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奶奶的主祷文

我在丛林边长大。形象地说，我家的后院是100英亩 的森林。实际的面积比这大多了。我家的后院一望无际，超出了我年轻的双眼所能看到的范围，并且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它。我愿意在森林中越走越远，途中驻足研究鸟类、昆虫和爬行动物。我把各种东西撕开、扯碎。我搓掉指间的尘土。我聆听荒野中的万籁，并试图探寻它们的来源。

我也很会玩。我曾经用木棍做成剑，把石头堆成堡垒。我爬上树，在树枝上荡来荡去，将双腿悬在陡峭的悬崖边，从不该跳下来的高处跳下来。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遥远星球上的宇航员。我假装成猎人搜索猎物。我对着动物们高声喊叫，就好像它们是歌剧院里的观众。

我会高声叫喊“科依！”，这是当地原住民加瑞加尔人的语言，意思是“过来”。

当然，这样玩耍的人不止我一个。悉尼北郊有很多孩子和我一样热爱冒险、探索和幻想。我们期待孩子们能这样，我们希望他们这样玩。

一直到他们“太大”了，不再适合做这些事情为止。然后我们希望他们去上学、工作、结婚、攒钱、买房。

因为你知道，时钟嘀嗒不停歇，岁月却在催人老。

我奶奶是第一个告诉我人生不一定非得这样活的人。或者，我猜，她用行动给我树立的榜样甚于她的语言。

她在匈牙利长大。在那里度过了波希米亚式无拘无束的夏天，在巴拉顿湖凉爽的湖水里游泳，在度假胜地的北海岸山区远足，这里是演员、画家和诗人的驻足之地。冬天她在布达山帮着打理一家旅馆，后来纳粹分子强占了这里并将其变成党卫军（也就是“SS”）中央指挥部。

二战之后十年，在苏联占领初期，苏联共产党人开始封锁边境。她的母亲在试图非法越境进入奥地利时被抓住、拘留并判处两年监禁，不久后便离开人世。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期间，我的奶奶写反共传单并在布达佩斯街头散发。革命被镇压后，苏联开始逮捕数以万计的持不同政见者，她和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逃到澳大利亚，因为这里是他们从欧洲出发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踏足欧洲，但她骨子里那种波希米亚人的性情一点儿也没变。我听说，她是澳大利亚最早穿比基尼的女性之一，她还曾经因此被赶出邦迪海滩。她在新几内亚岛独自生活了好几年，即使在今天，那里仍是地球上最崎岖难行的地方之一。

虽然奶奶身体里流淌着德系犹太人的血，打小就是一个路德教教徒，但她是一个不受宗教束缚的人。我们的“主祷文”类似于英国作家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的诗《现在我们6岁了》，它的结尾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我6岁，已经很聪慧。

从今往后，永远如此聪慧。

她一遍又一遍地把那首诗念给我和我弟弟听，告诉我们，6岁是人生最好的年龄，她尽最大的努力以6岁孩子所具有的精神和敬畏之心来生活。

即使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奶奶也不情愿我们叫她“祖母”，她也不喜欢匈牙利语中的“纳吉妈妈”（nagymama）或其他亲切的昵称，如“芭比”（bubbie）、“奶奶”和“妠妠”（nana）。

在我们几个小男孩及其他人面前，她更愿听我们简单地叫她一声“薇拉”（Vera）。

薇拉教我学开车，在每条巷子里转来转去，让汽车随着收音机里的音乐“跳舞”。她告诉我要享受青春，品味年轻的感觉。她说，人长大后一切都毁了，千万别长大，永远不要长大。

一直到六七十岁，她仍然是我们心目中的“年轻人”，会和朋友、家人一起喝酒，享受美食，讲精彩的故事，帮助穷人、病人和不幸的人，假装成交响乐团的指挥，说说笑笑到深夜。按照任何人的标准去衡量，这都是“幸福生活”的标志。

但是，时钟嘀嗒不停歇，岁月却在催人老。

到了80多岁，薇拉只剩下一副躯壳了，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状态让人不忍直视。她身体虚弱，疾病缠身。虽然她仍有足够的智慧坚持要求我和我的未婚妻桑德拉结婚，但那时对她而言音乐已索然无趣，她几乎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她身上特有的那股活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后，她绝望了。“顺其自然吧。”她说道。

92岁时，她去世了。从她所教给我们的人生观来看，她的一生是幸福而长寿的。但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那个真正的她在多年前已经死去。

变老似乎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命的终结。在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后，体内的细胞缺少氧气，毒素会积聚，化学能量会耗尽，细胞结构也会分崩离析。几分钟后，我们所珍视的所有教养、智慧和记忆，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所有憧憬，都将被不可逆转地抹去。

我的母亲戴安娜临终时，我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和我的父亲、弟弟都在她身旁。因为她仅剩的那个肺严重积液，她没受太多罪，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我们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途中还有说有笑地谈论着我写的颂词，现在却一下子看到她在床上翻滚，用力地喘着气，已力不从心。她瞪着我们，满眼绝望。

我探过身去，在她耳边低声说，她是我心目中最棒的妈妈。几分钟后，她的神经元就死亡了，不仅抹去了我对她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的记忆，也抹去了她所有的记忆。我知道有些人能很安详地离去，但我的母亲却不是如此。此时此刻，她从一个把我养大的人变成了一堆抽搐的、窒息的杂乱细胞，所有细胞都在为争夺她体内产生的最后残存的原子层能量而斗争。

我只能这么想：“没有人告诉你死亡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

很少有人能像大屠杀纪录片制片人克劳德·朗兹曼那样深入地研究死亡，而他的阐述确实让人不寒而栗。“死亡都是残暴的，”他在2010年说，“世上没有自然死亡，一点儿也不像我们倾向于描述的那种场景：父亲在睡梦中安详地死去，身边围绕着他的亲人。我不相信那样的场景。”

即使没有意识到死亡是残暴的，孩子们也会在很小的时候慢慢地意识到死亡这一悲惨的结局。四五岁时，他们就知道人会死，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恐怖的想法、一个真实的噩梦。

一开始，因为孩子们的内心是平静的，他们倾向于认为有些人不会死，比如他们的父母、老师和他们自己。然而，在5～7岁，所有的孩子都开始理解死亡的普遍性。每个家庭成员都会死去，包括每只宠物、每种植物、他们所爱的一切，还有他们自己。我记得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时的情景，也清楚地记得我们最大的孩子亚历克丝意识到死亡时的情景。

“爸爸，你不会永远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很遗憾，我不会永远陪着你。”我说。亚历克丝为此断断续续地哭了好几天，然后突然就不哭了，也不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后来也没再提到这个话题。

很快，这个悲剧的想法就会藏在我们潜意识的深处。当孩子们被问到是否担心死亡时，他们往往会说他们不考虑死亡这件事。如果被问到他们对此有何看法，他们会说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死亡只有在很遥远的将来——他们老的时候才会发生。

我们大多数人会在50多岁还保留着这样的想法。死亡实在是太悲伤、太吓人了，以至于我们不能每天都纠结于其中。通常，我们很晚才会意识到死亡的来临。当它来敲门，而我们毫无准备时，这通常会令我们精神崩溃。

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宾·玛兰兹·赫尼格（Robin Marantz Henig）来说，这一切似乎来得迟一些，她直到做了奶奶才意识到死亡的“痛苦真相”。“你现在很幸运能享受当下美好的时光，”她写道，“你的孙子孙女的未来很长远，而你很难活得足够长，看到他们未来的每一个生日。”

在死亡真正来临之前，你需要莫大的勇气思考你所爱的人将死去，而且需要更大的勇气来深入思考自己也会死。

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首次唤起了我的这种勇气，他在电影《死亡诗社》中扮演约翰·基廷（John Keating）这个角色（该电影的主角，一位老师），他让十几岁的学生直视一张褪色的照片中那些早已死去的男孩的脸庞来给他们壮胆。

“他们和你们没什么两样吧？”基廷说道，“他们感觉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就跟你们现在的感觉一样……他们的眼里充满希望……但是先生们，你们看，这些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水仙花的肥料。”

基廷鼓励孩子们俯下身聆听来自坟墓的信息。他站在他们身后，用一种平静的、幽灵般的声音低声说道：“Carpe. Carpe diem.（拉丁语，意为活在当下。）小伙子们，要活在当下，让你们的生命与众不同。”

那一幕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不是因为那部电影，我很可能没有动力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在我20岁的时候，我终于听到别人说起我奶奶从小教我的那些话：尽你所能地让你的人生变得最美好；不要浪费时间；拥抱你的青春，尽你所能地坚持下去；为它而战，为它而战，永远不要停止为它而战。

但我们是为生命而战，而不是为青春而战。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在与死亡做斗争。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寿命相比从前长了许多，但是我们活得并不十分美好，一点儿也不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虽然我们的寿命增加了几十岁，但我们的人生——值得活下去的人生——并没有延长。 所以，当我们想到活到100岁时，大多数人还是会认为“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生命最后几十年的样子，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光鲜：呼吸机和药物鸡尾酒，褥疮和尿不湿，化疗和放疗，手术后再手术，还有医院账单。天哪！医院账单。

我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富裕国家的人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常常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生病，忍受着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痛苦。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随着贫穷国家民众寿命的不断增加，这将成为其他数十亿人的宿命。外科医生阿图尔·加万德（Atul Gawande）指出，我们在延长生命方面的成功造就了“使死亡成为一种医学体验”的效果。

但如果不是非得这样，会如何？如果我们不仅活得久，而且精神焕发，会如何？如果不是多活几年，而是多活几十年，会如何？如果晚年看起来跟之前的日子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会如何？如果通过拯救我们自己，我们也能拯救世界，会如何？

或许我们再也不能回到6岁，但是能不能回到26岁或者36岁？

如果我们能像孩子一样玩耍，而不必担心很快就会成年，做成年人必须做的事情，会如何？如果我们在青少年时期不需要如此急迫地去做必须做的事情，会如何？如果我们在20多岁不觉得“压力山大”，会如何？如果我们在三四十岁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会如何？如果我们在50多岁想重新来过，也想不出哪怕一个不应该这样做的理由，会如何？如果在60多岁并不纠结于怎么写遗嘱，而是才开始打算写遗嘱，会如何？

如果我们不必担心时钟嘀嗒不停歇，岁月却在催人老，又如何？如果我告诉你很快——事实上非常快——我们就不必那样活了，又如何？

好吧，这就是我马上要告诉你的事情。

***

我很幸运，经过30年对人类生物学真相的探索，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如果你来波士顿看我，你很可能会发现我在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室里忙得不可开交，在这里我是遗传学系的教授，也是保罗·F.格伦衰老生物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我还在我的母校新南威尔士大学创办了一个姐妹实验室。在我的实验室里，由杰出的学生和博士组成的团队加速和逆转了生物模型的衰老，并负责该领域中一些被引用最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已经发表在一些世界顶级科学期刊上。我还是《衰老》杂志的联合创办人，该杂志为其他科学家提供了平台，发表他们对当代最具挑战性和最令人兴奋的问题之一的研究成果。我也是健康与长寿研究院的共同创始人，该研究院由全球20位顶尖的研究衰老的学者组成。

为了将我的发现付诸实际应用，我协助创立了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并担任另外几家公司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些公司与致力于生命起源、基因组学、制药等科学领域研究的数百位顶尖学者合作。 当然，在我自己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之前几年，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些研究成果，但通过上述这些组织，我提前知道了许多其他革命性的发现，有的甚至提前了十年。接下来的内容将引你入门，供你参考。

我在澳大利亚获得了相当于爵士的头衔并担任大使，投入大量时间向世界各地的政界和商界领袖介绍我们对衰老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以及这对人类未来有何意义。

我已经把我的许多科学发现应用于自己的生活，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些结果完全属于趣闻逸事，但令人鼓舞。我现在50岁了 ，但感觉自己还像个孩子。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会告诉你，我的行为很像一个孩子。

这包括成为一个“黏嘴”，在澳大利亚是指一个好打听事儿的人，也许这源于噪钟鹊，它会啄穿我家门口奶瓶上的铝箔盖，偷喝里面的牛奶。我上高中时的老朋友依然喜欢取笑我，每当他们来到我父母家时，他们就会发现我在拆一些东西：一个宠物蛾的茧、一个蜘蛛用叶子卷成的庇护所、一台旧电脑、我父亲的工具、一辆汽车。我是“拆家能手”，只是我不太擅长把这些东西重新组装起来。

如果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工作的或者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会十分纠结。我现在还是不能忍受——但至少现在我从中受益很多。

我儿时的家坐落在一片岩石嶙峋的山坡上，山坡下面有一条河流入悉尼港。1788年4月，新南威尔士州首任州长亚瑟·菲利普在这里探险了几个月后，和他的第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囚犯及他们的家人在他所说的“宇宙中最美丽和最宽阔的港口”的海岸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是他在那里最得力的伙伴，1770年前后，他曾与詹姆斯·库克船长一起进行“环球航行”，沿着澳大利亚海岸线航行了一次。

为了打动他的同事，班克斯带着数以百计的植物标本回到伦敦，随后他游说乔治三世国王在这片大陆上建立一个英国罪犯流放殖民地，他认为最好的地方——不是巧合——会是“植物学湾”，它位于“班克斯角”。 来自第一支舰队的定居者很快发现，植物学湾尽管名字好听，却没有水源，于是他们乘船前往悉尼港，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溺河”之一，这是一条支流四通八达的深水航道，这条航道在上一次冰期之后因海平面上升淹没了霍克斯伯里河水系而形成。

10岁时，我已经通过探索发现我家后院的河水流入了悉尼港的一个分支“中港”（Middle Harbor）。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去探寻这条河的发源地，我迫切地想知道一条河流的源头是什么样的。

我顺着河流向上游探索，在第一个河流分岔处向左走，之后在下一个分岔处又向右走，在几个郊区进进出出。到了傍晚，我越过了地平线上的最后一座山，已离家好几英里 远。我不得不借用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打给我妈妈，求她来接我，此后我又试着向上游探寻了几次，但都没有找到最靠近发源地的位置。就像因寻找“青春之泉”的荒诞想法而闻名的佛罗里达发现者——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塞·德莱昂一样，我失败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变老，但是找到一个复杂生物过程的源头就像寻找河流源头的泉水一样不容易。

在探寻过程中，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些日子我甚至想放弃，但我坚持了下来。一路上，我看到了很多支流，也发现了可能是发源地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解释衰老是怎么演变的，以及它如何与我所称的衰老信息理论对应。我也会告诉你为什么我把衰老看作一种疾病——一种最常见的疾病、一种不仅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治疗的疾病，这即是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将向你介绍目前可以采取的步骤和正在研究的新疗法，这些疗法可能会减缓、停止或逆转衰老，从而终结我们所知的衰老。

是的，我充分认识到“终结我们所知的衰老”这几个字的含义，因此在第三部分，我将确认这些行动可能创造的诸多前景，并指明一条通向我们可以期待的未来之路，以及一个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健康寿命以获得更长的寿命的世界，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将度过没有疾病或残疾的人生。

有很多人会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童话故事——与H. G.威尔斯而不是达尔文的作品更接近的童话故事。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非常聪明，还有一些人甚至是我所尊重的、非常了解人类生物学的人。

那些人会告诉你，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诅咒我们短命。他们会说，你不太可能活到100岁，你的孩子的寿命长度也不太可能达到一个世纪。他们会说他们已经研究了所有相关的学科，并做了预测，看起来你的孙子孙女不太可能过上100岁生日。他们会说，就算你真的活到100岁，你也很可能不健康，而且你肯定活不了多久。就算他们勉强赞同你能长寿，他们也会告诉你这是这颗星球上最糟糕的事情。人类是这颗星球的敌人！

他们已经掌握所有相关的证据——事实上是人类的全部历史。

当然，他们会说，一点儿又一点儿，一千年又一千年，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在增加。过去大多数人活不到40岁，后来我们做到了；过去大多数人活不到50岁，后来我们做到了；过去大多数人活不到60岁，后来我们做到了。 总的来说，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干净的水，他们的预期寿命也在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平均寿命是从低处向上增长的；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预期寿命上升了。这就是人类死亡率的简单数学公式。

然而，尽管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在增加，但其上限并没有提高。有历史记录以来，我们知道有人活到了100岁，还有人活得更久一点儿。但能活到110岁的寥寥无几，几乎没有人能活到115岁。

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00亿人曾经生活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雅娜·卡尔曼特的法国人，她活到了120多岁。虽然有可能是她的女儿为了逃税冒名顶替了她，但大多数科学家相信她死于1997年，当时她122岁。 她是否活到那么大年纪真的无关紧要，其他人没有活那么久，我们大多数人，准确地讲，99.98%的人在100岁之前就死了。

因此，当人们说虽然我们的平均寿命有可能继续增加，但是我们不太可能突破寿命极限时，我们当然会信以为真。他们说延长老鼠或狗的寿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我们人类不同，我们已经活得够长了。

他们错了。

延长寿命和延长生命活力是两个概念。虽然两者我们都能做到，但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让人们活着——让他们在痛苦、疾病、虚弱和卧床不起中经受几十年的折磨，这可不是什么美德。

延长生命活力即将实现，这意味着我们将活得更久，而且活得更阳光、更健康、更快乐。它来得比大多数人预期的快。等今天出生的孩子都到了中年时，雅娜·卡尔曼特甚至可能不再是有史以来最长寿的100位老人之一。到22世纪初，某个人在122岁时去世，在人们看来都是很正常的，算不上特别长寿。活到120岁也许不再是什么异类，而是每个人都能期待达到的寿命，以至于我们甚至都不会称之为“长寿”，而是简单地称之为“生命”，我们将悲伤地回忆起历史上人类不能活这么久的日子。

寿命的上限到底是多少？我想是没有上限的。我的许多同事都同意这个观点。 没有哪个生物学法则说我们必然衰老。 那些说有上限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让死亡成为一件罕见的事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能在将来实现它，并且指日可待。

事实上，所有这些都必将实现——健康长寿在望。是呀，虽然整个人类历史都表明了相反的事实，但是在这个特殊的世纪，延长寿命科学认为以前这些一根筋的想法都是误导人的。

我们甚至需要采取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来开始思考这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在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为此提供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相信，甚至坚定地相信，这些技术根本无法实现。

但是这种想法就像当初人们想飞上天一样——直到有一天有人做到了。

现在，莱特兄弟又回到了他们的工场，他们成功驾驶滑翔机降落在了基蒂霍克的沙丘上。世界即将改变。

就像1903年12月17日之前一样，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根本没有基础来构建可操控的、动力驱动的飞行这一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在人们看来是变戏法式的幻想，是虚构小说里的东西。

但后来，飞机升空，一切都改变了。

我们正处于另一个历史转折点，那些迄今为止看似不可思议的事物终将成为现实。这是一个人类将重新定义什么是可能的时代，以及一个终结不可能的时代。

事实上，这是一个我们将重新定义人类意义的时代，因为这不仅是一场革命的开始，也是一场进化的开始。 56E9xuA1oASXAx6wOqRgClaPl2reS5H/ve0eCsHSBSpbEFIpeonZnWCC6U2feT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