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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国家形态和国际秩序的演进仍存在较大局限性，面临巨大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简称“四大赤字”）。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定因素急剧增多，全球发展和各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公正问题比较严重，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目标不明、思路不新和能力不强等问题仍对各国构成持续困扰。
“四大赤字”与“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大趋势共同作用，与贫富分化和人心不齐的客观现实共同作用，造成全球范围内“南北矛盾”“东西矛盾”“上下矛盾”“左右矛盾”升级发酵。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之间、不同价值取向的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越发明显。尤其是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发起的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升级，世界现代化进程再次进入失衡状态，内在地需要一个从失衡到再平衡的重建过程。
2008年以来，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各国国家层面，危机均沿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安全危机”的逻辑快速传导。这种系统性危机业已引发多国政治社会的激烈动荡，并导致国际热点问题更加纠缠难解。由世界经济失速、国际政治失衡、一些国家社会失稳、全球治理和部分国家治理失能、国际主流价值形态失焦而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主要大国发展态势和相互之间实力对比的悄然变化，影响各国原有的战略认知和战略部署，加剧了新一轮大国博弈。
新一轮大国博弈将首先围绕如何重塑国际经济秩序展开。
冷战结束后，大批转型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市场的范围，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如今，这一红利基本消耗殆尽，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笼罩，西方大国奉行保护主义的冲动抬头，贸易争端频发。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原则的指导下，美国同时对主要经济伙伴发起贸易争端，要求修订各种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强迫他国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打压竞争对手的贸易优势。未来，通过制定新的贸易规则，最大限度地占据世界市场，为本国商品和资本寻找市场，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首要内容。
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呼之欲出的背景下，大国难免要在高科技领域展开激烈博弈。各国都已深知科技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国家兴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在抢夺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方面必将倾尽全力。美国政府动用全政府手段对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施打压，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强化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百般阻挠中国推进《中国制造2025》。凡此种种均反映出大国高科技竞争的激烈程度。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可持续性，未来几十年里，为资本的全球运作制定怎样的规范，如何确定全球储备货币的权利与义务，如何搞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将出现在哪里，如何利用最新科技改变金融活动形态，国际金融主导权到底花落谁家，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到底是何模样，将成为大国之间最激烈、最胶着的博弈领域。
新一轮大国博弈还将聚焦于国际政治秩序尤其是亚洲地缘秩序的重塑。
既然全球联系和交往日益深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大势不可阻拦，主权国家的平等和自决意识不可抑制，那么，到底是继续维持以等级化为特征的霸权体系还是顺应多极化趋势并承认所有国家的政治平等，到底是继续维持排他性的安全同盟还是构建更加开放、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全球伙伴网络，到底是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对地区热点问题继续实施干涉还是更多地尊重地区国家的诉求和意愿，在国际事务中到底是奉行以大欺小、武力威慑的原则还是奉行平等对话、和平解决的原则，就成为未来重塑国际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也将是新一轮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博弈将主要在亚洲展开。在亚洲这个包括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各传统板块在内的广袤地区，汇集着中国、俄罗斯、美国、印度等全球主要战略力量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强国。阿富汗、叙利亚、伊朗、朝鲜等国牵动的全球政治秩序变迁的主要热点，也都属于亚洲的地区问题。而且，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上，亚洲都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21世纪的全球战略重心，吸引着各国纷纷对其加大关注和投入。亚洲地缘秩序的变迁将是全球政治秩序演进的缩影。 [1] 美国为塑造对己有利的亚洲地缘秩序，先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试图巩固和拓展联盟体系，抢夺地区事务话语权，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和地缘围堵，未来中美在亚洲的地缘博弈将更加激烈。
谁能确立更加先进的国家形态，也将是新一轮大国博弈的焦点。
后危机时代，美欧诸国出现严重的国家治理难题，经济竞争力、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性以及国家的综合安全程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处于社会上端的少数精英与为数众多的底层民众之间的怨恨有增无减，美欧国家民粹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运动不断向“左”“右”两个极端挺进。而且，由于过去几十年来各国采用的治理方略有些趋同，美欧国家的治理难题在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何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又确保政府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如何优化政治制度并重塑政党形态，针对国内生产与社会活动已经高度一体化的现实，建立以协同为核心特征的政治架构，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执政效率、减少政治消耗？如何调整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真正确立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治国方略？如何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坚持“本国优先”还是互利共赢？所有这些问题均成为各国在推动国家变革中不得不面对的共性问题。若是哪个国家能在新一轮国家形态更新和治理方略变革过程中引领潮流，不仅将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世界现代化进程，而且其自身也将在此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战略优势。这毫无疑问将刺激主要大国展开全方位的激烈博弈。
确立怎样的国际主流价值形态，也是大国博弈绕不开的崭新议题。
伴随着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发酵，伴随着各国应对治理危机的举措深入展开，伴随着各国对新型国家治理方略的苦苦探寻，伴随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循序变革，全球价值形态的导向也必然发生深刻变化，新旧价值形态的换挡已是势之必然。金融危机后，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美国内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治界，都掀起了对新自由主义价值形态的深刻反思和高度质疑。新自由主义作为过去几十年来的国际主流价值形态，其感召力和影响力正快速消退。相应地，国际主流价值形态处于缺失状态。未来几十年是怎样的国际主流价值形态主控人们的头脑，这将直接决定世界的整体面貌。主要大国势必要为此展开激烈博弈。
接下来，本书将围绕这些焦点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
[1] Oliver Tonby, Jonathan Woetzel, etc:“Asia's Future is Now”,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July, 2019,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Featured%20Insights/Asia%20Pacific/Asias%20 future%20is%20now/Asias-future-is-now-final.as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