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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法国五年多的勤工俭学生涯中，除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党团机关工作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打工糊口。他的进入学校读书学习的夙愿想不到在列宁的故乡才得以实现。邓小平和他的战友，躲过了法国警方的搜捕后，乘列车北上，途经德国，应召来到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在莫斯科，邓小平先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新创办的中山大学，接受正规的教育。
中山大学是一幢三层的楼房，据说革命前是沙俄一个贵族的宅第。它在莫斯科当地尽管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进步青年当中，名气却很大。1921年，苏联政府就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它除为苏联东部地区训练干部外，还为印度、日本、越南、阿拉伯等东方国家培养干部。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同志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人，就曾在这所大学学习。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大量干部。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中山大学遂应运而生，成为当时为国共双方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基地。当邓小平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目的地时，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隆冬的莫斯科，白桦树叶已纷纷落去，到处都是一片雪白的世界。银装素裹下的克里姆林宫犹如神话中的水晶宫，与红旗猎猎飘扬的宽阔红场遥相呼应，交相辉映。这里的男女老少，是这样的意气昂扬，和蔼可亲，与不久前法国警方的凶残、工头的吆喝叱骂和生活的困窘等形成了迥然而异的两个世界。邓小平从中强烈地感受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与资产阶级专政的鲜明对比和天地之别。他心中更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早日学成回国、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感也由此变得更加强烈。
邓小平在学校领了一个编号为233的学生证，为了学习和工作上的方便，他还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罗佐罗夫。他很快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
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十分丰富，除俄语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学、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等等。每天学习的课时很多，主要采用先由老师讲解，然后学生提问、讨论，老师最后进行总结的方法进行授课。对这一宝贵的学习机会，邓小平格外珍惜。他就像一块干海绵一样，吮吸着各方面的知识。过去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他虽也进行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但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毕竟是“太粗浅”，因而“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原理的学习，使他获益良多。
此外，学校还开设了有关军事知识和军事训练方面的课程。通过这些学习，邓小平不仅掌握了多种常规武器的使用，还初步接触了一些基本的军事理论以及作战方法和战术的具体运用。这为他日后卓越的军事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山大学当时有学员三百多人，分为十一个小组，每个小组三四十人不等。邓小平所在的第七组，集中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学员，共产党员除邓小平外，还有担任学校中共支部书记的傅钟以及李卓然等人，国民党员则有日后的风云人物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屈武等人。难怪当时有人称第七组乃藏龙卧虎之地。邓小平担任这个组的党组组长，尽管他的年纪远不是最大，但由于他有着旅法勤工俭学的五年经历和革命实践，因而在班上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显得比其他同学更为成熟。在讨论各种问题时，他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见解深刻，尤其是在同国民党人进行的有关信仰、世界观等方面的论辩中，他那有理有据的论辩总能赢得最多的掌声。
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虽然学校的学制是两年，但到1926年年底，他便奉命回到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祖国，投入到大革命的火热斗争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