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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18日，新上任的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来到了师部驻地辽县西河头村。
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起部署和指挥着响堂铺伏击战。
1938年3月上旬，日军又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并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猛进。这样，邯长大道和以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的一条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决定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对敌人的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
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通过对反复侦察得来的大量情报的细心研究，最后认为，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是打伏击比较理想的地方。这里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悬崖陡立，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谷口较多，便于隐蔽和出击。在这里伏击日军的汽车运输队，把握比较大。26日，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部队从下良出发，向设伏地域移动。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邓小平和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后狄村的山坡上，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8点30分，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所属的森木及山田两个汽车中队的一百八十多辆汽车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开来，9点左右完全进入伏击区。徐向前一声令下，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山沟沸腾了。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摸不着头脑，在山沟里乱冲乱撞。就在敌军混乱之际，埋伏一夜的战士用手榴弹、刺刀解决了那些顽抗之敌。日军从东阳关和涉县出动的援兵，也被埋伏在那里的部队打了回去。激战两个多小时，战斗结束。这一仗毙伤敌四百多人，还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当日下午5时，日军出动十多架飞机，对响堂铺狂轰滥炸。但邓小平和徐向前已率领部队转移到秋树垣一带。刘伯承高兴地对邓小平、徐向前说：“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胜仗啊。”4月2日，刘、徐、邓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响堂铺一战是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直接参与指挥的第一个战斗。当时影响很大，是伏击战斗的典型范例之一。
4月初，日军以第一〇八师团为主力，纠集了三万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实施围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八路军总部制定了以一部兵力牵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一路的反围攻作战总方针。
为了打好这一仗，邓小平不仅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详细研究反围攻的具体作战计划，而且积极部署战前的政治动员工作。他指示师政治部编印《临时紧急教材》，发到各连队。并在各部队中发起了“看谁最能够执行命令、坚决勇敢、节省子弹、多捉俘虏、多缴枪炮，严守战场纪律”的竞赛。还先后主持了粉碎敌人围攻的誓师大会。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各部队政治工作干部协同县政府组织了反围攻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召集各抗日救亡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和制定具体的配合反围攻工作计划。在部署做好动员群众、“空舍清野”等后方工作后，4月11日，邓小平赶到桐峪镇师部，与刘伯承、徐向前共同指挥反围攻作战。
4月10日前后，入侵根据地的日军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中窜入辽县、武乡的敌人六千余人，遭到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的袭扰，加上广大群众实行了空舍清野，日军很快陷入饥饿和恐慌之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等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商定作战计划。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的动员工作搞得好。榆社给敌人来了一个‘空城计’，鬼子是饿着肚皮跑路的。”接着又建议说：“鬼子扑来扑去，搞不清楚我们去那里。我们却一直盯着他们。今晚让部队好好休息，以逸待劳。我们搞个计划，明天上午分配任务。”
15日早晨，师部率主力部队及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当晚进到武乡附近，待机歼敌。黄昏时，侵入武乡的日军约三千余人正沿浊漳河东窜。刘伯承等当即命令紧紧咬住这股敌人，并将主力部队兵分两路急速追击。第二天晨，一二九师两路纵队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地区追上敌人，随即发起猛攻，截断其后段一千五百余人，接着又在型村、李庄一带将敌截成数股，分割围歼。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士们英勇善战，从山头、山谷甚至几丈高的陡坡上冲向敌群，与敌人展开白刃战，顿时，敌人人仰马翻，死伤遍地。下午，敌增援部队赶来，战斗更加激烈。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认为，全部消灭敌人已无把握。为了巩固胜利成果，他们果断决定用少数兵力在前线布防成游击网，打击和迷惑敌人，命令主力部队立即撤出战斗。
长乐村战斗共歼敌二千二百余人，是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的决定性战斗，因而闻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