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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撕下假和谈的面具，露出了真内战的面目，不断向我中原解放区等处进犯，全面内战阴云密布。为了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司令员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开赴华北战场，从此，在中原大地上，刘邓大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逐鹿中原的激烈战斗。
在极其紧张、艰苦的战斗环境中，邓小平和刘伯承患难与共，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是战争将刘邓两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他们在感情上非常融洽，亲密无间；在工作上密切协调，配合默契，彼此信任；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互相关心，团结得像一家人。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逐鹿中原，千里挺进大别山，百万雄师过大江，奋战南京、上海、杭州，进军大西南。在战斗生涯中，邓小平和刘伯承之间的战友情谊给长年跟随刘邓南征北战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经常对跟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说：“刘司令员年纪大了，身体弱，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要找他决策。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
刘伯承也经常对他周围的人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都要听政委的，大家都要尊敬他。”
刘邓之间的亲密友情源自于他们在工作中的互相支持。从1938年1月开始，他们就是统帅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亲密搭档，在抗日战争中威名远扬。到解放战争初期，刘邓率军逐鹿中原，更注意在工作中互相配合，互相尊重，从而保证了在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在紧张的战事中，每当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时，在最后下决心作出命令之前，刘伯承都要请邓小平发表意见。邓小平也十分尊重刘伯承。他常讲：“按师长的意见办。”并且解释说，我称呼“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的确，邓小平在很多方面都把刘伯承当作自己的“师长”。
1946年夏，为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我军主动向陇海路出击，在进军濮阳的途中，刘伯承问身边的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穰明德：“你看把总部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需要几部大车？”
穰明德想了想，回答道：“我看有五部就够了。”
但军队到了濮阳后，具体经办此事的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二十五部车。刘伯承在驻地看到后，便严肃地质问穰明德：“你说只要五部，现在为什么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他在地上踱了踱，来不及同邓小平政委商量，就下令召集来开会的军区和各纵队干部训话。
按理像军民、军政关系这类事是邓小平分管的，但他却常说：“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应该既分工又合作。”因此，他主动和大家站在一起，认真听取刘伯承司令员的严肃批评。
最后，刘伯承对大家说：“请邓政委给大家讲话。”
邓小平马上走上前，向大家严肃指出：“师长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几句简短的话语寄予了邓小平对刘伯承几多真挚的情感和尊敬！
邓小平不但在工作中尊重刘伯承，就是在其他方面，也总是把刘伯承当作自己的师长。
刘伯承文武双全，是一员儒将，除了指挥打仗，一有空就钻研军事理论，翻译俄文军事论著；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写得一手好字。邓小平就把他的字拿来细心琢磨，经常临摹，常常很风趣地对人说：“我练的是‘刘体’，这可是集王、颜、欧、柳各家各体之大成的字呀！”邓小平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家乡的山水和习俗，特别是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他们坚毅的性格和高尚的情操，这使他们有了许多的相同之处。长期并肩战斗的戎马生涯，更使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早在1942年，日军向抗日根据地发动春季大“扫荡”时，为了扭转困难局面，3月中旬，邓小平率七七二团一部到太岳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那时敌军修筑了白晋铁路，把太行和太岳区分割开。3月29日晚，收到电报说：邓今晚过白晋线去太岳区。那天刘伯承一夜未睡，坐在作战科替参谋值班等电报。天快亮了，接到陈赓来电，直到译电员把电报译完，知道邓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沁水县境内，才放心回去睡觉。
1947年8月底，刘邓大军进入了大别山。3个月的时间，歼灭了大量敌人。蒋介石紧急抽调三十个旅近三十万人压向大别山。刘邓大军物资供应紧张。已是10月初冬，整个部队还一身单衣，晚上只盖毯子和夹被。邓小平深知部队面临的困难和官兵生活的艰苦，他诚恳地对大家说：“我们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敌占区进行无后方作战，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要想办法克服。困难是有，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司令员对大家很关心，实际上他比我们更困难。他年近花甲，还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现在已到寒冷季节，晚上很冷，我们只好叫警卫员给他多铺些稻草……”
邓小平的一席话，感动了在场的全体官兵。其实，同志们都知道，邓小平自己也衣被单薄，想到的却是让刘伯承睡觉时尽量暖和些，而不顾及自己。真可谓于细微处见真情啊！
在刘邓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邓小平总是尽力多做些工作，以减轻刘伯承的负担。遇到参谋长处理不了的一些事情，邓小平常常出面召集各纵队首长共同商量，部署指挥。只有在战役发展遇到大的困难和要作出重大决策时，才与刘伯承一起周密考虑，作出决定，并由刘伯承出面召集各纵队首长，发布命令，鼓励、督促各部队奋勇杀敌，夺取胜利。
部队上下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只要刘司令员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谈话，说明战役已到了关键时刻。只要坚持贯彻下达的命令，胜利就要到来了。
实际上，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不仅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工作者，而且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者，是刘伯承在军事上的亲密助手。每次拟定作战计划和命令时，邓小平先敏锐地分析判断敌情，提出几种作战方案，并明确提出自己的倾向意见。刘伯承总是充分考虑和尊重邓小平的意见，并根据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以充实和完善。通常，在命令下达后战役发起前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总是主动照顾刘伯承，劝他抓紧时间休息，而自己却一刻不离地守候在电话机旁，进行指挥。下边报上来的问题，不论哪方面，不论大小，都能得到及时解决。此外，邓小平亲自守在指挥电话旁，对部队官兵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每当这时，刘伯承要么走到村外，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听听前方的动静，判断战役的进展情况；要么静静地坐在那里思考每一个作战细节，及时提醒下边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在指挥各大小战役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制定的作战计划往往周密完善，有很强的预见性和必要的灵活性，从而保证了各战役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邓小平和刘伯承结下的战斗情谊，鼓舞了一代人，教育了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