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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敌人趁我主力部队在北线进行建（宁）黎（川）泰（宁）战役之机，集中兵力向我力量薄弱的南部苏区步步进逼。邓小平从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摒弃与强敌正面交锋，搞“堡垒对堡垒”、“拼消耗”的错误做法，领导会、寻、安三县军民坚壁清野，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来有效地阻挡敌人的进攻。然而因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寻乌县终告失守。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此时担任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书记的邓小平因此被戴上了执行“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的帽子，受到一系列不公正的对待和斗争，许多干部群众也受到牵连。本来，在当时极端艰难的斗争环境中，由于敌我强弱等客观情况的变化，某一城池的得失应是正常的。所谓的“寻乌事件”，何以会成为一场党内斗争的导火索呢？这还得从头说起。早在一年多前，临时中央便提出要把“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作为目前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左”的冒险主义方针，便更加全面深入地贯彻推行起来。为此，他们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不仅把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将毛泽东排挤出对红军的领导，而且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把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左”倾政策的人一律划为“毛派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邓小平和当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就成为他们集中火力进行批判斗争的两个靶子。
面对数十万敌人的凶残进犯，面对自己同志的批判斗争，邓小平心情格外沉重。但他没有后退半步，而是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在当时，这样做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1933年2月，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公开点名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开展了对他们直接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并被勒令进行检查。
一阵阵雷声从远处隆隆传来，透过小小的窗口往外望去，屋外已是阴霾蔽日，山雨欲来。邓小平更感悲愤填膺，忧心如焚。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倒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党、红军和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将要受到的冲击，常常使邓小平忧虑不已。大敌当前，岂能如此地盲目冒进，岂能如此地压制党内不同意见，闹得人心惶惶！
邓小平再也忍不住了，他在名为“申明”自己“错误”的“检查”上奋笔直书，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土地革命的开展到所谓“寻乌事件”的发生，从理论到实际工作，历数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阐述和证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
这样的一份所谓“检查”，自然只能招来更加猛烈的指责和批评。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刊载的一篇题为《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文章，指责邓小平立场依然未改，强令邓小平必须彻底坦白自己的错误。
面对高压，邓小平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勇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格。他不仅没有按照“左”倾领导者的意愿违心承认所谓的“错误”，反而更具体地申明自己所一直坚持的观点和做法，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不实之辞逐一进行驳斥。
这一切更加触怒了“左”倾领导人。他们进一步发动了对邓小平等人的批判和斗争。1933年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四人作出了组织处理。邓小平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到宁都七里村进行“劳动改造”。
尽管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邓小平始终没有屈服。他没有悲观、沉沦，没有懊丧、怨天尤人，而是胸怀坦荡，乐观向上。他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同志说：“中央和省委刚开过会，把我打成‘毛派分子’的头子。”说到这里，邓小平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这笑声中虽不无苦涩的味道，但邓小平在稍作停顿后，又坚定地说：“我两次都据理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受到怎样的批判和斗争，我始终坚信我执行的是完全符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正确路线。这一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改变！”
在当时那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邓小平始终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忍辱负重，继续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义务，一如既往，他在革命斗争崎岖而艰难的道路上奋斗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