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十几年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和刘伯承曾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共同经历过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亲密无间。他们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在一个战役接连一个战役,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这种漫长而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在这种极度耗费脑力和体力的战场生活中,他们时常互相把挑在对方肩头上的重担换到自己肩头上来,或分成两副担子来分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他们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不可分割的。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他们更是相互牵挂,相互关心。
1942年春夏,侵华日军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两次“扫荡”,而后一次是空前的大“扫荡”。日军春季“扫荡”给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为了扭转这个局面,以应付将来更大的困难,邓小平去中条山,刘伯承留在太行山。3月中旬,邓小平率一支部队到太岳区。两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老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政委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当时,敌寇修筑了白晋铁路,插进晋东南,把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开。3月29日晚收到电报说:邓今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当夜,刘伯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替参谋值班等电报。天快亮时,他得知邓小平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后,这才放心回去休息。
自刘邓分开后,司令部向下发的电报仍是署“刘邓”或“刘邓李”。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预先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
1942年,适值刘伯承师长五十大寿。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政治机关的同志决定给刘师长祝寿,借以号召全体指战员向刘师长学习,并提高和活跃一下部队的情绪。
这是敌后斗争最困难的一年。刘伯承不赞成,他说:“自己对革命无功劳,且祝寿要浪费钱。”只是在大家的坚持下,才作了让步。
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
刘伯承也写了篇五十岁自铭:“我自己的一生,如果说有一点成就,那就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所给我的——因此,我愿为中国人民尽力。”
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候,刘邓更是配合协调、指挥一致。
1986年10月,刘伯承元帅逝世,邓小平率全家前去参加追悼会。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这样写道: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