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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邓小平政委来到一二九师前方指挥部所在地的道沟村之后，经常到司令部作战室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刘伯承师长指示作战科的参谋，每天都要向邓政委汇报情况，所有从山东方面、冀南方面、山西方面来的报告（包括敌情、我情、友情，我情中又包括地方武装的发展情况和作战情况）都必须立即送邓政委批阅。刘、邓首长批阅文电都十分认真及时，有了问题随时商量，从不耽搁。每份批复，都是根据刘师长、邓政委的批示拟定，再经刘邓审定签署后送交机要科用电报发出。当时参谋人员少，作战科的工作量大，每天都要忙到深夜，甚至通宵工作。邓政委经常对参谋处长李达说：“参谋同志工作太辛苦了。”李达处长也说：“是呀，不仅作战科参谋很辛苦，机要科和电台的译电人员、服务人员都很辛苦。”邓小平非常关心这些科室同志的生活，经常抽时间去看望作战科、机要科和电台的同志。有一次，他发现参谋人员的夜餐做得不够好，便将管理科长叫来，指着饭盒说：“参谋同志工作太辛苦，需要补充营养，以后夜餐要尽量搞好些。”
邓政委对中央的指示十分重视。每当收到中央指示的文电，便立即同刘师长一起来到作战室，对照地图，对中央指示反复阅读和研究，及时向各地区各部队提出如何执行的要求。邓政委还常常带着下面的报告来到作战室，从地图上查地名，看地形，有时和刘师长一起对报告中汇报的情况、请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研究，直到作出决定。有时商谈到很晚很晚，有时遇到很急的问题，邓政委和刘师长就在作战室里交换意见，商定之后便一条一条地对参谋口授向上报告和向下批复的文稿，等他们记录和整理完毕，邓政委和刘师长即刻修改定稿后，才签字离去。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一天，苟元书在作战室值班，有一份作战命令要立即送到三八六旅，内容是刘邓首长命令三八六旅从平汉铁路西侧向南横扫。
作为急件，苟元书命两个骑兵通讯员，火速送往三八六旅。
通讯员领命，即刻起程。途经营头村，这里有供给部的采购站。两个通讯员下马要了些烟吸，吸完后又驱马狂奔。
采购站的张科长无意走进两名通讯员休息过的房间，不禁大惊失色。但两名通讯员已无影无踪。
第二天上午8点，两名通讯员准时赶到三八六旅驻地。但要他们专送的绝密件却找不到了。文件不翼而飞，十万火急！
陈赓立即通过电话把此事报告了刘伯承。
“文件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邓政委指示：“要参谋带上通信员沿路查找，要通信员想想可能丢在什么地方？”
参谋处长李达立即命令苟元书带两名通讯员出发，并交待说：“到营头村时，到供给部的采购站看看。”
一路上他们认真寻找。苟元书的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到了营头村的采购站，一进门，张科长就说：“你们可来了！”他手里拿着文件，又说：“昨天我发现了这密件就去追，可人早没影儿了。”
苟元书接过文件仔细察看，见原封未动，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向张科长道过谢，就飞马赶到三八六旅旅部。
陈赓接过文件，瞪着苟元书他们：“你们耽误了我们七八个小时。”
苟元书没敢言语，也不敢休息，马上带着那两个通讯员赶往师部。
晚上8点，苟元书回到师部。“看你出了多大的乱子！这样重要的绝密文件，你为什么不亲自送？”刘伯承师长严厉的目光直逼苟元书。
屋里静得连掉根针也听得见，苟元书笔直地站着，低着头，好像连气也不敢出。
刘伯承和邓小平交换了一下眼色，语气缓和了一些：“没有泄密是幸事。找回文件你也出力了，处分可以免了，但教训是严重的。”
“参谋同志年轻，缺乏经验，这事对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邓政委语重心长地说：“最主要的教训是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他又转身对李达处长说：“这事你也有责任，平时检查督促不严。”李达表示诚恳接受批评。接着，李达叫来通讯连长，让他将丢失绝密文件的通讯员关禁闭一天，以示惩戒。这时，邓政委用商量的口气对李达说：“发生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是不是这一次主要是进行教育，禁闭就不关了？”
李达点头笑道：“既然政委讲情，那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