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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母亲收到学校通知，说她正上高二的儿子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根据学校心理咨询室的说法，该生的抑郁症测试结果显示，他存在自杀冲动的可能，最好寻求专家的帮助。这位母亲万分惊讶，立刻疯狂搜寻青少年精神科医师的信息。
在第一次的治疗中，医师表示必须先为孩子进行心理检查。安排好心理检查的时间并完成检查后，又经过十余天的等待，终于听到检查结果，确诊为抑郁症，原因不出所料，是父母长期以来的冲突对孩子造成了巨大影响。
由于需要药物治疗，母子俩取完药后，又预约了下次门诊的时间，这才回家。回到家中，孩子告诉母亲自己再也不要去医院，也不想吃药。
奇怪的是，这段时间孩子的状况竟稍稍好转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好心情也开始频繁出现。他有时会坐在母亲身旁，有时会乖乖将母亲准备的饭菜全部吃完，表情也变得柔和多了。
母亲原本担心孩子抗拒治疗，然而孩子却与过去的表现大不相同。看着孩子的转变，母亲觉得自己总算尽了为人父母该尽的义务（带孩子上医院、让孩子接受心理检查等），负罪感得以稍稍减轻，于是最后决定中断医院的治疗。
不久后，孩子告诉了母亲自己当时的心情。孩子说：“和妈妈手牵手去医院的时候好开心。”“和妈妈在医院附近吃的猪排饭很好吃。”孩子接着说出和母亲在医院诊室内的感受，瞬间打动了母亲的心。
原来是母亲听着医师的诊断，眼含泪水、焦急万分的模样，被孩子看在眼里了。看见这一幕的孩子，察觉到“啊，原来妈妈是因为我才这么辛苦的啊”，内心因此安定了下来。换言之，当孩子发现自己是母亲眼中重要的人时，这股信心带给了他十足的安全感。尽管拒绝了药物与咨询治疗，但这个孩子从母亲的泪光中看见了自我，症状因此获得改善。这位母亲一边告诉我当时孩子说的话（感受），一边泪水扑簌簌流个不停。
那么，这个故事说明这个孩子不需要心理检查、药物治疗和精神科医师，就能完成治疗吗？从结论上来说，并非如此。不过比起心理检查与药物治疗、精神科医师，还有其他效果更强大的治疗剂，那就是母亲的感受。夫妻之间长久以来的冷战，导致母亲心情压抑。就在此时，传来孩子罹患严重抑郁症的消息，使这位母亲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孩子的感受上。
也许当时医师关注的焦点是医学诊断程序：先接受心理检查→结果为抑郁症→必须吃药治疗，导致医师也像这位母亲过去一样，没能过多关注孩子的感受，而母亲也只是对医师的指引言听计从。模式化的诊疗程序，可能会使孩子承受更强烈的孤独。
不只是医师，学校辅导老师也是如此：看见孩子有自杀冲动的征兆，并没有用心去关注孩子，而是赶紧将包袱甩给母亲，而母亲则忙着寻找专业医师，再次把包袱甩出去。在这段时间里，辅导老师与母亲都没有真正“看见”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比起寻找更优秀的专家，辅导老师与母亲最先要见的人应该是孩子，应该将目光聚焦在孩子的感受上。孩子分明已经发出呼喊，表现出自杀冲动的征兆，辅导老师与母亲为什么不直接问问孩子的感受？为什么放下孩子不顾，急着向周遭寻求帮助？
“听到辅导老师的话，妈妈真的吓了一跳。妈妈不知道你心里这么难受，对不起。这段时间很痛苦吧？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母亲必须直视孩子的眼睛，亲口询问孩子的感受。无论是母亲还是辅导老师，只要知道孩子正经历痛苦，任何人都应该先将目光放在孩子身上，询问孩子的感受。这是所有大人最必要也最关键的回应，然而所有人都跳过了这一步。
正如田里的庄稼接受太阳照射而生长，当父母对孩子的感受表达关怀与关注时，孩子内在的“自我”自然会做出回应。如此一来，父母将会听见孩子的“自我”回归的声音。那正是心理复苏术带来的效果。
“爸妈吵架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肯定很难过吧？”
母亲必须用这种方式询问孩子，才能找回自己这段时间错过的孩子。孩子的自杀冲动不是病毒导致的纯粹医学疾病，也不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罕见疾病。那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
例如孩子在小区内忽然走丢时，父母应该先设想孩子可能被什么吸引而走远，到孩子可能去的地方搜寻，而不是立刻报警——那不是寻找孩子最快的方法。
同样的道理，得知孩子具有潜在自杀冲动时，父母急忙之下确实会想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面对这种紧急情况，我们大多会根据自己有限的知识来判断，认为交由专家处理应该会比自己错误的处理更有帮助。不过事实不尽如此。对孩子正确的理解与共情，同样是最专业的处理方式。
如果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当这些患者做出难以理解的行为时，当然需要医师的专业判断。但是在家庭或同侪关系中经历冲突或伤害的孩子，与罹患特殊医学疾病的病患情况不同。这是孩子在生活中经历的问题引起的，是关于孩子内心的问题。
在疾病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最自然、最直接的回应，有时反倒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这种方式能更快地渗透人心、贴近人心，而知道其威力的人，都会是最优秀的心理治疗师。面对承受痛苦（无论是哪一种痛苦）的人，只要将重点放在他痛苦的情绪上，面对面询问他的心情与感受，并且一边听着他的故事，一边对自己所能理解的部分给予共情，就是最有效果的帮助。
孩子因为长久以来得不到他人的关注、了解，感到痛苦无助，然而孩子身旁的大人却像是参加接力赛跑一样，忙不迭地将孩子的痛苦转交给下一个人。辅导老师转给父母，父母转给精神科医师，精神科医师转给药物治疗和下一次看诊。这种情形可称为“关怀的外包”。
这种违背常识、不正常的外包行为，将造成人类的不幸。母亲看似毫不起眼的外行举动，却是撼动孩子内心的关键力量。母亲闪着泪光的眼眸、和母亲一起在餐厅面对面吃猪排饭的时光，就像氧气一样，让原本窒息的孩子变得呼吸平稳，治疗效果绝佳。
尽管如此，仍会有人怀疑：“孩子的状况如果忽然恶化，该怎么办？”“无论如何还是需要专家的帮助吧？”这种不安的情绪背后，是对自杀冲动的莫名恐惧。因为死亡总在无法预测的瞬间闯入人生，人们一听到意外的死亡，大脑就会立刻一片空白。
过去数十年来，韩国的自杀率已经达到世界前几名的程度。每个人也许都听说过某位好友或家人，因为自杀或悲剧事故离开人世。
有时我们会想：“是不是我消失了，所有人就会得到解脱？”也曾经想过：“与其活得这么累，不如忍受瞬间的痛苦，或许就能永远解脱了。”
在校园或职场上承受着生不如死的痛苦的人，数不胜数。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下，低声下气地活得像囚犯一样的人，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我们的社会中，自杀冲动已经屡见不鲜。
当我们面对那些“想死”的人时，经常无法分辨当事人只是表达自己累得要死，还是真的宣告自己即将自杀，对此我们会感到恐惧不安。其实，没有人能单纯从字面上得知别人处于何种心理状态。专家也是如此。必须继续深入询问，在确定对方属于哪一种状况前，必须稳住情绪，冷静沉着地追问，才能知道答案。
如果没有人愿意循循善诱，问出最后的答案，那么口口声声说“想死”的当事人，可能也搞不清楚自己是累了才说出那样的话，还是已经濒临崩溃，必须采取极端手段解脱。对他们而言，光是出现“想死”的想法，就足以令他们感到恐惧，这使得无助的情绪越发强烈。必须借由回答他人的问题，他们才能逐渐看清自己的想法。
“好想死啊……”
“连想死的念头都出现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不知道。（一阵沉默后）好像已经很久了。最近那样的想法好像越来越强烈……”
“原来如此。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的话，这段时间肯定过得很辛苦吧。这么辛苦的日子，你是怎么撑过来的呀？”
“不是一个人发呆，就是玩游戏。”
“这样会觉得比较舒服吗？”
“好像只有当下觉得开心。如果游戏玩输了，反而觉得压力更大……”
“这样啊。所以最近才会那么沉迷游戏呀。因为你觉得累了，所以想玩游戏，但是爸妈却不明就里地对你唠叨，要你别再玩游戏，对吧？最近什么时候会有想死的念头呢？”
虽然一开始问的是当事人想死的心情，但是在对话过程中，也会自然而然聊起自杀冲动背后的日常生活。像这样，我们可以先对当事人的生活表示实质关心，接着再联系他的日常生活和他“想死的念头”，提出想进一步了解的问题。
最重要的不是问什么，而是当对方透露出想死的心情时，别让对方的痛苦得不到任何重视或者被忽略、漠视、指责。
当某人说想死时，人们总以为太过详细地询问这个念头的成因，会给对方带来二次伤害。其实不然。身处痛苦之中的人，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这些关心的话语。当我们表现出强烈的痛苦时，如果有人关心我们当时的心情和处境，并询问我们的感受，安慰和治疗便已开始。问什么并不重要，“有人愿意关心我，对我的心情感到好奇”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治疗的行为。
在寻求专家协助前，这个行为已足以积极保护当事人。在某些情况下，光是介入的行为，就能在没有专家的协助下拯救当事人的性命。
如果初中二年级的儿子和母亲忽视那些有助于改善症状的日常行为，例如两人往来医院时，从彼此眼中看见的信任；肩并肩牵起对方的手时，感受到的掌心温度；一边共进晚餐，一边闲话家常时的共鸣，以及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修复的母子关系、亲子之爱与共情，那么再专业的治疗也只是徒劳。
忽视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或平时的交流，只想依靠专家的治疗，这种行为被称为“关怀的外包”。例如孩子有严重的急性哮喘，父母身上必定随时准备喷雾剂（急性哮喘发作时，有助于维持呼吸的喷雾型药剂）。当紧急状况发生时，不必立刻送往医院或呼叫救护车，只需要父母和孩子一起调整呼吸。
只要事先了解急救方式，在生活中养成立即处理的习惯，那么即使发生紧急情况，也不必立刻就医。这样的习惯反而更可靠。
把关怀外包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当我们生命中的痛苦与孤独被医师用“抑郁症”的诊断结果轻率定性时，那一瞬间个人感受将消失殆尽，从此带上抑郁症患者的标签。受尽痛苦的折磨时，人们最需要的是情感上的共情，然而当一个人被视作抑郁症患者时，旁人只会与他保持距离。当一个人在情感上需要他人的共情抚慰时，却被迫接受服用药物等高度专业的治疗，这将加重他的痛苦。
当我们以为专家能解决混乱与痛苦，全心依赖专家的帮助，后果却是更加孤单、痛苦时，最终我们将完全放弃自己。换言之，错误的专业治疗会直接导致人们放弃自我，产生强烈的无力感。“抑郁症”的诊断结果，反倒为当事人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不是很讽刺吗？
精神医学对抑郁症的诊断，正在破坏我们社会长久以来天然形成的健康且自然的治疗方式。医学诊断尽管有所帮助，却也会带来副作用。
比起精神科医师给出的病因，造成我们生命痛苦的原因更多，也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