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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病重，梁思成夫妇连忙搭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其实，梁启超的病早有征兆。早在1924年，梁启超就出现了尿血的症状，但因为情况不严重，也没有疼痛感，再加上他忙于工作，所以没有及时就医。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直到梁启超的妻子李惠仙因乳腺癌复发去世，丧妻之痛让梁启超加速衰老，病情也越发严重。
1926年2月，梁启超住进协和医院，最后确诊为右肾存在肿瘤，需要立即切除。然而，梁启超的亲友们却纷纷反对，因为当时西医在中国尚未立足，大部分疾病依然靠传统的中医治疗，所以大家对西医的信任度不高。
梁启超对西医有所了解，而且一直致力于向国民推动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思想理念，所以在经过思考后，还是决定接受西医手术，为大家做一个表率。
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被推上手术台，切除了右肾。就手术本身来说，非常成功。但是手术后，梁启超的身体病状并没有减轻，尿血现象依然时有发生，这说明梁启超的右肾并非尿血的病因，协和医院出现了误诊。
梁启超手术后仍未痊愈的消息传出后，他的朋友，如徐志摩、陈西滢等，公开撰文批评协和医生医术不精，进而抨击西医，在舆论上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梁启超深怕这场争论会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特意于1926年6月2日，发表了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他说：
“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鲁莽、考虑不周，我觉得冤枉。”
为了维护西医，维护科学，乃至于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梁启超不仅没有追究协和医院的责任，反倒替医生开脱，他的宽容与大度足以令人敬佩。
出院后的梁启超依旧保持着乐观的精神，不仅坚持在学术的海洋里带病遨游，还对远在大洋彼岸的梁思成关怀备至。
他给梁思成写了很多封家书，却从未谈及自己的病症。直到梁思成结婚后，他的病情越发严重，不得不再次手术摘除左肾时，才将病情告诉了梁思成。
当梁思成携带林徽因回国后，梁启超的精神得到了慰藉，他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说到：“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见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胀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子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是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岀来的一样。”
言语间，充满了对儿子的疼爱和对儿媳的满意。然而，望着形容枯槁、面色苍白的父亲，梁思成却不由泪如雨下，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往日充满精神活力的父亲，竟然病到这种程度。
愉悦的心情或许能缓解身体上的疼痛，但是却并不能根治。1929年1月15日，梁启超陷入弥留之际，他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关于家事的遗言，只是要求家人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医院，探查出真正的病源，以供医学界参考研究之用。四天后，也就是1月19日下午2时15分，梁启超溘然长逝，时年仅56岁。
父亲的离去，让梁思成悲痛万分，从这一刻起，他不仅要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还要担当起梁氏家族的支柱。
这一年的11月，他与林徽因一起为梁启超在北京香山卧佛寺东侧设计并监修了古朴庄重、形似样状的墓碑，这算得上是他们共同设计并付诸实施的第一件作品。
按照梁启超的意愿，梁思成夫妇回国后，就进入了国立东北大学执教，并且协力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建筑系，从而开始了他们在建筑事业上携手相伴终生的漫漫历程。
国立东北大学，创建于公元1923年，其前身是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沈阳文科专科学校，两校合并后在沈阳北陵附近建设了新校园。
当时的东北虽然是日本觊觎的重点地区，但在少帅张学良的治理下，呈现出中原地区少有的欣欣向荣之景。张学良为了励精图治，培养人才，亲任东北大学校长，在学校内部进行了充分的扩充和革新，还大胆地筹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建筑系，梁启超正是看重这一点，才希望梁思成到东北大学任教的。
不过，当时建筑系虽然已经招收了一班学生，但一个专业教师都没有，所以梁思成进入东大的第一学期，就不得不身兼数职。即是系主任又是主力教师，还要办理不少勤杂事务，而妻子林徽因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教师，幸好在第二学期，他请到了陈植、童窗、蔡方荫等人任教，日子才好过一些。
梁思成虽然忙碌，但是对学生们的教育却毫不放松。在东北大学，林徽因讲授美术和建筑设计，梁思成则讲授建筑学概论和建筑设计原理，同时他还将西方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相融合，开设了建筑史课程，着力将建筑的深层内涵灌输给他的第一批学生们。
对此，学生张翔先生回忆说：“先生虽然个头不大，但两眼炯炯有神，而且带着对建筑学专业的无比热爱和自信，给人以很大的感染力。先生的第一句话就说'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者，它反映时代的步伐和精神'。最后他总结说'一切工程离不开建筑，任何一项建设，建筑必须先行，建筑是工程之王。’听了先生的这一篇讲演，我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建筑不再转系。”后来，张翔先生成为美国夏威夷的一位著名建筑师。
除此之外，梁思成的开山弟子沈三陵先生也对师父第一次上课时的场景记忆犹新，他说：先生的第一句话说，不满18岁的同学请站起来，呼啦一下站起了三分之一的同学。先生温和地笑了笑说果然你们是年龄最小的一班。于是他转身在黑板上只用了一笔就勾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狗，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狗，他又在黑板上画了个与狗同等大小的小屋，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狗窝。他点了点头，又在狗的旁边画了一个大的房子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房子。先生笑了，在黑板上写上“尺度”两个字，然后说这就是尺度。对此，沈三陵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也是教师了，感到给初学的同学讲清'尺度’的概念颇费口舌，但先生当年那么简单生动地帮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尺度'，这一课我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工作异常忙碌，几乎每天都要辅导学生到深夜。在身体疲惫的同时，他们的灵魂却保持着诗意和香气。
回忆起那段日子，林徽因笑着说：“当时东北时局不太稳定，各派势力在争夺地盘。一到晚上经常有土匪出没。他们多半从北部牧区下来。这种时候我们都不敢开灯，听着他们的马队在屋外奔驰而过，那气氛真是紧张。有时我们隔着窗子往外偷看，月光下的胡子们骑着骏马，披着红色的斗篷，奔驰而过，倒也十分罗曼蒂克。”
可惜，罗曼蒂克代替不了现实生活中的严峻，作为梁家长子，除了要赡养妻子和她的母亲外，还要担负起照顾弟妹，教养子女的重任。面对捉襟见肘的困顿生活，梁思成不得不在教学之余想法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