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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入华盛顿工作，观察华盛顿的政治体制时，我意识到经济政策的混乱是由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主要有三个根源：对基础经济学的无知、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
经济学在传统上分为两个分支：第一个是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国民经济、繁荣与萧条、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第二个是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应投入多少资源用于制作电子游戏，而不是种植西红柿之类的资源配置问题，以及谁应当得到多少的收入分配问题。而经济政策的三个失败根源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体现。
把经济学当作灵丹妙药的做法困扰着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对基础经济学知识的浅薄理解与极端的意识形态。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也会助长这种风气，他们通常也不确定正确答案是什么。在宏观经济学中，利益集团的角色一直都很重要，但当宏观政策走错了方向，对经济学的无知和意识形态通常是罪魁祸首。
与宏观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微观经济问题上的诸如贸易协定或税收法案的“细节”等好的建议没能通过时，利益集团通常会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对经济学的无知和极端的意识形态令问题更加混乱，让民众更加迷茫。如果政界人士意识到追求稳健的经济政策会让自己失去选票，他们就会站在激进的一边。因此，原则总是让位于资本。
让我们依次讨论这三大失败根源，第一个根源是大众认为最容易解决的：对基础经济学的无知。
像销售商品一样，政治主见可以是短小精悍的口号，短到可以印到T恤或棒球帽上，例如“让美国再次强大”。毕竟政界人士是在和智能手机以及能收看500个频道的有线电视争抢人们短暂的注意力。
全面而缜密的政治主见往往是枯燥而冗长的，但是当那些在推特和短视频中长大的选民开始投票时，你就得想一个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新招。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可能是你至今发现的最精明的政界人士，他几十年前就建议他的众议院同僚们“练习把任何大道理在40秒内于镜头前讲完”。 1 那是1986年。如今，这个长度应该缩短至“10秒或140个字”。在这样的政治口号中，准确性并不重要，缜密也不再重要。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贸易保护主义者坚称，限制贸易的举措“拯救了美国人的就业”。谁不希望把美国的就业机会从“不公平”的国际竞争中挽救回来呢？但是冷静地分析一下，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通过限制进口来挽救一些工作的代价往往是牺牲其他一些工作，这将在本书后面章节展开讨论。然而，支持这个结论的论据却很微妙，而且多少有些复杂，它们甚至还涉及令人头大的汇率问题。此外，还涉及诸多限制条件。自由贸易并不总是最好的政策，只是通常如此，就像每个务实的经济学家都会从两个方面来讨论问题一样（对不起，杜鲁门）。只是在政治层面，微妙是一个巨大的劣势。
另一个例子是：虽然事实已经证明了经济学家的主张，但一些环保主义者仍然对通过碳排放税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来发放“污染许可证”的做法感到恐惧。仔细想想，那些听起来糟糕的污染许可证，其实是社会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工业监管来保护空气和水质的一种极好的方式。听起来不是挺好的吗？在得出结论之前，你需要对意识形态做个梳理。即便如此，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相对于直接管控的优越性并非一直存在，因为例外在所难免。例如在重度雾霾或化学品泄漏威胁生命时，你不会寄希望于只依赖污染税去管理。
其他情况也是如此。供给学派的支持者吹捧里根或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实际上会增加税收，这实在好笑，因为你实在没办法通过减法来得到加法的结果。毋庸置疑，供给学派的支持者指出的高税率会对税收产生抑制作用。鹰派货币政策人士对于美联储2009年至2014年增发大量货币会立即带来通胀的顾虑也实属夸张，至今我们仍未等到这令人担忧的时刻。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质疑货币与物价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削减国家债务对于长期增长计划的必要性是切实存在的，但你会指望你最喜欢的电视主持人在20秒内解释清楚这些问题吗？
当经济学家们意见不一致时，从大众媒体或社交媒体上基本得不到帮助的公众便很难区分可靠的经济建议和骗人的鬼话。政界人士趁机将后者伪装成前者，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此时，大众又有什么办法呢？有几个经济学家会跳出来反对呢？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缺乏经济学家支持的不切实际的政策方案有时会大获全胜。
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学家认为，知识是无知的死敌。从长远来看，通过艰苦的研究获得的更深入、更可靠、更量化的经济学知识将有助于经济学家达成更广泛的共识，从而形成更好的经济政策，至少我们希望如此。然而，这一过程极其缓慢，而且从本质上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若是无知导致了糟糕的政策，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关键问题不在于经济学家知道得太少，尽管这可能是事实，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没有很好地利用经济学家所掌握的知识，而且政界人士经常习惯性地忽视他们。由于立场不同，经济学家的建议难以被政界人士采纳。
若要影响公共政策讨论，我们必须让民众获取、理解和相信那些经济学知识，哪怕只是弄清基本事实。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然而，与我在做相同事情的人并不多，而且经济学家的著作只能触及一小部分选民。这少量的读者很难和每天被铺天盖地的新闻、博客、微博和帖子影响着的庞大受众相提并论。真正需要做的是，铲除像花园里的杂草一样扎根在大众舆论中的错误观念。如今，由于对经济学常识的普遍缺乏，选民很容易为利己的演讲家所游说。
我们应当如何来改善这个问题？因为公民个体几乎没有动力去自学经济学，所以更高水平的经济新闻报道，尤其是电视报道，对于提高公民个体的经济学知识会有所帮助。学校里更多更好的经济学课程也会大有帮助，我所说的学校不仅包括大学，还包括高中和初中。由于精通经济学的记者和教师严重短缺，这些艰巨的目标很难在短期内实现。
与此同时，一位美国总统在一个任期内可以为提高全民经济素养方面所做的效果，有时可能比一群经济学家一辈子所能做的效果还要惊人。例如，肯尼迪总统将财政政策从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得经济蓬勃发展。感谢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尤其是卡特总统对民众的宣传，他们解除了对航空运输和卡车运输的管制，让经济学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对不公平且极其复杂的税收系统的批评已是司空见惯，但当它从里根总统嘴里说出来时，声音显得格外洪亮。克林顿总统被奥巴马总统称为“宣传部部长”。这些总统都对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头号讲坛也不总能带来正面的启示，例如：约翰逊总统坚持认为，美国可以在不加剧通胀的情况下同时兼顾国防和民生；里根总统向美国人保证，即使税率下降、国防开支增加，供给学派创造的奇迹也会保持预算平衡；克林顿总统把《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说成是大量就业机会的创造者，这虽是一项好政策，但并非好论点。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会阻碍民众经济知识的进步。
特朗普总统把这个问题又升级了好几层，他不仅否认了基本经济理论（比如国际贸易会带来好处），还经常提出有悖于常理的主张（例如他的“了不起的”医保计划要用更低的成本覆盖每一个人，但如何实现呢），甚至违背基本事实，还要去声称所谓的“另类事实”。
对比结果异常鲜明：开明且富有领袖精神的总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长期树立的形象，确实可以引导出更好的经济政策；相应的坏消息是，总统也可以在他们的横幅上写上简单教条的口号，结果可想而知。因此，通往更好政策的道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真的需要一位好总统。
导致经济政策失败的原因还有意识形态，它是稳健经济政策的劲敌。需要明确的是，我不认为经济决策中应该排除哲学考虑和道德价值观，因为许多深刻的经济问题都涉及道德问题，比如减少不平等现象和保护地球免受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遗憾的是，意识形态就像神话，相信的人会毫不犹豫地相信。
反对自由市场的左翼人士认为贸易自由是愚蠢的，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Glass-Steagall Act
）导致了金融危机，而且市场化的环境保护措施理应予以废除，所以他们坚决拥护施加各项政府管制。右翼人士则认为，降低富人的税率将加速经济增长，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将刺激生产，金融市场的效率将令人震惊，所以他们坚决拥护累退税制
。
但是僵化的意识形态并不基于逻辑和事实，尤其是当有效但错位的意识形态更关注手段而非目的时，合理的经济政策将难以形成。实用主义者并不关心一项政策是通过贴上“支持市场”还是“反对市场”的标签来发挥作用的，他们更关心政策是否有效，尤其是它的经济效益是否大于成本支出。
好的经济政策可以利用市场机制的优点（比如保持贸易自由和减少税收漏洞），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比如限制污染和打击垄断），纠正市场机制的问题（比如对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对银行体系的安全保障）。这种折中主义要求将事实和逻辑置于虚构和意识形态之上，以结果为导向。遗憾的是，太多的人通过扭曲的意识形态来看待世界，用没有逻辑的语言甚至“另类事实”来代替理性的思辨。
意识形态不会轻易消逝。纵览全球历史，意识形态对逻辑和事实有着强大抵抗力，尤其是当它被用作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障眼法时。正如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所讽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的薪水不足以刺激他去理解某事，那么想让他理解这件事是相当困难的。” 2
幸运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总和经济学作对。有时纯粹是运气使然，意识形态会向着建设性的方向前进。多年来，美国人所谓的对自由贸易的大力支持，其实是对所有特殊贸易保护诉求的有力制衡。几十年来，美国几乎一直走在自由贸易的前沿，尽管这种情况最近有所改变。同样地，美国人对自由市场的认同限制了租金管制的蔓延，尽管各地的租户数量远远超过房东数量。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良好的经济政策通过利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获得支持。解除对卡车运输和航空运输的管制之所以受到欢迎，部分原因是这项措施既吸引了支持消费者的左翼的同情，也获得了崇尚自由市场的右翼的认可。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时候，它还被当作反通货膨胀的工具使用，尽管这具有误导性。
上述事件是偶然的，而非系统性的。当推行良好的经济政策时，功劳几乎总是归于那些精明的政界人士，他们在正确的时机抛出了正确的话题，并知道如何营销它。这里存在利好的一面，但我们不能指望它们经常发生。一般规律是，良好的经济政策在务实的氛围中可以蓬勃发展，在扭曲的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会萎靡不振。但我没有冷却狂热的意识形态的良方，而政界人士往往通过煽动意识形态之火而一举成名。
还有一个严重影响经济政策质量的根源是利益集团，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不考虑政治因素的话，经济学的量化既简单又直接。例如，如果一项政策提议会让1 000万人每人损失2美元，而另外10人每人可获得100万美元，那么很容易算出来全国累计净损失是1 000万美元。经济学家必然不会支持这个提议。我们却很难证明这样的想法全然不对，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理由来支持这10个赢家而不是那1 000万个输家。尽管如此，经济学家还是会本能地质疑这种说法。如果反复采取这样的负和政策，那么社会最终会变得更穷。
然而，只有单纯的经济学家才会因为简单的算术问题而烦恼。相反，政界人士掌握着政治命脉，可以接收到完全不同的信号。毕竟，谁会真的在乎区区2美元的损失呢？政界人士明白，相比于1 000万个默默无闻的美国百姓，10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对国家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另外，其中一些人可能会给政客们带来大笔竞选资金。由于很少有政界人士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站台，所以大多数的政治层面利好政策会给经济层面带来负面影响。
这个例子可能看起来有些牵强，但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普遍问题：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的行事逻辑经常指向相反的方向。保护主义和税收漏洞对政治的强大诱惑力都存在以下道理：它们的好处是集中的、引人注目的、容易看见的，而代价是分散的、微妙的、几乎看不见的，像小雨一样落在选民身上，不易被察觉。
政治思维和经济思维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经济思维很少在国会或州立法机构中流行的原因。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造成少数人损失的政策，虽然会引来经济学家的拍手叫好，但政界人士不可能附议。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些政策意见经常不被采纳。
部分原因归结于政界人士的视野短浅狭隘。正如里根的第一任预算主管、前国会议员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多年前所说：“政界人士很少向前看或环顾四周。两年的时间长度和一个国会选区的范围就是他们全部的视野了。” 3
我们再谈一下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之间的选择。纺织品配额或许对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工人有利，却损害了其他各州消费者的利益；日本进口汽车配额对密歇根州有利，但是伤害了其他49个州中的大多数；对钢铁工业的保护虽然帮助了俄亥俄州，但是那些购买钢铁而不生产钢铁的州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提出要纺织品配额，密歇根州的代表提出要汽车配额，俄亥俄州的代表提出要限制钢铁进口。很快，所有的州都争相效仿，政府逐个妥协。一切都显得很民主。
由于没有人对美国的整体经济福祉给予足够的关注，事情照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失控。人们仿佛意识不到：在答应了一个州的请求后，你就很难不妥协于下一个州。但若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保护主义措施加在一起，会给整个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尽管南卡罗来纳州的人们从纺织配额中获得了就业和利润，但当为汽车、钢铁产品等花更多钱时，他们才会意识到算总账无疑是亏了。
既然对纺织业的保护符合南卡罗来纳州的自身利益，那它就也符合其选出的国会代表的利益。同样地，任何一个州都可以为自己州的主导产业谋求保护，让其他州来买单。每个州自谋生路，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如果每个州和地区都实施保护主义，那么整个国家的损失可想而知。但如果你尝试过向一位来自主要产业受到进口威胁的地区的议员阐述这个道理的话，那么你会非常同意众议院前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议员）的著名观点：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
这是一种同舟共济民族感的缺失。可以想象，当南卡罗来纳州、密歇根州或俄亥俄州以牺牲邻州为代价而获利时，它们对美国整体经济而言没有任何好处。一个小家庭往往都可以抵挡以牺牲邻居代价来获得自己利益的诱惑，因为他们期望邻居也会给予他们同样的尊重，但国会议员却做不到，他们认为这会害他们丢掉选票。我们经常看到在外交或国防问题上符合国家利益的合作，有时甚至是两党合作，此时地方利益远没有那么重要。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军事基地的选址。但当政策涉及地方经济利益时，国会议员很少会站在国家立场。爱国主义经不起金钱的诱惑。
新泽西州、堪萨斯州或俄勒冈州的选民选出了自己的参议员。纽约第四区、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第二十八区或得克萨斯州第十二区的选民有自己的众议员。当选的代表维护选民的权利无可厚非。无论他们是无私地为了选民，抑或是自私地为了自己连任，都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选区的代表都会本能地倾向于选区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你如果质疑这一点，就想想为什么美国海军会在印第安纳州和田纳西州设有军事设施吧。所以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我们没有把优秀的人选出来（远不止这么简单），而在于地方性的政治体系。
然而，特殊的利益集团并不总能如愿以偿：贸易保护的请求并不总会得到满足，某些税收漏洞还是会被堵上，工业污染者还是要面对严厉的环境法规。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提高监管门槛之前，银行家就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要理解为什么多数人的利益有时会受到重视和保护，我们需要看看美国的政治体系中那些被全国民众选举出来的代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总统。
总统的政治视角与国会议员完全不同，只有总统是由全体美国人民选举出来并应对全体美国人民负责的人。即使只考虑狭隘的政治利益，总统也应意识到在不同地区之间顾此失彼的政策终究是行不通的。有更高追求的总统应当心怀为国家服务的愿望，承担促进公众福利的宪法义务，重视历史的客观评判。
总统与国会在经济政策上的制度差异比在外交政策上更为明显，因为不同州和地区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相差无几，而经济利益有时却有着天壤之别。有人曾经开参议员的玩笑，说他们分别是钢铁参议员、化工参议员、农业参议员等。这种绰号并非毫无道理，但几乎不会有人这样形容总统，因为总统理应有更广阔的视野。
原则上，总统并不是唯一一个代表全国选民的政治角色。两大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为了生存也会考虑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尽管根据选区的划分会略有调整。因此，被广泛讨论的领导人权力的下降，以及相应的国会话语权的上升，可能对国家整体的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好处。同样地，国会委员们肩负的责任要求他们对国家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他们有时表现得不错，但近几十年来，他们的权力确实削弱了。联邦法院也应服务于广泛的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或佛罗里达州的地方利益。我们知道，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政府机构的制衡体系能够防止优待特定的行业或特定的地区，平衡了公共利益和利益集团。在这一方面，麦迪逊总统的做法堪称完美。
结论并不出人意料，那些着眼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治领袖会成就更好的政策。领袖的政治家风范滋养了公民的公益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能否制定出健全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指引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问题。
但别理解错了，我并不是说美国多元的政治体系精确地平衡了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反，利益集团在政界人士的帮助下过得太滋润了。虽然有的政治家具有崇高的风度和公益精神，但也不乏一些政界人士心胸狭窄只想着政治分肥，只不过有一些彼此制衡的力量使这个体系不至于分崩离析。
我们真的可以削弱利益集团的力量吗？也许吧。毕竟争取特殊利益的代表也并不总能成功，但所有可能的失败都来自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原因。经济学家本能地拥护广大的公共利益，反对特殊利益团体，这实际上是一种条件反射。举例来说，广泛的贸易协定之类的政策承诺的好处是分散的、公众不易感知的，而对受影响行业施加的成本是集中的、容易察觉的，我们依然会认为这是一项好的政策，即便它在政治上是失败的。
政界人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有政见自然都会被描绘成符合国家利益的表达，但是如果不从选民的角度出发，政界人士的政治生涯也不会长久，所以他们还是会把所在州或选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经济学家和其他技术专家不同，成功的政界人士永远不会忘记是谁选他们到华盛顿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都明白政治世界里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以牺牲大多数人每人少量的利益来换取少数人明显可观的利益，比如特殊的税收优惠，往往可以赢得更多的选票。那些为广大百姓谋福利的行为，比如自由贸易协定，若是伤害了利益集团，其政治生涯也就到了尽头。
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在这一观察结果的政策含义上存在着严重分歧。除非经济学家受雇于特殊利益集团，否则他们总是原则性地反对利益集团。毕竟，既然你不参加选举，为什么不做一个高尚的人呢？经常参与选举的政界人士，自然不希望自我牺牲，而是更加注意自我保护。正如我前面所说，他们来自不同的文明。