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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1年10月10日，神州大地上发生的一场巨变不仅推翻了满清王朝，也改变了梁家的命运，这场巨变就是辛亥革命。
为了祖国的前途和个人的理想，梁启超决定携带家人回国。虽然对于梁思成来说，这还是第一次踏上故土，但祖国的观念早已深深烙印在他幼小的心里。
归国后的梁启超，应清华校长的聘请到清华讲学。
清华大学是用美国国会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创办的，这所学校具有鲜明的近代教育色彩，学制八年，六年预科，两年本科，而且还会为优秀学生提供到美国深造的奖学金。现在清华大学北院住宅区西北角，一栋小小的二层楼房便是梁启超当年在清华讲学时的临时住处。
公元1915年，梁思成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清华学堂，成为了中国政府公派留美预科班的一名学子。在清华读书的8年，不仅成为他一生前途与命运的新起点，也成为他和清华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爱恨情仇的开端。不过此时意气风发的梁思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正在尽情地享受着飞扬的青春。
当时能够进入清华学堂读书的学子，大部分都是出自官宦富贵之家，因为这些人家中多有在海外留学或任职的人，所以能看到西方教育的先进之处。以往按照中国旧式教育，这些少年必须进入私塾读诵儒家传统的经史子集，以后才能参加科举，从而走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仕途之路。
不过，这些学子虽然经济阔绰，但在清华求学时却只能过着朴素的生活，因为学校在生活上对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不论家里寄来多少生活费，都由斋务处掌管，学生花钱要记账，周末交斋务处检査，乱花钱不记账的学生是要记过的。
清华的这种管理模式，或者说是培养方式，让梁思成形成了节俭的生活作风，使他今后即使是在逃亡的生活中，也没有被贫穷病痛消磨了人生斗志。
对于梁思成在清华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梁启超是非常赞成的。因为勤俭而好学上进的“寒士家风”，一直是他对子女们的培养方向。即便是梁思成成年后，他也没有放松对儿子在这方面的教育。
比如后来当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从美国学成即将归来时，梁启超在谈到他们的就业去向时说：“奉天形势虽然危险，但建筑事业会有很大的发展，只是生活条件比不上清华，也不知道他们夫妇是否愿意去奉天。不过，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
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再加上他严谨向上的学习态度和个人天分，梁思成的学业一直非常优秀，但他不满足于做个“书呆子”，所以在音乐、美术、体育等众多方面均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梁思成十分聪明，只要他去学，就一定能学有所成。他在清华求学期间，拥有了诸多荣誉性头衔和职务，比如“最有才华的小美术家”“首屈一指的小音乐家”“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和“跳高王子”，以及“美术编辑”“管乐队队长”“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坚分子等等。
说到“跳高王子”，可能有人不信，毕竟梁思成的脚掌不像一般人平整。对于这一点，晚年的梁思成说过：“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是当年还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
马约翰先生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著名的体育教育家，曾应聘到清华任教。梁思成说这些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想要感谢这一段经历。正因为有了一个好身体，加上在学校中接受了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才使他日后在野外调查，测绘古建筑时，能够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人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梁思成这种健康而广泛的兴趣和爱好，无形中也培养了他积极乐观而又敢于进取的精神和性格。
梁思成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虽然进入清华后他才接触到钢笔绘画，但却在这方面迅速展露出过人的悟性和才华。梁思成的老同学陈植先生回忆说：“在清华的八年中，思成兄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潇洒。曾在清华年报任美术编辑，他酷爱音乐，与其弟思永等人向张蔼贞女士学钢琴，他还向菲律宾人范鲁索学小提琴。利用课余时间孜孜不倦地学奏两种乐器是相当艰苦的，但他却引以为乐。大约在1918年，清华成立管乐队，由荷兰人海门斯指挥，思成兄任队长，他吹第一小号，也擅长短笛……此外，思成还与同班的吴文藻、徐宗漱等四人，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梁思成在清华学堂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作为父亲的梁启超却开始隐隐担心起来，他害怕儿子在西式教育中会渐渐遗忘优秀的传统文化。于是，他建议清华学堂成立国学研究院，并亲自担任第一任院长上台讲授国学史。
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放暑假的时候，还会在家中开设国学课堂，为子女们授课，授课的内容包括《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及《前清一代学术》等。为了检验梁思成的国学基础，梁启超还鼓励梁思成和另外两名学生共同翻译《世界史纲》这一世界名著，这对于年仅21岁的梁思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更是一个巩固国学的机会，梁思成后来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为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梁思成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博学多才和兴趣广泛，也继承和延续了父亲积极参与政治的意识和热情。对此，清华校史组的黄延复同志撰文说：学生时期梁思成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同学们称他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22军”中的中坚分子。
然而，正是因为梁思成对于国家政治前途命运的热情和关注，导致他遭遇了一场意外的横祸。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着摩托车，带着弟弟思永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当车行驶到南长街口时，忽然窜出一辆车将兄弟二人重重撞飞。
梁思成被压在摩托车下，左腿骨折，脊椎受伤，梁思永面部受伤，满脸是血。面对如此严重的车祸，肇事者并没有下车救护，仅仅从车窗里扔出一张轻飘飘的名片后就绝尘而去。
肇事者为什么如此嚣张？因为他是政府高官——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金永炎。如果换成普通的老百姓，或许无法为自己讨回公道。但梁思成兄弟可是梁启超的公子，在北京各报的大肆渲染下，此事引发了极大的社会舆论，金永炎不得不出面道歉，并承担了梁思成兄弟的医药费。
金永炎道歉了，但那场车祸却给梁思成留下了终生的伤害，因为左腿没有接好，所以比右腿略短一公分，他从一个英俊潇洒的帅小伙变成了一个“跛子”，就连鞋子都要专门定做。更糟糕的是，这次脊椎受伤留下的病痛则折磨了梁思成一生，使他在外出调查古建筑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
因为落下残疾，梁思成备受打击，一时萎靡不振，幸好他的未婚妻，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林徽因一直陪在他身边。在梁思成住院的时候，林徽因天天跑去医院照顾他，帮他翻身、擦洗、换药。还要照顾他的情绪，想尽办法逗他开心，为他讲笑话，说新闻，读诗歌……然而，这一切却引发了梁家的家庭大战，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