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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16日，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与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副主任宋任穷等在师部驻地（河北省南宫县）会见了来中国进行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伊·福·卡尔逊，向他介绍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这次会见给卡尔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去后，写了《中国的双星》一书，书中记述了这次会见的情景以及他对邓小平的印象。卡尔逊在书中说：
经过五天的艰难旅行，我们来到了南宫，很高兴见到了邓小平、徐向前等八路军领导人。他们态度谦和、神情从容和满怀自信。
在会见谈话中，警卫员送来水果，邓小平请大家吃，他自己也吃起来。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对外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感受很鲜明的一条是：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并有明显的收效。
雨季开始了，瓢泼大雨下了两天，延误了我们的行程。这也使我有更多机会与邓、徐二人交谈。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个子矮但肩宽背厚，身体很结实，头脑非常灵敏。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八个月中，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所以对邓说的这个消息感到意外和怀疑。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我很尴尬，希望这不是事实，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
卡尔逊这位美国人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写到：邓小平以及他所见过的其他共产党军官都是信心十足的，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深信其军事——政治策略是正确无误的，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正得到成功的运用。
另一位外国人威廉·维特逊有如下描写：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八路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这里指挥着包括山西、河北、河南和山东广大地区的晋冀鲁豫军区的工作。这一地区的面积为五十万平方公里，其经济和政治工作同打仗一样重要。这项任务首先落到了邓小平身上。
豪沃德·鲍尔曼也写到：中国共产党“以罕见的速度”在敌后建立起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是1937年到1945年共产党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邓小平是这个党和他领导的军队的一位重要人物。
乌利·弗兰茨在一篇文章中说：刘邓大军发展成了红军史上最成功的一支军队，这绝非偶然。
1938年夏，他们控制了整个中国北部平原，又称为晋冀鲁豫平原，面积有法国的两倍那么大。日本人幻想从这块被解放的地区夺回一些土地，但从来就没成功过，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这块“中国文明的摇篮”一直都属于共产党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