右倾势力）和社会主义者（即左倾势力）不仅有着不同的自身利益，而且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二者都愿意为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而奋斗。右倾/资本主义者的典型观点是，自给自足，从而获取效益，限制政府干预，允许个人保留自己的成果，允许个人选择社会道德标准。他们还认为，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资本主义最适合大多数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对社会的贡献最大。资本家通常不能容忍为那些缺乏生产和盈利能力的人提供财务支持。对他们来说，赚钱 = 取得效益 = 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他们不太注意经济机器是否为大多数人创造了机会和繁荣。他们也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盈利形式不利于实现大多数人的目标。例如，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并非当务之急，但这显然是整个社会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的一个主要动力。

左倾/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观点是，人们互相帮助，政府支持民众，分享财富和机会是高尚道德，而且有利于社会。他们认为，私营部门基本上是由贪婪的资本家经营的，而普通劳动者（如教师、消防员和工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强调妥善分配经济资源。他们支持政府增加干预，相信政府官员会比资本家更公平，资本家只想剥削他人以赚取更多的钱财。

我接触过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系，也知道为什么 ● 赚钱、储蓄和将储蓄转化成资本（即资本主义）的能力是激励人们的有效动力，也帮助人们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生活水平。但资本主义也会造成财富和机会差距，这种差距是不公平的，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具有高度的周期性，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在我看来，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构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不加剧不平等和不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

21.权力平衡大周期，它驱动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和平/战争大周期。 通过大量研究历史和亲身体验一小部分历史变迁，我发现权力平衡机制驱动着几乎所有权力斗争。例如，机构内部的办公室政治、塑造国内秩序的地方和国家政治，以及塑造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都离不开权力平衡。就像决定国内秩序一样，权力平衡也同样决定世界秩序的形成和变化。这个机制是通过一系列步骤展开的，但具体情况取决于当时的秩序和人民。

第一步：联盟的形成。 当权力失去平衡时（例如，在美国，如果民主党的权力比共和党大得多，反之亦然），实力较强的政党就会利用并控制实力较弱的政党。为了削弱较强的政党，较弱的政党自然会去寻找其他政党加入自己的阵营，共同对抗较强的政党。这样它们可能拥有与反对党相当或更大的权力。实力较弱的政党通过给其他政党以它们想要的好处来换取它们的支持。如果以前实力较弱的政党通过这种做法，获得了比以前实力较强的政党更多的权力，后者就会与其他政党交涉，以求与它们结盟，从而消除反对党的优势。其结果是有着不同既得利益的盟友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样的机制自然使不同的政党拥有大致相当的权力，并导致政党内部出现分裂。在某些情况下，政党内部的分歧巨大，一些派系甚至想要摧毁其他派系，掌控整个政党。这种结盟和树敌的机制发生在各种关系的各个层面，从最重要的国际联盟（决定世界秩序的最主要元素）到最重要的国家内部联盟（决定国内秩序），再到国家内部、城市内部、机构内部、个人之间。对此造成影响的最大渐进变化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盟友和敌人变得更具全球性。过去，全球化的程度较低（例如，一些欧洲国家结盟以对抗其他欧洲国家，亚洲国家也在亚洲结盟，等等），但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缘于交通和通信工具的改善），各国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规模更大、更具全球性的联盟开始形成。这就是一战和二战时期存在两大阵营而且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的原因。

第二步：战争决定胜负。 当双方势均力敌且存在差异时，通常会发生剧烈的争斗；当双方势力不相当时，往往不会发生激烈的交战。因为明显较弱的实体去抗衡明显较强的实体是愚蠢之举，如果双方真的交战，那么规模也会很小。然而，有时即使双方的势力旗鼓相当，也可能出现僵持不下，而不是剧烈战斗，因为在试图打败对方的过程中，双方可能伤害自己的威胁大于从生死搏斗中获得的收益。例如，如果双方交战的结果肯定是相互毁灭（如美国和苏联当时面临的情况），双方就更可能僵持不下，而不是战斗。

虽然这些激烈的争斗往往是暴力的，但如果双方以遵守非武力规则为原则来解决各种争端（最重要的是生存争端），这些争斗就可能是非暴力的。例如，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两党势力大致相当，但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两党展开了激烈的政权争斗，这导致了2021年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但最终，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力和平移交程序取得了胜利。历史表明，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则和/或各方不遵守规则，战斗就会更加残酷，往往会导致死亡。

第三步：胜者之间的斗争。 历史告诉我们，在打败了共同敌人的权力斗争之后，那些联手击败共同敌人的赢家通常会在内部争夺权力，而输家也会这样做，他们想要卷土重来。我把权力平衡机制的这一形态称为“清洗”。这种情况在所有案例中都发生过，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的恐怖统治。同样的争斗也发生在国家之间，比如二战中曾是盟友的美国和苏联。类似地，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立即变成内战。了解这一典型的机制后，我们就应当留意大战后赢家之间的内斗。我们也应该时刻注意同一政党内的各派是否倾向于为争夺政党控制权而发生内斗。当新政权（即获胜的政党）上台时，看看赢家如何对待他们所击败的敌人。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取决于体制和体制中的领导者。美国和西式民主国家（大体而言）有相应的规则，使输家不受伤害和约束，这样他们可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而在严酷的独裁体制下，失败者则会被彻底肃清。

第四步：步入和平与繁荣，但最终变得过度扩张，主要表现为财富和机会差距扩大与负债过度。 历史告诉我们，由于这样的机制，最好的时期（即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发生在战争之后，这时，领导者和权力结构明显确立，国家内部、与其他国家之间没有激烈的权力斗争，因为一个实力明显更强大的实体，能够让那些不太强大的实体安稳度日。

第五步：不断激化的冲突导致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巨变。 只有大多数人能享受和平与繁荣（前提条件是制度公平，大多数人自律和高效），和平与繁荣时期才能延续下去。然而，如前所述，和平与繁荣时期也往往助长贫富悬殊和债务泡沫。随着繁荣消退和新矛盾的出现，冲突就会爆发。

这个周期追踪内部秩序、外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我们将在第5章和第6章中探讨。 UgJSXxD3vhpcC05mpNwqDQleZyAjDnC0hwj7q5vfs2DJlzTetDhiT29lEifA4w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