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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昌对自己的长子格外器重，寄予了深深的厚望。邓小平五岁时，父亲就将他送进私塾发蒙。小小年纪的他也十分自重自爱，知道刻苦用功。
邓小平发蒙的私塾，就设在昔日邓翰林的“翰林院”。这是牌坊村当年最显眼的一所大宅第。只是盛时不再，家道中落，这所声名显赫的“翰林院”竟卖给了外姓旁人。私塾之所以设在这所大宅院的一角，固然是因为其院落颇大，堪以利用，但其中大概也蕴含着欲借助邓翰林的福荫，使牌坊村子弟通过念书得仕，重复翰林昔日荣华的企盼！
当时私塾除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外，主要功课就是描红习字。塾师评定蒙童成绩优劣高下，就是看他诵背是否流畅，习字作业则以红笔圈或打“×”来区别。错写或结构不当的就在旁边划一个“×”，写得好的就画一个圈。蒙童互相之间常常以自己所得圈圈的多少来炫耀自夸。
邓小平资质聪颖，悟性好，记忆力强。在先生教读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诵背课文，深得先生的喜爱，常常被先生叫起来为其他同学示范领读。教室里不时传出他那稚嫩然而十分认真的诵读声。对描红习字，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临摹练习。他的习字本上的红圈圈总是最多。邓小平的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十分能干，知晓事理。每当看见放学归来的儿子又得到了好些个红圈圈时，她就照例忙不迭地煮上一个鸡蛋以作奖励。
六岁时，邓小平进入了协兴乡的北山小学，接受新式教育。他更加勤奋自觉，刻苦认真。当时，从邓家老院子到北山小学堂是一条近两公里的乡间小道。小路高低不平，曲曲弯弯，一遇雨天，路面十分泥泞溜滑，很不好走。邓小平年龄虽幼，但从不畏难。不管春夏秋冬，他始终风雨无阻。母亲每当看到他浑身湿透，像一个小泥猴般回到家时，常常心疼地劝他雨天就留在家里自习。可是到了雨雪天气，邓小平又照旧说服母亲，坚持按时前去学校。在北山小学四载寒暑中，除了一次因病重无法起床外，邓小平从未落过一次课，一直保持全勤。除了那次因病落到第二名外，每次考试他均拔头筹，成为学校中人见人夸的好学生。
十一岁那年，邓小平离开北山小学堂，顺利地考入了广安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当时设在广安县城内的一个小山坡上。它是一幢两层的小楼，青瓦砖墙木栏，规模不大，每次只招一两个班，每班二十人左右。但它却是当时全县二三十万人中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不是成绩拔尖者，要想考进来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学校距牌坊村有十公里之遥，邓小平平常只在周末回家添些日常用品，其余时间在校住读。父母不在身边，邓小平的学习更是全凭自觉了。
1918年，邓小平顺利地完成了在广安高小的学习，考入了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广安县中学堂。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邓小平的眼界逐渐打开。特别是在五四时代风潮的击拍下，他不再满足于中学堂里“之乎者也”一类内容的学习。他渴望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企求能掌握一门可以富国强民的实用技术。父亲向他提出到重庆留法勤工预备学校学习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他很快便收拾好行装，离开了家乡，来到了一百公里外的重庆。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由当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和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社会贤达倡议创办的，校址就在重庆市夫子祠内。它是当时这个西南重镇的最高学府，要想考进去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如同此前每次入学考试一样，邓小平这次也是一试中的，如愿地成为首期一百多名学子中的一员。据邓小平当时的同学回忆，“他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经过一年的学习，首期学员中能顺利通过学校毕业考试及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口试和体格检查的，共有八十多人。邓小平名列其中，而且是年龄最小的一名。这一年，他刚满十六岁。就这样，经过十年时间的刻苦学习，一步一个台阶，邓小平于1920年8月21日，和八十多名同学一道在重庆码头登上了开往万县方向的“吉庆”轮，沿宜昌、汉口、九江一路顺水东下，最后抵达上海，开始了他赴法求学的漫长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