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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教育上，冯顺弟是一位非常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母亲，但在儿子的婚事上，冯顺弟却不那么开明了。
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是一个来自农村，裹着小脚，长相普通，大字不识几个的普通妇人。胡适和江冬秀之间可谓天差地别，人们很难想象，北大教授和小脚夫人的三观能有共同之处。但他们生儿育女，走过了很多曲折的道路，享尽了天伦之乐，两人相守了58年，江东秀也一直陪伴着胡适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民国历史上一件奇特的，至今仍让人疑惑不解的事。
13岁那年，胡适跟着母亲，到20公里外的绩溪旺川村舅母家，走亲戚看神会。胡适和一群同龄伙伴在姑婆家门前玩耍，这时候，江姓的一家亲戚正好也来做客，江家有个女孩叫江冬秀。江家和胡家，有点亲戚关系，江冬秀的舅母，就是胡适的姑婆。但这层关系不是很近，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两人也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江母发现胡适聪明伶俐，相貌英俊，谈吐不凡，对胡适非常喜欢，想着把女儿江冬秀许配给他。江家在本地属于名门望族，江家的女儿江冬秀在旌德江村出生，比胡适大一岁，江冬秀的父亲江世贤早年辞世，她的母亲吕贤英是翰林的后裔。
虽然出身官宦人家，但因为封建礼教的束缚，她没有接受太多的教育，只读了几年私塾，认识一点文字，能看点简单的书。江家提亲后，胡母非常犹豫，江冬秀大胡适一岁，按照当地的风俗，男方可以比女方大十岁，女方不可比男方法大一岁。另外，江冬秀属虎，属虎的“八字硬”。还有一点，江家家道兴旺，曾连续中了两个进士，点了翰林，是书香门第，但胡家却家道败落，胡适的父亲故去，身后的几个孩子，成器的不多。这么一比较，两家的门第非常不相称，所以，胡母一直没有答应这件事。但江母非常喜欢胡适，认为他有前途，是江家最合适的女婿，一心要结成这门亲事。所以后来江母就拜托胡适的本家叔叔，在江村教私塾的胡祥鉴先生做媒，江冬秀正时这位胡祥鉴的学生。江母给了胡祥鉴很多好处，拿到好处后，胡祥鉴也想着一定要把这件事办成。
为了促成这门亲事，胡祥鉴在胡母面前极力美言，说了江东秀很多好话。他的这些话很管用，胡母被他说动心了，同意看看江冬秀的“八字”，说是如果合适可以考虑这门亲事。她拿到江东秀红字写的八字后，找算命先生进行掐算。经过一番推算，算命先生说江冬秀的命中宜男，两个人的生肖非常合适，不冲不克，女大一没有任何问题。听了这话，胡母的疑虑打消了一半。胡母又把江冬秀的红纸八字叠好，放进摆在灶神爷面前的竹筒里。这个竹筒里面放了好几个女孩子的八字，这些女孩子也是胡母考虑的对象。他们拿起竹筒使劲地摇了摇，用筷从中间拣出了一个八字，拆开八字一看，发现正好是江冬秀的。胡母很高兴，她认为这是天赐的好姻缘，于是，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这个时候，胡适13岁，江冬秀14岁，他们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两家母亲定下来了。
但那时的胡适却不怎么开心，一方面，他还没有见过这位江冬秀真要进入婚姻生活，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胡适心里没底；另一方面，江冬秀的年龄比他要大，而且不多不少，恰好大一岁，与乡俗不合；最重要的是，时人盛传江冬秀泼辣如虎。不用想就知道，这么一个女子在自己身边，那还有好日子过吗？胡适忧心忡忡。
1904年初春，胡适由母亲做主，同毗邻旌德县白地江村的名门望族江冬秀正式定婚。冯顺弟为胡适定下婚事的这年春天，胡适三哥的肺病加重，因乡下的医疗条件有限，所以需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上海进行治疗。胡适告别了上庄村，和三哥一起去了上海继续求学，从上庄村到上海的路途遥远，他们两个兄弟走了七天七夜的山路到了杭州，然后再从杭州坐上火车去到上海。
胡适从封闭落后的皖南山区来到了上海，感觉万事万物都很新奇。当时的上海已经有了100万人口，是国际性的大都市。这里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往来的行人穿着时尚洋气，处处显示了上海的繁华和富足。光怪陆离的街道，各色各样的行人，扑面而来的现代文明把胡适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胡适到上海后，住在瑞馨泰茶叶店，二哥在上海的南市有生意。上学前，胡适跑来跑去的帮忙做点事。一天，二哥把胡适送到位于南市蓬莱路上的梅溪学堂去读书。梅溪学堂的创办人是胡适父亲胡传的好友张焕纶先生。
张焕纶，字经甫，号经堂，1846年出生于上海县城内梅溪弄一个书香门第，幼年随父识字读书，青年时入龙门书院求学。在龙门书院，他并不拘泥于迂腐空疏的义理、考据，而是热衷于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经世之学。在学习经书之余，他对地理学、军事学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中国边界战事依然频繁的当时，这两门学科成为很多爱国志士留意考究的对象。张焕纶钻研这两门学问，其意正是为了借此“为经世之本”。
张焕纶一方面耳闻目睹了外国侵略者欺凌、掠夺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一方面也痛切地感受到当时中国的愚昧落后，雪耻救国与启蒙发聩两种思想同时在他心中潜滋暗长。然而，救国雪耻的力量何在？方法何在？他像当时很多志士仁人一样，在黑暗中思考求索，种种救国的方略在他心中酝酿。
他向曾纪泽提出了“教者政之本，教成政则”的思想，并满怀信心地指出“世运无盛衰，转移人才始”的规律。其实这也是他创办正蒙书院也就是后来的梅溪学院以至毕生致力于新式教育的原因所在。然而，办教育应从哪里着手？张焕纶感到启蒙必须从小开始，所以他决定从小学办起。
1878年12月，张焕纶在上海县城小西门的梅溪一侧，创立了正蒙书院。除了张焕纶外，还有他在龙门书院的同学沈成浩、徐基德、范本礼、叶茂春、张焕符等，他们分别任教数学、化学、舆地、体育等课和管理校务。书院经费全由私人捐助，各位创办人或出房屋、或出钱钞、或捐助校用杂物。
到了学校，张焕纶先生问胡适：“可曾开笔做文章？”因为刚来的学生没有接触过算学和英文，所以学校的分班就以国文程度作为标准。胡适说没有。于是，他就被编在了最低的班级第五班。
在学校里，第五班是最低的班级，相当于小学的一年级。胡适报名后，先生发给他三本文明书局编的书，一本书是《蒙学读本》，一本书是《华英初阶》，另一本书是《笔算数学》。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九年的传统典籍，因为老师拿了胡适母亲不少钱，所以单独教了胡适很多知识，再加上胡适天资聪明，非常用功，所以当时就有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胡适刚来不久，沈先生在课堂上讲《蒙学读本》，他念了一段引语：“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念完后，他说，这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发现沈先生讲错了，等着老师讲完课后，胡适拿着课本走到沈先生的讲台旁，低声说：“先生，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听了胡适的话，沈先生知道自己讲错了，有些脸红，他吃惊地问胡适，你读过《易经》？得到胡适肯定的回答后，沈先生接着又问胡适还读过什么经书。
胡适告诉他，读过《诗经》《书经》《礼记》。沈先生脸上露出赞赏的神色，他发现胡适的国学水平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