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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他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他被称为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也为我国多项重要工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建筑设计的最高奖就是以他命名的。
然而，提起梁思成，大家的第一反应却是他与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情感纠葛，这是有失公平的，纵然他没有徐志摩的浪漫，也没有金岳霖的特立独行，但他仍然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存在。
梁思成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从东京到横滨，再到神户郊外的须磨，都留下了他成长的足迹和美好的记忆。而这段生活经历，还得从梁启超逃亡日本说起。
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开始实施，但仅仅维持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最终光绪帝被囚禁，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逃到法国和日本。
梁启超到日本后，一直郁郁寡欢，直到梁思成出生，他的脸上才多了几分笑容。
说起来，似乎冥冥中就有注定，梁思成生于1901年4月20日，彼时正是日本樱花绽放的时节。而梁思成的命运也像樱花一样，烂漫又短促。虽然他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命运的折磨下负重前行，但从未低下高贵的头颅，一直恪守着自己的信仰和风骨。
人们都说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但他的弟妹们却称他为二哥，说起原因，还有一段颇为离奇的故事。
在梁思成出生前，他的母亲李蕙仙曾于1900年生下过一个孩子，但仅仅两个月就不幸夭折了，所以梁思成的出生，不仅满足了梁家对男性继承人的期待，也缓解了父母的丧子之痛。但很快，梁启超夫妇就对刚出生的小思成产生深深的担忧，因为他不仅瘦弱，而且两条腿向外撇开，两个脚尖相对，看起来像是一个畸形儿。
梁启超请来外科医生为儿子治疗，经过仔细检查，医生订制了治疗方案，就是将婴儿的脚扳正后用绷带缠紧，再放进特制的木盒里进行矫正。梁启超虽然心疼孩子，但为了能矫正孩子畸形的双脚，让他像正常人一样行走，还是忍痛照做了。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小思成的腿总算是矫正过来了，但脚板依然不像正常孩子的双脚那样平整。但对于这样的结果，梁启超已经非常满意了。
虽然解决了腿脚的问题，但是梁思成从小体弱多病，打针吃药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家人想尽办法，都不能让他健壮起来。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的母亲李蕙仙梦见一个婴儿不住地向自己啼哭，待她从梦中惊醒后，就找到一个会圆梦的先生询问。
圆梦先生说：“这是死去的长子要求梁家承认他的地位。”
不知是出于迷信，还是对逝去孩子的疼爱，从此，梁家便将长子的位置空了下来，而弟弟妹妹也改口称梁思成为二哥。据说从那以后梁思成的身体竟然真的慢慢好了起来，在清华上学时，还成为颇有名气的健将。
梁思成的出生，为梁启超增添了几分快乐，但还有很多困难有待解决。
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先是住在东京。当时，他担任《新民丛报》的主编，可以将全家安置在报社二楼。但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很多族人都受到了牵连，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到日本。无论出于道义，还是出于传统的家族观念，梁启超都必须承担起照顾他们的重任。
随着人口增多，梁家的住房越发拥挤，几乎已无立足之地，幸好有一位倾心改良事业，又欣赏梁启超人格魅力的华侨，慷慨地将自己在神户郊外须磨的一栋别墅借给了梁家居住。
这栋别墅虽然偏僻，但是环境幽雅，风景如画。高兴之余，梁启超将自己的新住所命名为“双涛园”。
“双涛园”的生活虽然清贫，却充满了趣味，以至于到了晚年，梁思成还依旧对这里念念不忘，他说：“我自横滨时期开始记事。父亲当时在编写一份知识分子刊物《新民丛报》，印刷厂的二楼就是我们的家。我每天到华侨办的大同学校附属幼儿园去，教师全是日本女人，她们都很慈祥温柔，像妈妈和姊姊一样。”
日本地震多，因为母亲是缠过脚的，下楼不太方便，所以每次地震发生的时候，都是日本阿姨抱我下楼，差不多在我六岁那年，我们搬到了须磨，住的是一栋华侨拥有的别墅，有座大花园，连着一片直往海滨的松林。父亲称这地方为“双涛园”，因为听得见海涛声和松林间的风声回荡。
堂哥堂姐们和我一块儿从家里步行到通往神户的火车站，搭车到神户同文学校上课。火车查票员待我们很和善，即使是一天没去上学，他们也会担心，第二天一定要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梁启超非常重视子女及华侨子弟的爱国主义教育，所以在神户办了一间华侨子弟学校，取名同文学校。学校离家很远，中途要乘坐一段小火车。但是，如果哪天梁家孩子们迟到的话，十之八九都是因为梁思成。因为梁思成在上学途中有一个极为滑稽的习惯，那就是在上学途中一定要大便一次，然后才能同大伙儿一同仓促地向车站奔去。
梁启超虽然对子女们在学业上要求严格，但是在生活里却是一个风趣温和的父亲。每天晚饭后，梁家的孩子们就会围坐在一个小圆桌旁，听父亲给他们讲故事。梁启超最喜欢讲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比如霍去病、岳飞、文天祥等等，这些故事深深地印在了梁思成幼小的心里，使他最终成长为一个挚热的爱国主义者，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胜于一切。
梁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式贵族家庭，先后有14个孩子出生，最终长大成人的有9个。在梁启超的悉心教导下，这些孩子们都成长为杰出的人才，创造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这种近代以来难以复制的家教传奇。
梁启超不仅关注孩子们的教育，也注重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曾经聘请了一位海军的退役军官教孩子们游泳，教练非常严厉，如果他们不好好练习就会受到批评，但如果表现得好教练就会请他们吃冰淇淋。长大后的梁思成回忆说：“教练在海滨浴场开有卖柠檬汽水的小店，留着小胡子，30岁上下，游泳很棒，教练的方法也特别对头。”
有一年夏天，梁思成正在海边和兄弟姐妹们嬉闹，康有为来到“双涛园”看望梁启超，这对师徒感情依旧深厚，但相互之间的思想观念及政治主张都发生了很大分歧，所以一见面难免展开激烈的辩论，而辩论双方往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就演变成了高声争吵。
这种争吵导致了孩子们对康有为的厌恶，在梁思成的策划下，他们展开了对康老夫子的“报复”行动，据梁思成后来回忆说：“有一段时间，康有为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孩子们都不敢接近他。因为他总是大声和父亲辩论，我们不懂他们在争论什么，但认定他对父亲不好，因此等他下海游泳时，我就潜泳到他身下揪他的胡子。”
大概康有为的固执给梁思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晚年时，梁思成还清晰地记得关于康有为的一些轶事，比如剪辫子。
那时候的康有为仍留着他那满清帝国的大辫子，父亲和许多华侨都劝他把辫子剪了，但他死活不同意，直到后来受不了被日本人当猴看，才同意剪掉。
为了剪掉辫子，康有为还搞了一个非常隆重而复杂的仪式。他先朝北京方向摆了香案，还朗诵了一封写给溥仪皇帝的信，奏明皇上，自己在日本奇装异服的苦衷，请皇上恩准剪辫。
接着，康有为又念了一封写给祖宗和父母的信，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易毁坏，必须要对长辈有所交代，而且他每念完一段，就庄重无比地行一次三跪九叩的大礼。直到行礼完毕才坐下来。
这时候，满头雾水的日本理发师才拿起工具准备剪发，谁知外面忽然十几串鞭炮齐鸣，理发师大吃一惊，手上的剪子都差点吓掉了。
梁思成小时候虽然顽皮，但对父亲却是满心地崇拜和景仰，并将他的教导都记在了心里。而梁启超不仅要求孩子有坚强的奋斗精神，还要他们乐观风趣富有人情味。他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作的事，总是作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在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又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在梁启超的言传身教下，梁思成得到了他的真传，爱国、向上、豁达、坚韧以及对困难永不退缩。虽然就社会影响而言，梁思成无法超越他的父亲梁启超，但他从未停留在父亲巨大声望的庇护下，一生都在为自己挚爱的建筑事业而奋斗不息。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双涛园的小顽童终会长大，进入少年时代的梁思成即将回到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