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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遭到“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邓小平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取能继续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不久，他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接任《红星》报的主编工作。《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负责编辑出版。在她的发刊词中曾这样庄严而自豪地宣告这份报纸的宗旨，是“一面大镜子”和“一架大无线台”，是“一个政治指导员”，“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和“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是“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和“裁判员”。“总之，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对于遭受排斥和打击的邓小平而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喉舌和舆论阵地，无疑激起了他极大的工作热情。邓小平很快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新的工作当中。
对办报，邓小平并不陌生。每当夜深人静，忙完一天紧张的编务工作后，邓小平常常仰望着夏夜的星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十年前在法国编辑《少年》、《赤光》时的那段难忘的岁月。那时，邓小平刚参加革命工作，年少气盛，血性方刚。虽然他也参加撰写了不少犀利、泼辣的文章，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骑、李磺他们斗争。”毕竟，邓小平那时只有二十岁，跨进革命的大门不久，还未来得及提高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水平，更多的是凭革命的热情和青年人的朝气来进行工作的。
此时，邓小平已从一个热血青年日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论个人的沉浮，生活的波折，都丝毫影响不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忘我的工作的热忱。邓小平这个当年的“油印博士”，在《红星》报主编的岗位上，游刃有余把《红星》报办得红红火火。说是主编，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手下常常只有一两个人。因此，事无巨细，邓小平无一不亲自动手。不论是组稿选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印刷发行，邓小平都身体力行。试想一下，五天一期，八开四版的报纸，从策划到发行，两个人的工作量该有多大啊！当时报纸的读者，主要是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文盲或半文盲为数不少。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总是力图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先后创办了十多个专栏和副刊，如《列宁室》，主要用以指导革命理论的学习，曾开展了《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连载了《苏联红军的道路》等文章，对广大指战员和地方群众学习革命理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红板》、《铁锤》副刊，则专门用来介绍红军和苏区先进人物的事迹，批评各种不良现象。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军事常识》、《卫生常识》、《俱乐部》等小栏目，它们除大量介绍防病治病、火线救伤和战略战术的常识，比如什么是堡垒战、游击战、运动战，在战斗中如何利用地形进行隐蔽、埋伏和进攻，刺杀、夜袭、侦察的要领，以及枪弹的使用和维护等，还不定期地刊登红军歌曲和当地歌谣，猜谜语、趣味问答等更是办得生动活泼，因而深受广大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欢迎。
尽管与十年前的《少年》、《赤光》全凭一笔一划在钢板上刻就不同，此时的《红星》报大都是铅印而成，但邓小平仍不时地露上一手。为了突出文章的内容和使版面生动美观，邓小平大都将标题手写，在木头上刻出字模后，再套印到报纸上。字如其人，与邓小平的日趋成熟相一致，此时他的字除保留当年的隽秀、清晰外，还显得更苍劲有力，富有韵味。有的战士说，看《红星》报既能读不少好文章，又能欣赏到邓主编的好书法。
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邓小平还在报上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仅社论就有《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多篇。这些文章，与邓小平在《赤光》上写的那些文章已迥然不同。文章的语言文字固不待言，尤其是文章的内容，其思想政治和理论水平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到遵义会议召开调任为止，邓小平共主编《红星》报七十多期。时间虽然不长，但无论是当年办《少年》、《赤光》，还是这一时期办《红星》报，这些经历都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于磨灭的印象。对如何办好革命报刊，发挥新闻舆论的喉舌作用，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建国不久，在1950年5月召开的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就如何做好新闻工作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见解。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说：“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二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无疑，这既是邓小平对新闻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当年办报的经验总结。这篇讲话至今对全党的新闻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