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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04年8月22日，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一个当地人称为“邓家老院子”的普通农家里，一个男性婴儿呱呱坠地，悄然降生。这个婴儿除有着邓家人惯有的圆鼻头儿这点明显特征外，其宽额圆脸、稀淡眉毛、白皙皮肤、黑亮眼睛等实在与当时降生的成千上万个婴儿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着他后来对华夏大地乃至世界局势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诞生和成长的轨迹才成为人们饶有兴趣进行探究的热点。他，就是邓绍昌的长子邓小平。
广安，地处四川省东北部，位于成都以东二百公里、重庆以北一百公里处。从广安县城到牌坊村，有十公里的路程。邓家老院子跟村里其他农舍相仿，是当时川东北农村中常见的木结构的三合院，青瓦土墙泥地。院子里是一块晾晒谷物用的约莫二百平方米的平坝，屋后是大片苍翠浓密的竹林。夏风吹过，飒飒声中带着阵阵凉意。镌刻在旧居门前由今人马识途撰写的一副长联，对此作了深刻形象的描述。上联是“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擎”；下联是“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它将人们探究的目光引向更广更深更远的时空。
就像千百万旧式家庭一样，对邓家老院子的主人邓绍昌来说，这个后来名叫邓小平的儿子的降生，使他熊熊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一天也成为全家上下最为喜庆的日子。邓家祖上自明初由江西迁来，其间虽也曾中过进士，封过翰林，但后来家道渐渐中落。到邓绍昌父亲时，家境已日益零落困窘，除一所住房外，田地不多，岁收很少，而且人丁不旺，子儿稀疏，已是三代单传。邓绍昌把重振邓家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长子身上。他为儿子取名为邓小平，五岁时就送他进私塾发蒙，六岁时送进家乡的初级小学，十岁时送进全县唯一的高小，十五岁时又送进广安中学。这对一个仅有十几亩田地，家境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邓绍昌对此始终不渝，最后通过变卖家产，将年仅十六岁的爱子送上了万里求学的漫漫征程。
入私塾后已改名为邓希贤的邓小平，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因为他此时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使得他有可能把个人的抱负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走上了一条与父辈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华，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前仆后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地处内陆的四川也不例外，其东北部地区很早就受到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1911年夏秋，席卷巴蜀大地的“保路运动”深刻地波及到广安，邓小平正在就读的北山小学以罢课的形式积极响应。随后，邓绍昌在当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行动。革命形势在全国渐成燎原大火，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国家并未独立统一，人民并未安居乐业。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新的出路。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十五岁的邓小平积极参加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组织的游行、罢课活动。这年夏天，重庆当时的最高学府留法勤工预备学校开办，为正在苦思国家、民族前途的邓小平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他产生了新的憧憬。1920年，他和父亲心意相通，说服母亲，迈出了赴法寻求救国真谛的第一步。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正是在汹涌澎湃、波澜起伏的革命大潮中，邓小平从一个渴求救国救民的热血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消灭剥削、消灭贫困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他的一生，有着三落三起传奇般的经历。他是求索中外的学子；他是红军时期的播火者；他是立马太行的政治委员；他是淮海大战的总前委书记，他是主政大西南的第一书记；他是身居一线、日理万机的党中央总书记；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他的一生和我们党、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袖，是重绘世界政治地图的一代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