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黄埔”的政治处长

千里荒原戈壁，万里冰封雪飘。1926年底，坐在呼呼透风的汽车驾驶舱内，邓小平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浮想联翩。他既怀念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段宝贵的时光，同学的情谊，师长的教诲，理论知识的学习，所有这一切都令他刻骨铭心，永志难忘；想到很快就要到冯玉祥革命军中开展工作，他更是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不停地进行着多方的设想和筹划。

对冯玉祥，邓小平并不感到陌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就曾见过面。冯早年倾向革命，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倒戈反直，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军，并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逐出了紫禁城，一时声名远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安排下，1926年5月，冯玉祥赴苏考察三个月，接受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冯玉祥回国后，便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组织指导下，进行旧军队的改编整顿工作，在全军范围内普遍建立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第一批选调派回国内协助冯玉祥革命军进行工作的。

时值深冬，邓小平和一同回国的二十多名同学冒着刺骨的严寒登上了东行的列车。抵达乌金斯克后，他们换乘汽车来到蒙古的库伦（今称乌兰巴托）。由于交通工具紧张，邓小平和另外两名同学挤上了苏联向冯玉祥部运送武器弹药的大卡车，作为先遣队员先行回国。

朔风劲吹，雪花漫天，三辆卡车艰难地行驶在茫茫的荒原戈壁上。荒原上无路可循，司机只能靠着指北针和一张地图，摸索前行。一路冰封雪冻，车轮打滑，险象环生。有时车轮陷在坑里，6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手推肩扛，好不容易才将车轮一寸一寸地移出坑外，常常一整天也走不了几公里。饥了，大家就吃一把炒面；渴了，就抓一把雪含在口里；冷了，就下车来回蹦上几圈，活动活动身子。进入大沙漠后，汽车每天连几公里也走不了。靠着沙漠之舟——骆驼，经过八天八夜的艰苦跋涉，他们才走出了茫茫沙海。然后，他们改乘马匹，日夜兼程，历尽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西安。

此时的邓小平，已是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只有那一双年轻充满朝气的眼睛，依然乌黑闪亮，熠熠生辉。

到西安后，邓小平不顾将近两个月长途跋涉的劳顿，马上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建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紧张而繁忙的工作。

号称“第二黄埔”或“西北黄埔”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一所红色学校。它虽隶属于国民党驻陕总司令于右任，但学校从筹建到主要领导职务均由共产党人担承。除邓小平担任政治处长和党的书记，主要抓学校的政治教育外，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要职的也是共产党人。因而，这所学校实际上是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学校开设的课程，除军事训练方面的内容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组织等方面的内容。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讲革命，共产党人在学校中公开讲授马列主义，开设了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劳工神圣、新三民主义等课目。通过我党艰苦细致的工作，这所学校为当时风起云涌的第一次大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西安生活条件相当艰苦，邓小平曾跟冯玉祥蹲在洪城广场上用餐。在漫天风沙中，大家一同啃窝头，吃咸菜。偶尔到西安城里鼓楼附近吃上点羊肉泡馍，就是十分难得的奢侈享受了。但对第一次回国投身革命斗争的邓小平而言，那颗年轻的心始终是热的，整个西安城军民的血也始终是沸腾的。当时西安城内外，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集会游行、生产支前，革命的气氛十分浓郁，呈现一派繁忙热烈的动人景象。它与正誓师北伐、如火如荼的南方革命遥相呼应，声威显赫。

然而，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凶残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后，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中华大地。在广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长沙、武汉等地，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头落地，鲜血染红了江河大地。

在这紧急关头，冯玉祥思想发生了动摇，最终倒向了蒋介石。他以集训为名，下令全军政治处长到开封集中，以集中营的形式把他们囚禁起来。最后以“礼送出境”为名，将大批共产党人从他的部队和地盘中一一清除出去。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邓小平和刘伯坚、史可轩等人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邓小平去武汉找中央汇报西安的情况。邓小平随即连夜动身，这才避免了被囚禁和“礼送出境”的磨难。 n66ZIEbmhgDWj8862eM8gm5OgeVICPfGBZeKeK0ZiG6RAH5fxS0jTJF8fPwZzG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